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261年秋，洛阳东市又上演荒诞一幕：当朝大将军司马昭的使者，捧着招贤诏书追了三条街，前方醉驾牛车的名士阮籍，自顾自挥鞭前行，始终不回头。车辕上晃荡的酒葫芦与竹简《达庄论》相互碰撞，在青石板上洒下零星墨迹。

公元261年秋，洛阳东市又上演荒诞一幕：当朝大将军司马昭的使者，捧着招贤诏书追了三条街，前方醉驾牛车的名士阮籍，自顾自挥鞭前行，始终不回头。车辕上晃荡的酒葫芦与竹简《达庄论》相互碰撞，在青石板上洒下零星墨迹。

阮籍驱车，走到无路可走之地，酗酒、恸哭、长啸，直至精疲力尽，沉沉睡去。

这般魔幻场景，恰是魏晋名士集体"摆烂"的经典切片——他们用行为艺术对抗权力，用放浪形骸解构秩序，在礼崩乐坏的动乱时代，创造出最早的"躺平"文化。

阮籍驱牛车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斩杀孔融，祸及全家时，刑场上飞溅的鲜血浸透了汉末最后的风骨。

随着曹魏代汉、司马篡魏，短短百年间，士人群体经历了三次王朝更迭，被政治殃及诛杀的，不计其数。

曹魏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将地区世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依品授官。人为操控下的人才选拔机制，透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冰冷法则，知识分子的上升通道，俨然已被门阀制度彻底焊死。

这种背景下，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选择"非暴力不合作"：他们隐居山阳（今河南辉县），终日饮酒清谈，用《广陵散》的琴声对抗司马氏的礼教宣传。但权力终究不容挑衅，公元263年，即景元四年，嵇康在刑场奏完绝响，从此魏晋的天空黯淡无光。

《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嵇康要被斩首东市时，三千太学生集体请愿，希望能赦免嵇康，请以为师。可是这一轰轰烈烈的壮举，竟是徒然，那冰冷的屠刀依旧落下，刀锋闪耀之际，殷红的鲜血喷薄而出，嵇康的头颅滚落尘埃，他不羁的灵魂如一缕青烟飘散，唯有那死不瞑目的美眸，仍然怒睁，蔑视着这世间的荒诞与不公。

嵇康在刑场弹唱《广陵散》

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是魏晋黑暗苍穹下的两个耀眼的星座，可惜他们大多命运多舛。

建安七子活跃于汉魏交替之际，彼时天下大乱。孔融因刚正不阿，屡屡触怒曹操，最终被杀，株连家人。阮瑀虽才情出众，却英年早逝。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公元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一场可怕的瘟疫，肆虐中原大地，建安七子中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五人，就在这场天灾中，相继离世，平均年龄也就这四十来岁，可谓正当盛年，生命匆匆陨落，七子团体就此凋零。

曹植在《说疫气》里这样描写这场瘟疫：

“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场瘟疫据说发端于军队，随后祸延至普通百姓。汉末天下大乱，到处干戈四起，俯尸遍野，在没有任何医疗消毒的那个时代，瘟疫流行，在所难免。

建安七子吟诗作赋

时光流转，竹林七贤登上历史舞台。

他们放浪形骸、追求自由，试图在乱世中寻得一方精神净土。然而，时代的洪流依旧将裹挟。嵇康，在东市，从容赴死，一曲《广陵散》成为绝响。阮籍在挚友嵇康死后，内心忧愤难平，不久也含恨离世。向秀在司马氏的高压下，无奈屈服出仕，虽余生平淡，却难掩心中的不甘，最终在落寞中病逝。刘伶纵酒放诞，在醉生梦死中沉沦；王戎身处动荡的“八王之乱”，被叛军劫持，虽侥幸逃亡，却也身心俱疲，最终病逝。阮咸一生不受重用，空有才华无处施展，只能在抑郁中度过余生。唯有山涛选择向世俗妥协，在小心翼翼中得以善终。

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那个时代的“名士”代表，他们没有了儒家躬身入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精神。他们选择了明哲保身，选择避世、清谈，荒诞求生。可以说，他们铸就了那个时代文人的风骨与才情，但他们摆烂的做法，彻底将社会带入萎靡不振之风。

竹林七贤

南京出土的东晋墓葬中，常见五石散残留与酒器共存的现象。这种由石钟乳、紫石英等矿物炼制的"古代兴奋剂"，服后需疾走发散（称"行散"），实则隐喻着士人无处安放的焦虑。

王羲之《丧乱帖》中"毒热益深"的墨迹，恰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写照：当现实成为熔炉，他们选择用药物制造的幻境来消解痛苦。

更耐人寻味的是饮酒方式的变化。汉代酒宴讲究"礼饮"，到魏晋却流行"裸饮"（《世说新语》载刘伶"脱衣裸形屋中"）。这种突破礼教束缚的狂欢，本质是知识分子对身份危机的应激反应——既然做不了庙堂栋梁，不如成为红尘醉客。

正始年间（240-249），何晏、王弼开创的玄学清谈，实为最早的"嘴炮躺平"。他们将《老子》《庄子》重新阐释，用"贵无论"解构儒家伦理，用"言不尽意"消解政治话语。洛阳茶肆里流行的"三玄"（《易》《老》《庄》）辩难，这是那时知识分子的认知突围——当现实无法改变，就在形而上的世界重构秩序。

最具颠覆性的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值心而言，触情而行"，实则是给"摆烂"行为颁发哲学执照。这种思想通过《世说新语》的段子式传播，最终演变成社会风潮。

“竹林七贤”留给世人的形象，皆宽袍大袖、赤足散发，与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训诫，格格不入。

公元前427年，元嘉四年，63岁的陶渊明，预感到命将不久已，遂在去世前3个月为自己写祭文。

他在撰写的《自祭文》写下"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他认为生前的美誉并不珍贵，死后的歌颂也不值得珍惜，将生命的虚无，看淡到极致。

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催生出荒诞的丧葬文化：有人学庄子鼓盆而歌，有人要求薄葬时陪葬《庄子》，甚至出现"生时不行周孔之道，死何用仲尼之礼"的墓志铭，礼教最后的威慑力便荡然无存。

驴鸣悼友

在魏晋那个“盛产”奇人趣事的时代，有一桩用驴鸣悼念好友的事儿，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

话说，王济和孙楚是铁哥们儿。王济这人，就爱听孙楚学驴叫，每次孙楚一学驴叫，他就笑得前仰后合。后来，王济不幸离世，孙楚赶到灵堂，对着王济的遗体放声大哭。哭着哭着，他想起了王济生前喜欢自己学驴叫。

于是，他也不管周围人，扯着嗓子就开始学起驴叫。那驴叫声此起彼伏，一会儿高亢，一会儿低沉。整地周围来吊唁的人面面相觑。可孙楚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尽情地用驴鸣诉说着对好友的思念。

王济还只是一个人放诞，还更有甚者，王粲去世时，曹丕带领文人前往吊唁，因知道王粲生前爱听驴鸣，便提议众人学驴叫送别，包括阮籍在内的所有人纷纷响应。

那场面，该是多荒诞又感人！

天地为衣

魏晋的“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堪称奇人，酗酒不说，行事还特别离经叛道。

一次，刘伶喝得大醉，在屋里发酒疯，先是掀翻桌子，紧接着脱光衣服，赤条条地晃悠，嘴里哼着小曲。

恰在此时，有客人登门，看到这一幕，惊得呆立当场。客人指责刘伶不知羞耻，刘伶却满不在乎，打个酒嗝回怼：“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裤，你平白无故钻进我裤子里，到底谁不知羞耻？” 客人被怼得无言以对，刘伶却像没事人一样，依旧哼曲晃悠 。

醉汉刘伶

南北朝后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将魏晋风流斥为"清谈误国"。书中列举的罪状令人心惊：士族子弟"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官员"望白署空"（看着空白公文随便签字），文人"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却"及有试用，多无所堪"。这些指控虽有过激之嫌，却揭开了魏晋名士所谓魏晋风流的"躺平"另一面。

它的流毒积弊显而易见，当“侯景之乱”爆发，那些"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名士，面对屠刀时却"肤脆骨柔，不堪行步"。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烟雨中，飘荡着理想主义破碎的挽歌。

颜之推经历了“侯景之乱”，对社会进行深刻反思，才有了《颜氏家训》对魏晋名士避世绝俗的批判，他教育后人要学会务实和经世致用，强调士大夫阶层应对社会承担责任。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中指出，魏晋风度是"人在发现了自己之后，又痛感自我的丧失"。

魏晋时期许多名士喜欢长啸，比如孙登，他隐居山林，阮籍曾去拜访他，向他请教问题，孙登却不发一言，直到阮籍离开时，他才以长啸回应，其啸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

魏晋名士爱长啸，啸声穿越了山川湖海，跨越了世俗樊笼，是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对礼教的抗争，是他们在动荡的世间，以独特方式发出的呐喊，宣泄着内心深处的情绪。

面对现在各种卷，我们对"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实是有精神共振。但不可否认，当阮籍的青白眼从古籍中透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反抗的勇气，更有逃避的怯懦。或许真正的智慧在于：既要有"采菊东篱下"的从容，也要存"刑天舞干戚"的勇猛。在这个意义上，摆烂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寻找生命真谛的起点。

谁也不想摆烂

来源：开涮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