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晓峰：在读者印象中，您以书写乡村生活见长，但在几年前，您发表了《大马士革剃刀》，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它和您之前的作品都不太一样。您是怎么想到要进行这样一次转型的？这是一次向市民生活和小镇历史传奇的转型，当然叙事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从一系列作品来看，它相当的成功
作者：王方晨，张晓峰
张晓峰，女，曾任职于鲁迅文学院，现为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文学批评家。
王方晨，作家。著有作品《老大》《公敌》《老实街》等。
张晓峰：在读者印象中，您以书写乡村生活见长，但在几年前，您发表了《大马士革剃刀》，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它和您之前的作品都不太一样。您是怎么想到要进行这样一次转型的？这是一次向市民生活和小镇历史传奇的转型，当然叙事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从一系列作品来看，它相当的成功。
王方晨：写《大马士革剃刀》，要说特意为转型，还真不是这么回事。仔细想来，写成这样，跟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我认为自己所关注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表面的东西。看问题要看本质。写作的本质是什么？在我这里，应该是努力发现人类生存和这个世界的终极意义，因此，小说中涉及到的那些具体的生活环境，乡村、城市，古代、现代，过去、将来，那些时间的、物质的空间，就都成了小说的外壳。我特别喜欢人们提到《大马士革剃刀》，简单地说，就是写了那样一些人在那样一道古风犹存的老街巷中的存在，代表着人性、文化和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很显然，这并不是一篇能够让人一眼看到底的小说。有关它的争论有不少，我也一直不想说破，即便是有人当面问我。这个世界如此复杂和深不可测。直接张口说出故事的真相，是很容易的，那样又有什么叙事艺术和境界可言呢？所以，我在处理类似问题时，总是很谨慎，也可以说小心翼翼。我从不马虎，从不把写作当儿戏。
《大马士革剃刀》主人公左老先生的爱猫被人剃光了毛，是牵动整个故事的一个关键情节。像老实街居民一样，不少读者就跟着费力猜测，谁是虐猫案的凶手。我明白什么叫“引而不发”嘛。不同的猜测有不同的讲法。讲通了就对，讲不通就不对。我才读到一篇评论，说是小说塑造了一个游离的叙事者。文章作者特别分析了小说中大量的留白和细微的线索。
张晓峰：可不可以公布一下谜底？
王方晨：您是一定能够看出来的。刚才说了，讲不通就不对。我设计自己的作品，肯定要有自己的文化伦理根据和现实生活逻辑。小说书写了美德内部的冲突。在老实街，原本维系着一种微妙的道德生态平衡。外人剃头匠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平衡，而终导致左老先生“恶念出笼”。以“老实”自居的老实街人不同于市井无赖，限于身份，不可能像鲁夫莽汉一样，一不高兴，就将人店给砸了，或干脆把人赶出去。对左老先生内心的暗流涌动，精神的焦虑，作品中都有不动声色的描绘，比如在夜半独自揪石榴叶，揪落了一地。农村妇女受气，撒不出来，就打自家孩子。左老先生这个，比农村妇女更复杂，也更深一层。说他下意识的也可，说他有意为之也行，反正这么一只被剃光毛的怪猫，将无辜的剃头匠陷于无可辩白之地。面对无物之阵，风头浪尖上，剃头匠一次次地被猜疑，被拷问，而又说不得道不明。这样的困境，这样的泥潭，这样的拿捏，我相信很多人都曾在现实中遇到过。把真凶之名安在理发师头上，肯定讲不通的。理发师本是看情重的，所以才将一把旧剃刀当了宝贝。小说结尾，这把断魂刀不是还被丢弃了嘛。王干先生讲，读这个小说，让人联想到两个武林高手的隔空对决。因为是高手，善藏不露，才会来无踪去无影，如行大法，不着痕迹，也许正因如此，比较老实的读者才会被蒙住。的确，我写了那种个体间因相似与竞争所暗自滋长的排异，正像吴义勤先生说的，这批“老实街”系列小说，“在文化里注入了人性内涵，在人性表达里面加入文化思索”，虽然以往我也是这么做的，但在这里得到了加强，也许因为如此，才给了读者一种“转型”的感觉。
张晓峰：老实街系列非常特别，可以成为你的独立王国。在以后的文学研究上，老实街系列或许可以把你从前的作品都带活。
王方晨：这套小说拥有共同的故事背景，每个故事都涉及不同的人物，彼此交互穿插，既可独立成章，也可形成一个整体。
前不久，作家陈集益写过一篇我的创作印象记，提到我以前的作品，表示过对那些作品的认可，可毕竟是过去了。我很看重近些年的创作，变化显而易见，我的确温和了，也更宽阔了，跟逐渐老了有关系吧。文字不免和人一同老了，也该沉淀下来了。这种老境，或许也是一种文学境界。
张晓峰：陈集益那篇文章把你的创作特点和实力完全说到了点子上。我有一句话供你参考。论文学修养、文字功底，从情绪到语言，你的写作从来就不粗糙、任性，但是，认真、客观、深刻的写作，在中外评论家的眼里似乎永远不及另类。
王方晨：人过半百，老实人的武器，也只有老实了。对此，我持之以老实的态度。
张晓峰：说到您以前的写作，我印象最深的是《祭奠清水》和《乡村火焰》，它们不仅被文坛津津乐道，而且当时也得到过《人民文学》编辑部李敬泽和程绍武的赞赏。这两篇作品的主题和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对吗？它们在您的早期创作中是否具有特殊的意义？
王方晨：是有不同。说老实话，我胆子越来越小了。在我性格里似乎有一种刚烈，可是我又会强调我很温柔。人不亲切，就会遭到排斥。被边缘化对每个人都是考验。我最早给李敬泽稿子，李敬泽回信说，作品有种狂暴而凶猛的力量。随后我写了《乡村火焰》《说着玩的》等等，也都有一份狂暴和凶猛，应该就是他的肯定所激发出来的。那是一种压抑了很久的暗火一样的力量。李敬泽看了出来，所以他后来又写到“王方晨有力量”。当时的一批作品，都带着这股猛劲儿，很野性，可以说，小说语言表达和人物都挺强悍，像他说的“几乎所有作品都贯彻着紧张的、不死不休的对峙”、“灵魂在对峙中释放令人惊骇的能量。”
可是，依靠这些作品，我的创作处境开始大大改善，李敬泽就对我说“可以了”，意思是我可以靠自己往前走了。
日子一好过，我的创作跟着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于是就有了《祭奠清水》，有了《正午的气息》等等，这些作品增加了审美的元素，不再那么直接，也流露出了自己心性中的温柔，不过，骨子里的决绝和坚硬还是在的，体现了我自己的行为方式。
张晓峰：《祭奠清水》和《乡村火焰》《王树的大叫》是否代表了你在不同时期对中国乡村问题的思考和认知？
王方晨：我想强调的是，对我的写作来说，乡村、城市，以及不同时期的乡村问题，都是外在的东西。我更关注的是人——农民在乡村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比如，我写《王树的大叫》，把人物放在那样一个荒谬的难以破解的怪圈之中。我们都不想认命，但不认命又如何？
张晓峰：在您的乡村题材小说中，塑造了大量血肉丰满、令人过目难忘的农民形象。您是一个有过扎实的农村生活经验、又非常善于观察和思考的睿智型作家，您能否跟我们谈谈您对故乡、对故乡农民的认识。
王方晨：有个说法叫“土里刨食”。故乡，就是我们曾经刨食的地方。有一天，我不想在那里像小鸡一样刨食了。我走了出来，而我的父老乡亲仍留在原地。
评论故乡须谨慎，因为一般情况下，故乡更愿意听到赞美。除非像莫言那样，对故乡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说到底，给故乡带来了实利。实际上，攻击莫言，甚至辱骂的，现在还不少。作家，只对生活进行美化，这可能吗？所以，生活中跟故乡的关系，能被理解么，就保持亲密一些，不被理解，就疏远一些。但是，在文学中，与故乡却是血肉相连。因为是精神的血肉，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断。
作为一个作家，精神和物质应该能够分得清。况且，即便离开了故乡，也仍在刨食，只是换了一个场地而已。
张晓峰：如果我说中国农民是一个有着独特价值观的庞大群体，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未必落后，您同意吗？“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总想去启蒙他们，但事实上农民的精神世界是经过长久的生活积累而来，其中包含了很深的实际生活的经验和智慧。他们的价值观也许并不比知识分子所坚持的逊色，也许更强大更有生命力呢。
王方晨：我们不能忽略时代的发展。当代的农民处在这样一个激烈的变革时期，可以说，已经不再完全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也可以很超前，很新锐，甚至可开风气之先。
作为一个庞大群体，中国农民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在历史中、在他们特有的环境下长期形成的，但我们不能想象他们的精神高蹈。若论生活经验和智慧，恐怕不少知识分子还不如他们，“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但在他们的生存观念中，那些局限十分明显。被知识分子冠之以“劣根性”的东西，不仅是事实，而且也非常严重。我明确认为“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普通民众的启蒙具有重大意义。没有这些启蒙，中国就不会逐步走向现代化。或许正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包含了很深的实际生活经验和智慧，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现代化的启蒙才更加艰难。
张晓峰：在乡村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村官是非常特别的存在。您的《公敌》等小说揭示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真相：权谋一直是中国乡土文化的核心。不仅从古至今的村官们需要它，普通老百姓在民间生活中其实也是很讲究很推崇这个的。我认为这是您在乡土文学创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王方晨：中国历来是一个讲等级的国家，可是现代文明讲平等。这表明传统中国实际上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向来都是人们的想象。我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要说在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曾经还保留着一些淳朴的乡土本色，乡里乡亲之间尚依从乡村习俗，同族内辈分为大，但是，村官从某一时期开始突出了，“别把豆包不当干粮”，也就是说，权力意识明显地渗透进了乡土社会中来。过去乡土社会人们说，“抬头不见低头见”，是讲这是个熟人社会，礼俗大行其道。过去见个官那么难，现在一抬头就见到了，官跑到了家门口，而且再也不仅是熟人，不仅是三孙子、大侄子，不仅是二猫、狗蛋。权力意识向农村基层渗透得这么厉害，完全改变了农村的人际关系。我曾在一篇小说中调侃一个村官的哀怨：你看我官儿小，咹？可我要告诉你，官儿小也是官儿！发起威来，果然了得。这种等级观念与乡土社会伴生，不过是在现在以“官”的形式得到了强化。我觉得这种情形得不到规范，是很可怕的事情。而对权力的占有，意味着利益的最大化。乡土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明晰，是混沌的，模糊的，云里雾里的。在一个不透明的、封闭的环境中追求利益，自然会诱发人们使用权谋。以乡土性著称的中国社会，对权谋的用心可谓极也。长篇《公敌》中描写了一个农民的成功，就是由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权谋组成的。我把它写成一部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隐秘之书，是有意为父老乡亲讳，是出于仁心。
张晓峰：您在观察乡村时，视野是很开阔的，写出了乡村生活和人性的复杂性，比如《山泉》里的村长，很像圣人；《村长与牛》写了村长与牛的感情，和他对贫弱者的关爱，让人想到迟子建笔下人和人的体谅与温情。你这种开阔的视角和对人物的理解是从何而来的？不少作家在作品中的表现是很偏激的。
王方晨：刚才不小心提到了“仁心”。——的确正是由仁心而来啊！同时，我认为文学并不是讨伐书。作家需要艺术地表现这个时代和人物，而真正的高超的艺术也应该符合真实的人性哩。
张晓峰：您觉得这种多样化的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是否会冲淡您作品的锋芒？是否会分散给读者和批评家的印象？
王方晨：我恰恰认为，这种多样化的手法，更能够赋予作品以深沉的力量，从而使个人的写作成为有力的写作。
以前听胡平老师讲课，他提到写作的“可阐释性”，对我触动很大。有些作品是容易阐释的，而对于拿不准的，读者和批评家很可能会弃之不顾。锋芒外露，追赶时兴话题，或许会容易被关注。我爱写言外之意，寄寓弦外之响，你以为我写的是这个意思，其实我另有所指，有时还会声东击西。但说到底，还得相信读者和批评家。
张晓峰：在您的长篇中，《老大》是一部非常特殊的作品。它的结构和叙述具有现代派的气质，但同时又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说它是批判现实主义也不为过，作品中深沉的哲学思考又使它弥漫出抒情的气质。总之，这是一部被评论界低估的作品。您能否跟我们谈谈这部小说在您的创作历程中的意义。
王方晨：谢谢您对我创作的关注。我所遭遇的已在您的视野之内。
《老大》创作的时间长，作为一部长篇，有足够的时空，可以让故乡那片大地上的人物像一个个形象鲜明的精灵，四处奔突、号呼。现在他们业已走散，吾技穷也，再也不能将他们拢聚在一起。如果将来还会有人看它，也许会更有意思。
张晓峰：《老大》和《公敌》在我的阅读体验里是两部具有前后继承性的小说，它们讲述的都是生命的悲剧，前者剖析出人性的根源，后者则侧重于揭示社会根源。这两部小说放在一起是否能诠释出您对生命悲剧的全部思考？
王方晨：我只讲一句自己的良好愿望吧。我希望人们都能好起来。
张晓峰：每个作家最终都得以自己的特色屹立文坛，比如在乡村生活的表现领域，农村或农民的不幸根源究竟何在？阎连科始终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进行嬉笑怒骂，莫言的《蛙》《生死疲劳》也有这个倾向；张炜把愤怒的批判矛头指向可以生杀予夺的权力；陈应松则通过《马嘶岭血案》等小说揭示出悲剧的根源离不开部分农民的愚昧、物质欲望和凶残。那么，在您的一系列乡土写作中，您认为自己最具个人特色的思考和表达是什么呢？
王方晨：我向前看。历史证明，人类面前并不是死路一条。故乡只有邮票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而世界永远会是探索不尽的世界。一个时代可以很长，但相对历史长河，仍然只是一瞬。房伟曾说我写的是新文人小说，他认为我最有个人特色的思考和表达，集中表现在我基于乡野经验对中国乡土文化的反思、体悟。我觉得自己还算是能够比较客观地描述当代中国人的境遇，并有心在司空见惯的日常事物中挖掘潜在的可能和诗性。抱歉，一时说不好。
张晓峰：在艺术借鉴上，您的小说创作受到过福克纳的影响。那么有没有一位本土作家在写作道路上影响过您？从您的作品看我觉得这位本土作家应该是位古典作家，不知我猜得对不对。
王方晨：对我来说，福克纳代表着外来文化，更是属于现代。包括一大批外国作家，对他们的学习，塑造了一个作家广阔的视野。我以中文写作，中文首先是我的工具，同时又决定了我的文学气质，本土作家的影响不可避免。你猜我会受到古典作家的影响，当然是对的，但不是一位。蒲松龄、曹雪芹，已经把很多作家影响过了。如果能在我的作品找到哪位作家的影子，或许说明恰巧与人家慧心相通吧。
张晓峰：像您这样的作家，有农村生活的经历，但又是在城市生长起来的。长期以来，您在执着地书写自己的农村经验，可见最初的生活经历在作家成长中的重要。
王方晨：虽然同在农村生活，但不同的人感受的差异却很大。让我回想农村，我会看到一个孩子，在乡野上四处奔跑，万物都在陪伴他。早在多年前，施战军就说，别人写乡村，王方晨写乡野。别看只一字之差，乡野与乡村却大不相同。乡野显示了泼辣辣的生命，草木虫兽，都像得了灵气，要与人说话哩。我的有些作品会散发出一种乡野气息，都是因为与别人对乡村的感受不同，不是刻意为之。
张晓峰：您的小说处女作《林祭》发表在1988年，对吗？
王方晨：是的。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就写了它。
张晓峰：这篇小说当时还得过奖，那时您在小学任教，才21岁，可谓年少成名了。
王方晨：那个奖是山东省青年文学奖。得奖的时候，我刚到济南脱产学习。处女作就得奖，而且是跟张炜、矫健他们一起得，倒没感到激动，现在想反而有点激动。当时还比较懵懂。
张晓峰：我很好奇，您早期的文学修养是如何积淀而成的？比如，您从小是不是一个特别敏感细腻的孩子？在乡村生活中您当时能接触到哪些书籍？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它们对您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又或许您的文学天赋来自其它的途径？因为若仅靠大学中文系的学习，我认为不足以培养出一个优秀的作家。不知您是否同意我的判断。
王方晨：我不敢说自己是靠文学天赋写作，但我的确敢肯定，我是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我是六零后，从出生就开始经历穷困。我真是看不惯现在竟还有人把文革时的农村描绘成无忧无虑的天堂，简直不想再说了。
家里没有书。能读到的书，就是世界这部“大书”，是天地自然。大人的辛劳看在眼里，从小就想着能够替大人分忧，幻想自己成为最能干的人。别看我小，却什么活都干过。割草放羊，刷锅做饭，织布纺棉，织袜子，织手套，还有地里的那些活，基本上是一个全能的“小社员”。以孩子的标准来看，我是做得很好的，甚至有时候还超过大人。比如系烟叶，我可以系得又快又好，常常引来妇女围观。
开始接触像样的文学书籍，那就是文革后的事情了。我在上初中的时候买过一本法国小说《企鹅岛》，跟中国的小说不一样，我看过多遍，很震惊。作品影射的法国历史，以这种方式写小说，格局是很大的。我当然想了，如果自己写作，也要写这种类型的。事实上，关于历史、人类命运的思考，从我初学写作，就是我关注的一个方面。
我也从不敢说自己读书多。现在总觉得自己老得很，健忘，怕说错了惹人耻笑。大体上的事件我记得，也就是说，我考入曲阜师范学校后，读书就比较集中了。当时已经脱离了应试教育，一入学就听到一个说法，“及格万岁。”虽然还是数理化、史地生都学，但自主的成分大，可以个性发展。现在师范学校都升格了，没听人说再考初中中专，但我想这个初中中专的确还是很能培养人才的。记得曲阜师范大学的一位本科大学生，曾在我的笔记本上题字，还给我的习作画图，就说，非常羡慕我，没上考试压力很大的高中。在曲师校，如果不是我这种多愁善感的人，生活肯定很幸福。又不忧虑前程，国家包分配，是最小级别的国家干部，又没有繁重的学习任务，费用全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很美的。
但在读书上，又有很大分别。图书馆里的藏书浩如烟海，从民国时期，到现在，应有尽有，谁也不能认为都是精华。根据自己的兴趣，有人选择武侠，有人选择猎奇，都很正常。我选择了另一种，应该就是文学正统和常规。外国文学名著，中国古典，肯定比那些不知几流作家配合形势的作品要好得多。几年前，我觉得有必要补上这一课，就去看一下《创业史》，甚至《艳阳天》这些，看看到底是咋回事。我觉得自己尽可放心，因为理智在先。当时我倒是读过《青春万岁》，也读过《暴风骤雨》和孙犁的一些作品。看《青春万岁》心情也是很激荡的，有一种少共情怀。
这样读下去会怎样？我觉得不成。到了后来，遇到了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意识流啊，存在主义啊，表现主义啊，福克纳、加缪、普鲁斯特、乔伊斯、波伏娃、卡夫卡都来了，那完全是打翻了一个黑屋子，开始四通八达，脉络通畅，好像一个被捆绑的人，从此得到了全身心的解放。现在我想，为什么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外国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不明显？如果从那时起，中国作家就深受外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又会是怎样一个局面呢？巴老曹那些，基本上还都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吧。而外国现代派文学思潮，好像早就有了。当然在建国后的文学作品中也寻不见。
在我没有做过认真梳理的时候谈读书，有误人子弟之嫌。罢了。
张晓峰：2004年您在鲁院高研班学习的时候，我印象里您是一个清秀腼腆的男孩，在班里显得很小，但干什么事都特别认真的样子。前些天我读您的“老实街”系列，才蓦然惊觉您是一个知识渊博、内涵丰富的作家。您对地理、人文、历史都下过相当的功夫，有精当的知识积累。最令我诧异的是您的语言，是千锤百炼之后的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它们给我的感觉是很多年来年您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文化典籍的学习。因为看得出您的小说语言是有出处的，不是单靠文学感觉和灵机一动能随意挥洒出来的。所以我说您一直在学习、在琢磨，让技艺不断精进。
王方晨：您这样说我，我更当谦虚。在这里我深刻检讨，我知道自己一点不好笑，不好玩。我平时虽不讲究，但我不喜欢粗鲁。小时候跟大人一块看戏，小丑上场，惹得人哈哈大笑，我一点不觉得好笑，还觉得很讨厌。在曲师校上学，有个同学一见面就开玩笑，简直是我的噩梦。他就说我，不要总是一本正经。
我这么古板的人，偏要写出生活和人物的灵动来，很对立不是？但是我很享受自己很严肃。写“老实街”系列，我就很认真地做功课。中国传统建筑的结构之类，我了解得差不多。只要把它们说出来，文章就已经古香古色的了。我对文字很敏感，一个字摆出来，温度、硬度，都有。一个字跟什么字摆在一起合适，我也似乎有种直觉。对小说语言的确是要研究的，越琢磨越有意思。
张晓峰：到明年您的写作生涯就已经三十年了。您无疑是一个勤奋高产的作家，获得过很多重要的文学奖项，是鲁军新锐的代表性人物。在近三十年的创作实践中，看得出您的写作经历过几次大的变化，能具体谈谈吗？我想这些变化不仅与文学史是同步的，更源于您对自身写作的不断审视和深度思考。
王方晨：一说我写作已快三十年，我会觉得自己老得不成样子。大家说我是高产作家，可我觉得自己写得还不够多。当年我的创作并没受过更多的激励。不然，我写得还要多，因为我或许就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作家吧，虽然我平时寡言少语。有时我会很喜好庄子式的汪洋恣肆。听人说我是鲁军新锐的代表性人物，我心里会很不是滋味。谁爱当谁当去，我不当这劳什子代表性人物！
这三十年中的前十年，可以说是我的投石问路时期。虽然我写了不少作品，但我并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说到底我是很理性的。那时候什么作品都写，先锋的，传统的，各种风格都有，就是要为自己开拓一条路。
接下来绝处逢生，的确是以写实作品打开的局面。现实问题还是更容易引起关注的。以《乡村火焰》为代表的一批乡土小说，所揭示的农村现实触目惊心。由此不断掘进，到我写《巨大灵》，我就觉得可以终结了。接着开始了我新的犹豫、徘徊。一直到我2010年写长篇《公敌》，把我所有的对乡土文化、农村政治的思考都容纳了进来，算是又一个阶段。
很快，我生了场小病。《公敌》发表、台湾出版《老大》之后，本来想好好休息一年，耳边就传来一些不好的议论，妄说我创作上完蛋了。咬着牙又写，攻短篇，写到吐血。所幸老天眷顾，我病也好了，作品中最出彩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篇《大马士革剃刀》。由此是我创作的又一个阶段，代表作是这么一批济南“老实街”系列短篇。写这批作品，我像打了一出太极拳，做了场大梦。
张晓峰：您1988年登上文坛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先锋文学”的尾巴。因为“先锋文学”在1985年前后崛起，到1990年代初余华、格非等人则开始转型。您也参与过“先锋文学”的创作，还被批评家李敬泽称为“山野间的先锋”。其实在今天还能从“老实街”系列中看到“先锋”的影子。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您怎样看待您当时的“先锋文学”创作？它们的长处和不足分别是什么？
王方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没有“先锋”的元素。最早我看先锋文学，是中国作家表达形式的变化。过去作家讲故事，是那个讲法，就像学生作文，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有条不紊，现在完全打破了这种程式，呈现多样化。另外一个，就是文学趣味的改变，是对正统的背叛。先锋文学伴随着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对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先锋文学释放了作家的创造力，就是告诉你，没什么不能写，怎么写都成。说句实话，随着先锋文学的滥觞、演进，思想的危险性也会跟着显现出来，而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很可能就会首先感受出来，因此，走入晦涩难解、复杂多义以及花拳绣腿几乎就是必然，读者的接受程度随之受到阻碍。长处与不足互见。
张晓峰：余华和格非等人可以算作是当时“先锋文学”的领军人物。除了您比他们二位年轻、出道的晚，您认为您当时的“先锋”小说和他们的作品有哪些不同？“先锋文学”遭人诟病之一是作品的艺术形式有时大于内容，而您是否由于对内容的注重、对技术和形式的谨慎而失去了“抢眼”的效果？
王方晨： 回头看了一下，所谓的八十年代先锋文学时期，大部分的创作不是先锋文学。较为鲜明地显现先锋文学特点的那段时间很短，也就两三年。很多人顶多就是玩点儿意识流，甚或只是形式上不分段不加标点。我接受的也是正统的学校教育，当时看传统的古典的文学作品多，以为现实主义才是最高级的文学形式，接触到那些先锋文学作品，当然很受触动。让我评价当年的先锋文学，我会认为它的意义在于创作观念的更新，代表的是一种人性的解放。我开始试笔先锋文学，也首先是在形式上的实验，努力把思考隐藏在文字里，其实也是进入了误区，好像隐藏得越深越好，让人越看不懂越好。那个时期如同昙花一现，可能人人都发现走不通了，聪明的作家就又开始另辟蹊径。经过先锋文学的淬炼，包括莫言、余华、苏童、格非，一大批作家已经得到了文学的真髓。他们生逢其时。我自己也因而获得了对文学品格的坚持，那就是说，我会写什么样的作品，或不屑于写什么样的作品。至于抢不抢眼，还想不到。后来就似乎有意识了，写《乡村火焰》那些，就有要抢眼的想法。
张晓峰：您在乡村生活了十多年，然后进入城市。对于很多当代作家而言，乡村生活是非常宝贵的写作资源。乡土文学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领域。您认为您的乡土小说有什么特点？
王方晨：过去人们讲到乡土文学，就会想到土得掉渣，像是被埋在土里的。您要我讲我乡土小说的特点，简单说吧，我认为我没有被埋在土里。
张晓峰：人们赞赏您的小说具有汪曾祺、孙犁等人的神韵，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但您显然也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如果仅从对乡村生活和农民的描写上，您认为您的小说和其它乡土文学有哪些不同？您对当代的乡土文学创作一定是有自己的发现和贡献的。这其中有您的思考和心血。
王方晨：我对自己的要求，写乡土而不拘泥于乡土。我有一个中篇《玉米人生》，写外来人迷恋乡村的田园风光，却大大惹恼了村子里的一位倔老人。两种观念发生了猛烈的冲突，一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一种是实实在在的困苦。我在做的，就是要撕下这层温情面纱，告诉你生活的残酷真相。这篇小说就是我乡土观念的直接流露。旖旎的田园风光犹在，从每一个角度看都是风景，但这些只是表象，因为你没有像那些土里刨食的人一样感同身受。揭开笼罩在现实生活之上的层层迷雾，是人间堆积的悲苦。
张晓峰：您既能写乡村，也能写城市。我读您的“老实街”系列，常常疑心是虚构，但奇妙的是，您传达出的济南这座古城的风貌和内蕴却极其真实。它让人想起《老残游记》中对泉城风光和日常生活的描绘，也让我想起沈从文1950年代初在书信中对济南的深刻印象。这三者之间是一致的。在虚构和真实之间需要很高的技巧，您是如何完成的？祝贺您。同时开玩笑地说一句，济南应该给您颁发一枚奖章才对，因为您写活了这座古城。
王方晨：“老实街”的确出于我的虚构。小说就应该把假的当真的写，但也要把假的当真的写。《红楼梦》里说，假作真时真亦假。小说写的是胸中之象，而不是眼见之象。很多人力图忠实描绘这个世界，在我看来都是徒劳的，因为文艺的本质是审美，一但由文艺来表现，就与真实的现实产生了差异，所以我很强调作家的创造性，追求艺术的真实。我把老济南作为我的审美对象，却绝不会让它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如果我的“老实街”小说让人联想到《老残游记》的记述，或其他作家对济南的描绘，那也只能说明，在这些作品中，艺术的真实是相通的。文学也是一种个性的艺术，或许因为浓烈的个人色彩，才让个人作品从众多同类题材的作品突出、鲜明起来。写活古城，其实也就是要给古城注入新的活泼泼的生命。写活其他的东西，也是同样的道理。
张晓峰：我在阅读“老实街”系列时，想起过另外几位作家，比如东北的阿成，他写历史上哈尔滨的奇闻异事很有名，还有聂鑫森，他笔下的湖南小城生活和人物别具韵味，您的“老实街”系列更把历史积淀和当下巨变结合在了一起。这一类小说立足于讲人间故事，既引人入胜，又风雅机趣，其实很受读者喜爱，也往往需要作者具有较高的审美眼光和较深的文化造诣。“老实街”系列陆续发表后，受到多方面的关注，好评如潮。但文学界似乎对“宏大叙事”普遍怀有期待，您怎样看待您的美学追求与文学的社会效应之间的关系？
王方晨：文学界对“宏大叙事”的期待，国内历来有这个土壤。但在我看来，对“宏大叙事”的认识，不应该太过于单一。家国情怀，重大历史事件，社会热点，我也很感兴趣。关键是同样的题材，落在我的笔下，就会变得较为平和。我不会慷慨激昂地切入，我会更冷静一些，更贴近生活和人物的本身，不随同那些狂躁喧嚣。贴着生活走，贴着人物走，总是对的。就是说，作家在葆有自己创作激情的同时，他还必须是理性的。这种理性能够保证自己静下来，倾听到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在我的创作中，也有宏大叙事的元素。历史的沧桑、重大历史事件，都可以在文本中找到痕迹。《公敌》，涉及到了多少历史事件？“老实街”系列小说，就是以当代中国影响那么多人命运的城镇大拆迁为背景。在个人的美学追求与文学的社会效应发生冲突的时候，我认为更不能放弃美学追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作家的耐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吴义勤先生曾讲我是文学的长跑者。一个作家的坚持，或许能够最终拯救这个作家。
张晓峰：在文学地图上，山东是个很奇特的地域，自清代以来小说名家有蒲松龄、刘鹗，现代文学的大家中沈从文、梁实秋也对旅居过的青岛念念不忘，当代更有莫言、张炜等人。有评论认为莫言的小说具有鲁文化的特色，而张炜的小说则具有齐文化的浪漫和瑰奇。和他们相比，您的小说似乎更为冷峭和扎实，这是否也和您的故乡文化有关？从地图上看，金乡位于鲁西南，它和高密、和龙口的地域文化肯定是不一样的。
王方晨：不能轻易说孔子、孙子、蒲松龄是哪个地方的私产。我出生在鲁西南，但我的生活履迹横跨山东东西，先是在鲁文化的发祥地长大，后又迁徙到了齐文化的腹地，现在齐鲁之间的济南。况且鲁西南那个区域附近也有庄子这样飘逸灵奇的人物，孔子也语“怪力乱神”。“声音是自由的。”这是罗曼·罗兰《贝多芬传》中的一句话。我受其启示，就在《花局夫人》中写到，“花局的消息是被阻挡了，但空气还是自由的。”风俗，本质上具有流转性。文化在像大地上的风一样传播，有人看共性，有人看不同。同与不同，大家是各取所需。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往小处说是齐鲁，大处说是中国，再大是地球、宇宙，做到什么程度，就看各自的天赋。我写老实街，但不希望它仅是济南的，我更愿意让人看到世界的影子。
张晓峰：读“老实街”系列，语言的精简生动、故事的奇妙有趣会让我想到《聊斋》。您的同乡莫言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一天他梦到了蒲松龄先生，然后这位“祖师爷爷”拿出一只大笔对他说：“拿去胡抡吧”。这话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莫言等于说破了作家想象力的奥秘。您的“老实街”系列无疑是极具想象力的，而一个写作将近30年的作家如果缺乏想象力也是难以为继的。而从您的创作态势来看，您的后续创作还是一口深泉，汩汩滔滔，或许喷薄而出。但是，综观您的创作，无论是语言表述、还是情节设计，您很少出现过像莫言那样手舞足蹈、泥沙俱下的景象。作为一位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我可以将之称为酣畅淋漓、磅礴壮观，也可以联想到“大笔胡抡”。您能否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您的某次写作“抡起来”是什么景象？您的艺术个性和文学修养是否会克制这种情形的发生？
王方晨：想象可以实现对现实的突破。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太规矩了，想象就是对一个人的解救。特别是作为一个作家，更要用好这项老天爷的恩赐。莫言先生的文学想象，是他尤为突出的一个创作特色，他人难以企及。在他之后又有这么多作家，想一想，有可以替代他的吗？我承认自己的创作也大多出于想象。有多少的封闭，就又多少的敞开。如果我“胡抡起来”……我没有糊涂到相信梦境。
张晓峰：“老实街”系列中的好几篇小说我需要反复细读其中的段落才能明白故事中的奥秘，比如《大马士革剃刀》《阿基米德的一天》《化燕记》。其实这正是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魅力。“四大名著”中的很多情节与细节都是令人琢磨和回味无穷的。但是当代小说的美学主流似乎是明白晓畅、一览无余，是没有难度的阅读。即使是有些重要的作家也不能幸免，比如阎连科近年来的几乎所有长篇都是宣泄中的批判，批判中的宣泄。他将此称之为“神实主义”，批评界也随之进行解读。并非违背小说传统的就不对，但我总以为小说是智慧的体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以文化为底蕴再辅之以精湛讲究的技艺。所以，我认为您的写作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写作，它很讲究，又有一定的难度。
王方晨：这可能也是我的写作理想。生活中我会不断地拉低自己，隐藏自己的见识或性情，甚至委曲求全，但创作中就不能这样做了。一个作家没有超人之处，怎么会写出超人的作品？写作有难度，生活也有难度。没有难度，那不正常。
张晓峰：在您的小说里，我还看到了审美的洁癖。“老实街”里的男女活色生香，不乏奇情异事，但作者的描写高妙传神，又非常干净。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时常诧异于一些作者、甚至是年轻女作者笔下的男女情爱。当然，那可以称之为表现了粗朴旺盛的生命力，但是那种乍然兴奋津津乐道的具体生动，很多时候证明不过是恶趣味。“老实街”柳暗花明也藏污纳垢，但您的笔致真的非常清雅。您兼具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犀利和不俗的文化品位。在这一点上，您和格非很相像。
王方晨：纯正的艺术不允许恶趣味。我看这世界，眼角总含着一颗清冷的泪滴。
张晓峰：在今天的访谈中，一方面是对“老实街”系列的解读，另一方面也和当代文坛的某些现象进行了对比。这些对比可能反映出艺术创作的本质规律，但也可能是姿态、方式甚至叙事策略。您是一位非常谦逊低调的作家，而我从事文学批评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些。您怎么看其中涉及到的某些问题？
王方晨：除了小说写作，这些年来对当代文坛的某些现象，我基本上少有发声。所有的一切，都在作品里了。谁也不能否认，作品是作家立足之本。很怪，很多人偏偏有意忽略作家作品。在一次讨论会上，我忍不住说，作家、评论家能否忠实于自己对艺术和美的感觉和判断，还是一个悬念。忠实的观念不应该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说法。我对文学的热爱，包括对这些问题的热爱。
张晓峰：“老实街”系列之后，您的下一步写作计划可以大概透露一下吗？“老实街”系列的水准很高，再往前进，就有了足够的难度，但我们还是很期待。
王方晨：“老实街”系列小说已经完成，已相继发表在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单行本也即将出版，但我对老济南的书写还会继续下去，对这个世界的书写还会继续下去。人类历史上下万年，但人类的境遇还只是说出了一点点，作家的工作是难以估量的。感谢您为我的创作这么耗神费力。
（原载《朔方》2017年第12期）
来源：齐鲁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