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对日本侵略军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战役"百团大战"后，日伪军集中了大量兵力向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野蛮的报复性"大扫荡"，极端残酷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们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进行得十分艰难。1942年8月，毛泽东同志提请华中局新四军
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对日本侵略军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战役"百团大战"后，日伪军集中了大量兵力向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野蛮的报复性"大扫荡"，极端残酷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们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进行得十分艰难。1942年8月，毛泽东同志提请华中局新四军领导注意，伴随着极端残酷的斗争，根据地必然要缩小。在此情况下，他要求对精兵简政工作早作通盘计划。打这以后，各机关、部队开始精兵简政。
在精简工作中，苏北根据地领导部门本着"缩小机关，减少单位，精干上层，加强下层"的原则，坚决压缩党政军领导机关。各县所辖的区都进行了调整，两三个区合并为一个大区，许多干部都降级使用，加强对基层的领导。为了保存实力，适应长期斗争和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从各大机关、部队抽调一部分干部赴延安学习。1942年秋，华东局指名，调我赴延安学习。
我们华东局赴延安干部队一共有二十几人，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我任党支部书记，旅参谋长杜国平任队长。华东局规定赴延的人员：一、不准带警卫员；二、不准带小孩；三、不准带武器；四、行李量力自带。那时吴泽芳同志带有老婆、小孩，不合条件。结果，当即退回淮南区党委另行分配工作了。
当时，日伪军还是十分猖狂的，我根据地被日伪顽等敌对势力分隔成几块，互不相联。而且，日军还不断地派兵向我根据地扫荡。在我们出发前，华东局组织部长告诉我们，华东局第一批去延安的干部都已到达山东地区了，可不幸被日伪军发现了行踪，有几个干部被敌人打伤打死，其余的人全都退回了华东局。我们都知道，通往延安的路是非常艰险的，但我们中没有一个人退缩，其中还有五人是干部家属。就这样，我们一行约三十来人向延安出发了。
预先我制定了行走路线，就是从我熟悉的淮宝县东渡运河到沭阳县，然后，过陇海铁路，到山东。可是，当我带领干部队行至淮宝，一过运河，就碰到了日本鬼子的军队对沭阳等地进行扫荡，我们手无寸铁，不能继续前进，只好退回到华东局驻地。过了几天，华东局的有关同志来和我们研究改变路线到延安的事宜，最后决定让我们改走淮宝县西渡洪泽湖到邳睢铜根据地，然后经微山湖到冀鲁豫根据地。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经过日伪军肆虐的山东根据地了。在这同时，华东局的同志提醒我们说，这条路线比经山东是少些危险，但你们碰到的第一难关是微山湖到冀鲁豫，这之间有两百四十多华里的路程，一夜之间，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其中，日伪军占领地有一百二十多里，国民党军占领地有一百二十多里。必须设法通过。那时我们真的是很单纯的，华东局的同志刚交代完，大家就在一起笑谈怎样化装、怎样巧妙通过敌人封锁线，根本没把生死放心上。我也笑着说，古代伍子胥过韶关，只有一道关要过，他都急白了头，而我们去延安却不知道要闯多少关关卡卡。到了延安后，不知道我们该是满头白发，还是头发都急得掉光了。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很快，我们赴延干部队顺利到达邳睢铜根据地，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我们好不容易同微山湖游击队联系上了。到了微山湖，我们只能在游击队的船上休息。为确保我们的安全，微山湖游击队派出侦察员打探从微山湖到冀鲁豫根据地的敌情以及与冀鲁豫区党委接头。
为了等消息，我们一班人在船上生活了几天，那些日子真是很难受。我是山里人，从小和水没打过什么交道，所以不习惯在水上生活。另外，考虑同志们的安危，担心路上发生意外，急于等侦察员回来好争取时间赶路。许多到过微山湖的人都会夸那里美丽的水上风光，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微山湖上的蚊子又多又大呢？我睡的那个船上吊有蚊帐，但那些蚊子不知怎么有那么大的本领，每天都能混进蚊帐里来咬我。几天下来，我全身都是被蚊子咬成疙瘩，痒得我把皮都抓破了。
好不容易等到侦察员和联系人回来了。他们告诉我，他们已与冀鲁豫区党委取得了联系，冀鲁豫区党委决定让我们分两个晚上，从微山湖赶二百四十里的路程，到他们区委所在地。每晚必须走一百二十里的路，中途在一个村子里隐蔽一个白天，晚上继续赶路。得到区党委的指示，我们大家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两天之后我们就能到达冀鲁豫根据地了，担心的是一个晚上要步行一百二十多里的路，我们是否能行？万一有走不动路的，那又该怎么办？当时微山湖一带常有日伪军骚扰，我们在船上是不能久留的，所以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大家统一了思想，马上就分头准备，当晚出发。
为了保证一个夜晚能赶一百二十来里的路途，我们在天未黑时就上路了。在五个带短枪的游击队员护送下，我们顺利走到了冀鲁豫党委为我们安排的一个村庄。一到村子口，这个村的秘密党支部书记就叫来了十几个党员，每一个党员负责带一、两个我们的干部到他们的家里隐藏。我和队长杜国平由村支部书记带回他家。据了解，这个村庄很大，是日伪军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交界处。一般情况下，躲藏在这儿还是比较安全的。说来也真是倒霉，我们到的那天，正巧离这个村子西边一里多路的一个村庄有戏班子在演戏，那么在我们所在的村子东边的一个伪军据点里的伪军知道消息后，就一个班、一个排的去看白戏（不用花钱买票看戏）。伪军来来回回都要经过我们躲藏的村子。虽然我们只需要在这个村子里躲一个白天，但伪军在这个村子里来来回回的转，也真够紧张的了。带我和杜国平的村支部书记真不错，他自己也很紧张，但他还是跑东家串西家，去做安慰工作。到了中午，村支部书记还在家门口摆放了烟茶，伪军来了，要烟给烟，要茶沏茶，忙乎个不停。我和杜国平两人就躲在他家靠院墙的一间堆放柴草、杂物的破房子里，手里一直握着游击队给我们送来的枪。我和杜国平都商量好了，如果敌人发现我们，我俩就分别引开敌人，让秘密党帮助其他同志转移。还算好，这天没出任何差错，平安无事。天刚黑，我们的人就聚集在村子外，还是那五个游击队员领路，带我们西行去冀鲁豫根据地。白天的惊吓使大家更加亲近，有的同志脚上打了泡，马上就有人上前掺扶，有的同志走不动拉在后面，立刻就有人前去帮助背行李。我们用了两个晚上的夜行军，终于走完了二百四十多里的路程，在天亮时分胜利到达了冀鲁豫根据地的一个村庄。
没想到的是，正当我们才松一口气，准备吃早饭的时候，一个村干部跑了进来，叫我们赶快去县政府。我急忙放下手中的毛巾，走到他面前请他慢慢说清楚原因。原来，日本鬼子已兵分五路向我冀鲁豫根据地扫荡，县政府正在搬东西准备转移。这位村干部焦急地说："快走吧！我送你们到县政府。我们不是不想留你们，鬼子来了，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呀！"
无奈，我们只得忍受着饥渴、疲倦、还有脚痛，一路小跑，赶到县政府。老远，我们就看到县政府的东西堆在大门口，大家都知道敌情严峻。因为一般情况下县委不会轻易撤离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见我们来了，赶紧迎了上来，他们告诉我们，这次鬼子对我冀鲁豫根据地的扫荡，规模是空前的。他们马上就得走，让我们速去冀鲁豫区党委或军区。县长随即喊来敌工部长，让他带我们快走。
我们一夜没合眼，水都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脚上还磨出水泡，杜国平同志提出让我们吃些什么再走。那县长把个手一挥，一连串地说："不行，不行！上面有令要负责你们的安全。"那位敌工部长一只手帮我们拎着个包，一只手拉着我们的一个同志大声说："还吃什么饭，日本鬼子来了，命都难保，我们可负不了这个责啊！快走吧！"
没办法，我们只好跟着敌工部长边走边跑，好不容易，我们到了冀鲁豫区党委住地。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区党委机关的门口站着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的旁边堆满了东西，看上去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区党委书记和政委告诉我们说，日本鬼子这次向根据地扫荡，用的是极其残酷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我根据地。我军只能以排为单位，采取分散打游击的办法，实施消耗、疲劳并寻机打击敌人的方针。他们要我们马上离开，并叫敌工干部送我们到坚城边区分散埋伏起来。我当时就觉得这样安排不太合适，于是我就提出：我们都是团以上干部，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再到边区分散打埋伏，万一遇到敌情，逃都不知道往哪逃，最好还是跟区党委一起行动。区党委书记对我说："中央有电报，要我们负责你们的安全，你们要跟我们行动，我们怕负不了你们的责。请听我们的，我们会对你们负责任的。"听到这位书记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了。我们大伙只得忍饥挨饿，拖着打满水泡的脚，跟在敌工干部后面往前走。我们连夜赶到了坚城边区一个村庄，在这个村秘密党支部的安排下，我们的干部被村里的党员﹣-带走，我都不知道谁跟谁到哪里去了。我和杜国平队长仍被安排埋伏在村支部书记家里。我们第一天住在他家，第二天晚上，支部书记说，他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为了避免出事，让我们俩躲藏到村外的晒场去。他们那儿的晒场和我们南方的稻场差不多，场上堆有不少的谷草。我和杜两个人就共睡在一个谷草堆里。我们一个头朝东，一个头朝西，人被挤压得一点都不能动，讲话必须大声，可大声了又怕敌人听见。因为外面枪声一直不断，我们因不清楚外面的情况，如果有屎有尿也只得忍耐着，实在没法子时，只好听其自然了。每到晚上十二点左右，支部书记就来看我们一次，同时给我们每个人两个馒头、两根葱、一壶开水。然后，他替我们放风，让我们出来活动活动。他走后，我俩又得钻进草堆里隐藏起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八天八夜，真是非人过的日子。第九天我们听不到枪声，估计日本鬼子扫荡的队伍走了。晚上，我们和支部书记商量，说我们该去找大部队或政府了，如果再待下去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这批干部顺利到达延安。我们要对三十几位同志负责。支书同志开始不同意我们离开他家，说他负不了这个责任。后来，我们说服了他，并且还想了一个好办法。是这样的，坚城边区是属平原地区，当时正好已割黄豆，黄豆地和两边村庄相距较远。我们俩人可以化装成拾豆根的人（豆根可以当柴烧），有人时，我们拾豆根，无人时，我们向根据地方向前进。支书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他回家拿来两个篮子，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冀鲁豫各地区的地名、方位，各县区的主要负责人名，就和我们道别了。天还没放光以前，我和杜国平同志就离开了草堆，俩人挎着篮子向根据地方向走去。还好，一路上没有遇上什么人，我们也没去拾豆根。我们两一直走到天黑，为了不走冤枉路，就决定找一个老乡问一问。我们挑了一户单独的小土屋，里面有暗暗的灯光。
我走近叫门，可总叫不开。我们知道这里常有特务化装成八路军坑害老百姓，不少群众吃过苦头。我再三告诉屋里的老百姓我是八路军，可是这屋里的老百姓还是不敢开门。我只好问："你知道八路军在哪里？人民政府在哪里？"这屋里有个男的回答道："向北不远有树林的那个村庄有政府，什么政府我可不知道。"说完之后，就没声了，过了一会儿，连一点儿灯亮也没有了。我们知道是日伪军把这里的老百姓害成这样的。于是，我们就向那个有树林子的村庄走去。刚到树林子边，就有人叫口令，我们也不知道前面到底是什么部队，我一下急中生智回答说："是我。"哨兵又问："多少人？"我回答："有两人。"这时哨兵放心了，他让我们过去一个人问话。我走上前，通过＆交谈和看哨兵的着装，我知道我们到了根据地了。哨兵知道我们是去延安的干部，就叫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把我和杜国平送到了县政府。
第二天，我们又被送到区党委。区党委这时已恢复正常工作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华东局赴延安的干部队队员全部集中到了区党委，大家一见面就大谈鬼子大扫荡时所受的罪和遇到的惊险事。区党委敌工部长向我和杜国平汇报了王青成同志的夫人被敌人抓走后，当地群众如何想方设法保释她回来的经过。我们全队干部、家属共三十余人，全都有惊无险，安然无恙度过了鬼﹣子大扫荡的灾难。
我们集中后，住在冀鲁豫某边沿区的一个小村庄。正当我们准备一早启程去太行山根据地时，晚上十一、二点钟左右，忽然接到情报，说是日寇突然向我根据地袭击。冀鲁豫区党委敌工部准备送我们去太行山的同志来通知我们马上跟他离开以防不测。他再三让我们放心，说有铁道游击队来接送我们。
我们跟着这位敌工部的同志走了四、五小时的路，在凌晨时分到了一个小集镇子上。这位同志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伪军团部，当时我们都愣住了。敌工部的同志告诉我们说，这个伪军团被我军争取过来了，现在听我们的。果然，我们没有受到盘查就进了这个伪团部，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天，三顿饭都有白面馒头和小菜，不限量。另外，热水、开水随时供应，对我们照顾得蛮周到。那时，我们在屋里忽然听到有人问哨兵说："你们那屋里关的什么人呀？"大家都吓住了，不敢吱声。只听哨兵回答说："刚抓来的新兵。"听这回答，我们都捂着嘴互相看，可谁都没笑出来。晚上，铁道游击队准点来人了，他们把我们这一行三十来个人安全送过平汉铁路，平安到达太行山根据地。
太行山是中共北方局所在地。我们到达太行山时，这里刚遭受过日伪军扫荡。我们所到之处真是惨极了，空气中隐隐还有一丝弹药味，不少人家在披麻带孝办丧事，那哭声带着浓浓的北方腔，听的真是揪心。途中歇脚，我们到老乡家里去要些水喝，那情景，说来真是感人。
混蛋的鬼子，在扫荡中用了极其恶毒政策、极其残暴行为、极其毒辣的手段，对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清洗，老百姓遭的罪真是残不忍睹。老百姓的家，有的被日寇放火烧毁了几间屋，有的房子全烧塌了，很多人无家可归。我们还遇到了几个因亲眼看到自己的亲人遭日本军残害至死的老百姓，从他们那呆呆傻傻的神情中，就可以知道他们受到的巨大刺激。可是，当老乡看到我们来了，二话没说，帮我们打水洗尘，烧水沏茶，挪地方让我们坐。因日本军的扫荡队伍刚走，太行山区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所以比较安全。当时，我们还在村里的党员陪同下看望了几户农民。从他们那儿，我们得知我八路军参谋长左权同志就在这次扫荡中英勇牺牲了，大家心情无比沉痛。
北方局的同志一听说华东局来人，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他们知道我们这个干部队的成员都是新四军的团以上干部，是要去延安学习路经太行山根据地时，立刻对我们非常尊重。我们在一起轻松、随意地交谈起来，谈我们熟悉的人，熟悉的事，还有我们的工作。北方人真是豪爽、大方，尽管日寇的扫荡给他们带来很多困难，但他们还是把我们带到了涉县的一个小镇上的饭店里，给我们接风，"接风宴"四菜一汤，主食是米饭。
在"接风宴"上，我们的人还闹出个笑话来。我们全队的人都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饭。自到冀鲁豫根据地后，就没吃上一口大米饭。北方局请我们吃大米饭，这正合大家的胃口。涉县是出大米的地方，那米既软滑又不粘牙，我们这些南方人一坐在席上就有人说嗅到了米饭香。由于用来盛饭的碗小，我们有个肚皮大的同志刚盛了碗饭，一眨眼就吃完了。他又不好意思请人换一个大碗，只是不断地去盛饭。当时就有人开玩笑地说，涉县的米真香，害的我们的同志来来回回十几趟，才盛到一碗饭。他刚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位大肚罗汉已经一下子吃了十几碗米饭了。现在的人大鱼大肉都吃腻了，又吃什么生猛海鲜，而我们那时有碗米饭吃，那就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我们是从太行山去太岳山根据地的。行程中没有什么危险，因为那儿没有敌占区封锁线要过，所以一路上很顺利，不用时刻防备着。本来我们可以很快通过同埠铁路到达贺龙同志领导的根据地的，可是因为半个月前刘少奇同志从这里走过时，太岳军区派了一个团的武装部队护送刘少奇同志过同埠铁路的消息被日军知道了，日伪军立刻对这一地区封锁、扫荡。我们只好暂时在太岳根据地等待时机。
我们在太岳山根据地等了约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正值初冬，天气寒冷，我们谁也没有带棉衣棉被，南方人到北方，实在难以抵挡严寒。太岳山根据地因刚遭到过日寇的残酷扫荡，根本无法为我们提供防寒用品，只好教我们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躲在窑洞里不出来。好在太岳山上的松树多，我们每天轮换着派人上山砍干松枝回来烧火取暖。在太岳山根据地，我们没有吃到过一点猪肉。我们也去过了周围的几个集镇，那里除了卖一些时鲜蔬菜外，不要说猪肉了，就是连鸡蛋也没有一个。从这儿也可见日寇的凶残。
我们在太岳山区所住的村庄，正巧就是曾送刘少奇同志过铁路的那个团的驻地。我们等待得时间长了，团里的官兵自然和我们熟悉了。他们知道我们要过铁路，就对我们说，这条铁路本来是很好通过的，敌人封锁不严。就是因为他们团护送了一个伙夫过铁路后，日军加强了防备，现在要想通过这条铁路可能很难。在交谈中，有的战士问我们，说这个伙夫为什么会那样重要，是不是去延安给毛主席做湖南菜的？还有个战士很认真地告诉我们说："领导交代，如果遇上敌人，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保护伙夫的安全呢。"当时刘少奇同志为避敌人耳目，化名胡服，不是伙夫，这些战士听歪了又歪说，我心里直想笑，可又不敢明说，于是我对他们说，你们以后就会知道的，你们做的事对党很重要。
1941年年底，国民党胡宗南军队企图进攻延安，我八路军总部调了一个团的兵力去支援。这个团从太行山根据地途经太岳山过铁路去延安，正巧和我们同路。我们就跟着这个团通过同埠铁路，顺利到达贺龙司令员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到这儿，也就等于到了陕甘边区。中央抗大总校在绥德，我队到达绥德时，两个电台台长按原规定，离开了我们，前往抗大学习。到达延安中央党校后，我们受到了校方的热情接待。当天晚上，校部在食堂请我们吃饭。那时候请吃饭并没有太多的菜，只是份量多些，可以放开肚皮吃。不过一到请吃饭时，有关领导都会在场，即使是再好吃的东西，也还是不敢太随便地享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有碗菜是糖醋土豆。本来饭桌的四边都为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碗冷开水，这水是用来吃糖醋土豆的。因为糖醋土豆是煮熟后再用油炸最后烹上糖醋而烧成的，土豆不容易凉，所以吃之前，一定要把土豆放进冷水里降些温再吃，要不会烫嘴。我从来没吃过这种菜。当炊事员端来糖醋土豆，我立即被这道菜的色香吸引，用筷子挟起来就往嘴里放。这下可好，滚烫的土豆放进嘴里，烫得厉害可又不好意思立刻往外吐，糖醋丝还挂在嘴边，只得赶紧咬了一口，没想到里面更烫。等到我强咽下土豆时，我的嘴和舌头都已烫起了小水泡，痛得我只能喝冷开水，二、三天过后，吃饭嘴还痛呢。我这个土包子第一天到延安就出了个洋相。
我们到达延安后，先住在中央党校组织部，后来又搬到校部。在分班前，由校部主持对我们进行了一次历史考试。我记得其中有一题是：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在哪里成立的？我回答是广东海陆丰，是彭湃同志领导成立的苏维埃政府。考完出来，我很自信，我觉得其他同志答的：瑞金、井冈山都是后来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没想到，卷子发下来，我的这题也答错了，应该是法国的巴黎公社。但我是不服气的，因为这个题目没有标明范围。
不久，我被分在中央党校二部第十二支部学习，学习的地方在校部的河东。我们这个支部一共有一百多个干部，大家来自全国各地，党政军各方面的干部都有，还有一个文化人徐茂庸。在支部大会上，大家推选我为支部书记，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文化水平低，到延安只是想来好好学习的，更何况我们支部里有不少是为我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干部。当然我也知道，我为革命所做的一切，党是非常清楚的，也给了我不少的关照和荣誉。
我到延安不久，江西佬表江天辉同志就叫一个人送来一张条子，上面写了他的地址，让我去看他。江天辉同志是红军长征干部，早就到了延安，我跟他从年青时就认识，而且比较要好。当时我笑着骂道，这个老延安，不来看我，还要我去看他，真不象话。来送信的那位同志说，你千万不要怪他，江天辉同志在特别支部不能自由行走。我觉得奇怪，在延安党校，还有什么人不能自由行走？中央领导都不用带警卫员，安全着呢。来人说，延安正在搞肃反，也叫肃特。江天辉现在被当作国民党特务，正在特别支部受审查。听到这儿，我有些不知所措。过了两天，江天辉又托了个人叫我去找他。我十分想去看他，但又怕违反纪律，我只好去请示二部主任张鼎丞、副主任安子文，我把江天辉写的条子给两个主任看了，我向他们说明我和江天辉是在红军时期就认识了。两个主任听我说完后，就表态同意我去看望江天辉。江天辉当时正在受审，各方面都受到管制，他见我在这种非常时期能来看他，直夸我了解他，信任他。他还苦笑自己一生为革命，现在却落得这种处境。我一直在安慰他，让他不要多想，相信党，相信组织。果然没多久，延安过"左"的肃反得以纠正，江天辉同志经受住了考验。解放后，他曾担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虽然我和他因工作繁忙而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一直没断。延安肃反过"左"，好在毛主席及时提出，大部分不抓，一个不杀的正确原则，真是挽救了不少干部。否则，中央苏区肃 AB 团的悲剧又要重新上演了。
【周爱民（1911.5.16-2001.7.27）原名周正芳，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江背镇华坪村人。1927年开始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任中共兴国县地下党临时县委书记，中共仪征县委书记、中共淮宝县委书记，苏北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纪委副书记，中共扬州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江苏省监察厅厅长、党组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南京市政协副主席、主席。】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