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获得丰硕成果。殷墟自发掘以来，就备受社会关注。民国时期，电视广播尚未普及，报纸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承担着信息传播和文化普及的重要功能。这一时期的报刊呈多元化特征，有官方、民间、

民国报刊窥殷墟 时人眼中的古物

文 图 / 刘晓阳 王亮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5年07月刊

殷墟第11次发掘合影，左起依次为尹焕章、夏鼐、石璋如、李光宇、王湘，铜盔系M1004出土（《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获得丰硕成果。殷墟自发掘以来，就备受社会关注。民国时期，电视广播尚未普及，报纸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承担着信息传播和文化普及的重要功能。这一时期的报刊呈多元化特征，有官方、民间、各党派等多种办报主体。有关殷墟的考古成果报道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特点，既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官方主动发文与专家发文，又有通讯社推送的报道及社会人士的投稿。这里选取5篇民国时期关于殷墟考古发现的报道，以管窥民国时期民众对殷墟考古成果的认识。

在这些报道中，出现了“铁盔帽”“玉石狸猫”“玉狮”“铜花插”“铜庙”等器物名称，这些称谓在以往的殷墟发掘报告及学术研究中未见明确记载。为此，我们结合殷墟发掘史料和报告，对这些器物名称进行考证，以厘清其真实所指及其历史背景。

“铁盔帽”

1933年3月6日，《福尔摩斯》刊载剑客撰写的《殷墟中之铁盔帽》称：“殷墟，位置于河南安阳县距城六里许之小屯村，近年来中央研究院派员在该处发掘，去岁曾于该处掘出殷商时代之建筑物，近日又掘出女凤冠式之铁盔帽一顶，形与十八世纪德国所用之军帽仿佛。”这里的“铁盔帽”，从字面推测应为铁质、形似帽子和头盔的器物。虽然商代有利用陨铁制作的戈，但铁盔的制作需要更高超的铸造技术。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在春秋晚期才出现由生铁铸造的类似铁鼎的容器（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因此“铁盔帽”显然是讹误。

1934年秋至1935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侯家庄西北冈进行第10、11次发掘时，于M1004中发现了一批铜盔。这批铜盔位于墓葬南墓道北段戈矛丛下的夯土中，由于埋葬时的损毁与发掘过程中的损伤，出土时均残损。这些铜盔形制统一，有纹饰5种，铭文或符号16种47个。（梁思永、高去寻：《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铜盔的发掘时间晚于1933年《福尔摩斯》报道“铁盔帽”的发现时间，文中“铁盔帽”显然不是指这些一年后才发现的铜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藏将军盔

青岛一战遗址博物馆藏普鲁士尖顶盔

殷墟考古出土遗物中，确实存在一种可能与“铁盔帽”产生混淆的器物—“将军盔”。这是一种形制特殊的陶器，此器呈漏斗形，夹砂红陶，因其倒置后与头盔相似而得名，现一般统称其为“盔形器”。1932年秋，殷墟第7次发掘时，在小屯E区发现两件残“将军盔”实物，后经研究，这类器物多与青铜铸造相关。从外形上看，其与18世纪德国所用之军帽确有几分神似，红陶的颜色与铁锈颜色近似，也会让人误将红陶认为铁器。这些可能导致作者将“将军盔”认成了“铁盔帽”。

玉石狸猫与玉狮

1935年10月28日《华北日报》刊发的《安阳掘出商代古物》一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驻彰殷墟发掘团，自今秋开始在彰城西北乡，洹河北岸侯家庄村北殷陵墓地发掘以来……并在一最大墓之附近，发现若干向所未见之珍贵古物……又玉石狸猫一只，其形式大小与现代之猫形无异，惟通身花样，及玉石颜色之洁净，实所罕见……但此批贵重古物，乃在殷陵墓坑四周马道内出土，其正式墓中古物，尚未掘出。”1935年3月2日《华北日报》刊发的《殷墟发掘团新获水晶塔玉带》中也提及“中央殷墟发掘团，自在彰开始工作后，已屡获古物，除去年挖出玉狮”。

家猫和狮子均非我国本土物种，前者是隋唐时期由陆上丝绸之路从地中海沿岸地区传入，后者是汉代被引入中原。狮子原生活在非洲、欧洲、南美，通过丝绸之路被运送到汉王朝宫苑后，才逐渐被中国人所认识。汉魏六朝时期，随着佛教传播，出现了佛教狮、玉辟邪，也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玉狮。相比之下，同属于猫科动物的老虎在中国是原生动物，虎形象在距今4000多年的石峁遗址中即出现，商代更是常见与虎相关的青铜器和玉器，如虎食人卣、玉虎等。因此报道中提到的玉石狸猫和玉狮很可能是虎形文物。

侯家庄西北冈大墓分布（《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玉石狸猫的真实身份需结合当时发掘的墓葬及出土的遗物进行综合分析。报道中玉石狸猫出土于“洹河北岸侯家庄村北殷陵墓地发掘以来……并在一最大墓之附近……”，回顾殷墟发掘史，1934年10月至1935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侯家庄西北冈分东、西两区进行了三次发掘，共发现10座带墓道的大墓和1座未完成的大墓。1935年秋，仍在发掘的西区大墓有M1217、M1500、M1550、M1567，东区有M1400、M1443、M1129。经查阅发掘报告，M1217、M1567、M1400、M1443、M1129虽发掘时间吻合，但未出土相关器物，所以排除。报道称玉石狸猫“乃在殷陵墓坑四周马道内出土”，“马道”是古代建筑专有名词，指城墙内侧的斜坡道，用于马匹车辆上下城墙，实际上应是指王陵大墓四条斜坡墓道。M1550虽出土2件石虎，但都位于早期盗掘坑内，这与报道中描述的位置不符。M1500南墓道的夯土内发现了未被扰动的3对大理石雕兽，包括2只石虎。两虎形制基本相同，仅细节略有不同，为灰白色大理石，呈卧姿，前肢微曲向前，后肢自然置于腹侧，双耳前耸，头部呈方形，身躯近长方形，背部凹曲，尾巴弯曲上翘，眼、腿、爪等均为阴线勾勒，全长约30厘米，宽约10厘米，高约13厘米。其发掘时间、出土位置、大小均与报道的情况符合。因此，玉石狸猫实为M1500出土石虎。

M1500南墓道内出土石虎（《殷墟出土器物选粹》）

铜花插、爵盃与铜庙

1933年6月18—20日《大公报》连载章诚的《殷墟游记》中多次提到“古物，以三代古铜花插爵盃为最多……三代爵盃花插四套……铜器中以爵盃花插戈头狗玲为多……”，1936年1月10日《时事新报》刊发的《彰德西乡农民掘获古铜器》一文中亦有“近来私人挖古者颇多……本人地中，挖出……古铜爵盃花插各两件”。报道中的爵盃和花插是何物？“爵盃”从字面推测应是青铜爵，为酒器。其形制特征为一端有流，对应的一端有尾，流尾间有两柱，深腹圜底，腹一侧有鋬，底部为三棱形锥状足。“花插”则源于民国时期对瓷觚的俗称，实际是民国时期对铜觚的误称。商代铜觚作为酒器，虽在形制（整体较为细长，敞口、束腰、高圈足）上与后世瓷觚相似，但功能迥异。宋代始现的瓷觚是仿青铜觚造型的花器，元明清时期盛行，文人雅士多用作插花，故称“花觚”。民国报道将商代铜觚称为“花插”，实为以后世花器之名附会古物，反映了时人对青铜器功能的误解。

报道中称“三代爵盃花插四套”“古铜爵盃花插各两件”，虽将觚、爵误写，但也准确反映出觚、爵成套出土的规律。作为商代核心礼器组合，铜觚、铜爵不仅是重要的酒器，其随葬数量更直接体现墓主的身份等级。

此外，《殷墟发掘团新获水晶塔玉带》中提及的“铜庙”，实为当地百姓对铜方彝的别称。这种称谓源于铜方彝独特的建筑式造型—其四阿攒尖的器盖与安阳地区传统庙宇（如唐代修定寺塔）的屋顶形制相似。

商“右”方彝（《殷墟出土器物选粹》）

修定寺塔

认识与思考

从以上5则民国报刊资料中不难看出，当时不论是官方通讯社还是民众投稿在器物的命名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偏差，即定名不够准确。这些命名偏差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其一，根据自身对器物的认识进行命名，并出现材质认识错误，如将陶器认成铁器；其二，用商代还未出现的名称进行命名，比如将玉石狸猫、玉狮子等名称用于商代器物；其三，以功能、外形进行类比命名，存在以今推古的现象，比如将铜觚称为花插、铜方彝称为铜庙。

造成上述命名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文章供稿者普遍缺乏考古专业知识；二是当时报纸编辑对这些文章审稿不严，未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者核稿；三是官方报道不及时，公众考古普及力度不够；四是专业研究成果多发表在专业的书籍上，普通民众接触起来相对较为困难。《大公报》1930年1月14日发表的傅斯年《来函》中说：“贵报1月13日教育栏中，发掘殷墟龟甲文一节……完全绝对不符此事经过……不日印就其去秋付印之报告书第一册，亦将不日出版当于印成时分别寄上俾学术界知其真相，先此声明，以当更正。”专业工作者在考古发掘阶段，工作任务很重，加上科学严谨的态度，专业报告的出版速度远不及个人和新闻报刊速度快。此外，部分报道为吸人眼球，迎合大众猎奇的心理，刻意夸大事实，如所谓的殷墟出土“1.6米水晶塔”（《殷墟发掘团新获水晶塔玉带》）。

这些命名偏差往往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如《殷墟中之铁盔帽》中写到“吾人既非考古专家，岂敢妄断。然今日日本之炮攻热河，我前线抗日将士亦正需此种铁盔帽应用，今日之所以发现此物，其亦殷商时代祖宗在天之灵给吾人以一种抗敌之自卫器欤”，体现了民众借古喻今，以文物激励抗战的民族情感。

得益于现代媒体发布考古发掘信息的严谨性与广泛的考古知识普及，民国时期殷墟文物命名中的讹误现象已鲜见于当代。尽管民国时期殷墟报道存在瑕疵，但其认知视角与时代话语特征，为研究早期考古传播史、公众文化认知变迁提供了有趣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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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