摘要：今日我们探讨的话题是历史上的“花和尚”。在展开论述前，必须明确历史上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难以估量。中国思想领域的重大变革，其一为诸子百家时期，其二为佛教传入阶段，后者对中国思想形成全面影响，且这种影响延续至今，渗透至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等诸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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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们探讨的话题是历史上的“花和尚”。在展开论述前，必须明确历史上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难以估量。中国思想领域的重大变革，其一为诸子百家时期，其二为佛教传入阶段，后者对中国思想形成全面影响，且这种影响延续至今，渗透至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等诸多层面。

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众多令人敬仰的高僧，例如玄奘、义净、一行、鉴真、空海、怀素、八大山人等。这些高僧不仅对中国本土文化建设贡献卓著，还对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他们均为佛教界的正面典型。然而，佛门之中亦不乏败类。

若从一般社会群体视角来看，成员有善有恶实属正常。但佛教倡导六根清净、出世修行且劝人向善，若佛门弟子自身行为不端，必然格外引人关注。

这并非意味着佛教界出现败类的概率高于其他行业，而是因其宗教属性，社会对其有更高期待，类似教育行业——教育行业中虽有部分人难以经受考验，但不能据此判定教育行业比其他行业更堕落，只因教师肩负“为人师表”的职责，社会对其道德标准要求更高，佛教界的情况与此相通。

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关于具体为西汉还是东汉，史学界尚存争议，此处暂不展开讨论。但佛教在中国的大规模发展，无疑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佛教的兴盛，佛门败类亦随之出现。以东晋为例，东晋时期佛教发展迅猛，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关系密切。据《晋书》卷64记载，孝武帝后宫“姏姆尼僧,尤为亲昵”，即孝武帝更信赖身边近侍，如保姆、尼姑、僧人等，而非外朝大臣，其用人标准带有明显的任人唯亲倾向。

对此，大臣许荣提出批评，指出后宫“秽慢阿尼，酒色是耽”，这番言论既是对孝武帝的劝谏，也隐含对僧尼秽乱后宫的指责。北魏中后期，佛教发展同样迅猛。尽管北魏历史上曾出现“毁佛”运动，但此后佛教迅速反弹，甚至走向“佞佛”的极端，尤其在孝文帝至宣武帝时期，佛教发展达到高峰，期间涌现出诸多享有特权的僧人，慧深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其行为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贡献。

慧深曾向宣武帝提议：“僧尼之法不得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还配本属。”这一建议实质是要求僧尼享有治外法权，即僧尼犯法后，仅需依据佛门戒律惩处，无需遵从国家法律。宣武帝竟应允此提议，这一决策造成严重后果——当时佛门戒律远宽松于国家法律，即便僧尼犯下重罪，最重处罚也仅是逐出教门或上枷，不存在死刑。

在这种制度下，本就有不少人因逃避赋税、徭役而遁入空门，治外法权的设立更促使更多人出家。同时，享有治外法权的僧尼愈发嚣张跋扈，正如近代史上享有治外法权的洋人在中国横行无忌一般。因此，北魏后期的佛门绝非清净之地，部分僧尼结交权贵、参与卖官鬻爵等不法活动，甚至插手朝政、聚众作乱。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南北方诸多佛寺均设有僧兵（少林寺僧兵的起源便源于此），这些僧兵成为部分宗教人士作乱的武装基础。北魏时期，僧人率领的叛乱频发，且部分叛乱规模庞大，这表明部分僧徒已完全背离佛门戒律，沦为追名逐利的世俗之人，甚至借助治外法权为非作歹，其中不乏生活作风不检点的“花和尚”。

需强调的是，生活作风问题并非佛教界独有，但因佛教“六根清净”的教义，此类问题在佛门中更具反差感，故而更受关注。同时需纠正部分讲史者的错误观点：部分人因未能准确解读古籍，对北魏瑶光寺的记载存在歪曲。《洛阳伽蓝记》中提及瑶光寺有众多妃嫔、公主出家，且寺内有妇人“性爱道场”，此处“性爱”并非现代含义，而是指“本性喜爱”，即妃嫔、公主因真心喜爱佛法而在此出家，部分讲史者将其曲解为“瑶光寺是淫窟”，实属对古籍的误读。

不过，历史上确有妃嫔与僧道私通的案例。后宫妃嫔若有外心，僧道往往成为其勾搭对象，因僧道拥有自由出入宫廷的便利，可借讲论佛法、道法之名与妃嫔接触。北齐武成皇后胡氏（高湛的正宫皇后）便是典型例子，胡氏本性不耐寂寞，最初与和士开有私情，和士开被高俨诛杀后，又与僧人昙献私通。

胡氏曾将昙献接入后宫后殿，并以“听讲佛法”为名，挑选100名容貌俊美的僧人（含昙献）在后宫长期居住，与自己朝夕相处。宫中僧徒甚至戏称昙献为“太上皇”，足见二人关系之亲密。后来，胡氏之子高纬听闻太后作风不端，起初并不相信，直至某次探望太后时，见太后身旁有两位容貌俊美的“小尼姑”，便欲将其召幸，却发现这两位“小尼姑”实为男子，胡氏与昙献的私情就此败露。事后，昙献等人被高纬处死，胡氏因是高纬生母得以保全，直至北齐灭亡后随迁至北周。

南朝梁元帝萧绎的妃子徐氏亦有类似行为。徐氏嗜酒且好色，常饮酒至酩酊大醉，甚至曾在梁元帝到访时呕吐于其身上。徐氏先与荆州僧人智远道人私通（南北朝隋唐时期僧人也可以叫做道人），后又与大臣暨季江有染。暨季江曾感慨“徐娘虽老犹尚多情”，成语“徐娘半老”便由此而来，徐氏也因此成为与“花和尚”有染的典型人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参与政治的现象较为普遍，部分僧人凭借政治影响力获得特权，如释慧琳被称为“黑衣宰相”，道士陶弘景被称为“山中宰相”。尽管这些人品行尚可，但僧道群体一旦掌握权力，其教团中便难免有人利用权力为非作歹——顶级僧道或许能坚守戒律，但其下属则未必能做到，这是人性的弱点所致，核心问题在于不应有人享有特权。

提及历史上著名的“花和尚”，武则天时期的薛怀义当属典型。薛怀义原名冯小宝，本是街头卖艺、贩药之人，因孔武有力、相貌堂堂，被千金公主看中后献给武则天，成为武则天首位有明确记载的男宠。武则天为方便薛怀义出入后宫，令其出家为僧，以“讲论佛法”为名陪伴左右。

薛怀义不仅是武则天的男宠，还在政治层面发挥重要作用。武则天筹备称帝期间，需借助佛法制造“君权神授”的舆论，薛怀义主持编撰《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伪造《宝雨经》，并在全国范围内建造大型弥勒像，推动《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与《宝雨经》的传播，同时主持修建洛阳明堂、天堂等大型建筑。后来，薛怀义因不满武则天宠幸御医沈南璆，怒而纵火焚烧明堂，火势蔓延至天堂，两座巨型建筑均被烧毁。

武则天时期，部分尼姑同样存在违法乱纪行为。麟趾寺有一位老尼，常谎称自己每日仅食“一粒米、一粒麻”，以此伪装成得道高尼。实则她白天故作清修姿态，夜晚却聚众宴饮作乐、生活奢靡。明堂、天堂被烧毁后，老尼入宫安慰武则天，却遭武则天怒斥——武则天正为火灾之事怒火中烧，见老尼前来，便质问其为何未能预知火灾。随后，有人向武则天揭发老尼的真实行径：不仅“一麻一米”是谎言，还常聚众淫乱。武则天震怒之下，下令将老尼及其同伙全部没为官奴婢。

隋唐时期，僧尼违法乱纪（尤其生活作风问题）的案例不胜枚举，宋代亦是如此。周密所著《癸辛杂识》记载，临平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尼庵——明因尼寺，男性僧官途经此处时，常要求庵中年轻貌美的小尼姑陪寝。小尼姑们虽不堪其扰，但因僧官手握权势而敢怒不敢言。最终，尼庵被迫专门设一间“尼站”，将违反纪律需受处罚的尼姑送入其中，以供僧官享乐。这一案例既暴露了部分僧官的腐败，也反映出当时尼姑群体的无奈。

明清时期，僧人的法律地位与经济地位均大幅下滑——治外法权被废除，僧团原有的大规模经济特权（如免税、占有大量土地等）也基本消失，其社会形象随之下降。冯梦龙所著《古今笑史》中，收录了大量调侃僧人的段子，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僧道群体社会地位下降，另一方面也与历史上积累的僧道违法乱纪案例有关，导致社会对僧道形成负面刻板印象。

尽管明清时期仍有许多僧道恪守戒律、堪称楷模，但“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部分败类的行为对整个僧道群体的形象造成严重损害。明清时期关于僧人的负面记载数量极多，若逐一列举，篇幅将过于冗长。以色情小说《灯草和尚》为例，作者选择和尚作为主角，便是当时社会对僧道负面刻板印象的直接体现。

除生活作风问题外，历史上僧道违法乱纪的行为还常与经济特权相关。魏晋隋唐时期，僧人享有诸多经济特权：广占“福田”（即土地）、荫占人口，享有免税或减税待遇，同时因掌握大量资本而频繁从事放贷活动。

从出土文物来看，库车库木吐拉出土的大谷文书8047号《唐大历十六年（781）三月杨三娘举钱契》，8056号《唐大历十六年（781）六月米十四举钱契》显示，当时民众常向佛寺的“药方邑”（佛寺内设的金融机构）借贷，此类借贷的年化利率高达40%。部分佛寺的放贷收入甚至占其全年总收入的1/3。

需明确的是，僧人并非不可拥有财产，但宗教修行不应以谋利为核心。历史上那些生活败坏的“花和尚”，几乎无一例外在财产方面表现贪婪——“财”与“色”向来密不可分，如同并蒂莲般难以分割。由此可见，宗教界人士若无法抵御“色”的诱惑，同样难以抵御“财”的侵蚀。

综上，我们并非认为佛教界的败类数量多于其他行业，而是佛教教义倡导“六根清净、遁入空门”，佛门弟子理当以更高标准约束自身行为。如今，网络上仍能看到部分佛寺坚守戒律、高僧辈出的正面案例，这些案例令人钦佩；但同时也存在少数佛门败类，此类现象不仅需引起社会关注，更应成为宗教界人士的警示。

来源：于赓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