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3月18日上午，军统局局本部会议厅里烟雾弥漫。二十几个身穿将官服装和西服的特务都闷头不响地坐在那里。有的不停地抽烟，有的不住地搓手，有的索性两臂一抱低着头，闭目养神。平时一向面带笑容的毛人凤，今天却变得异常不安，他在讲桌前不停地走动着，焦急地瞧着这二

1946年3月18日上午，军统局局本部会议厅里烟雾弥漫。二十几个身穿将官服装和西服的特务都闷头不响地坐在那里。有的不停地抽烟，有的不住地搓手，有的索性两臂一抱低着头，闭目养神。平时一向面带笑容的毛人凤，今天却变得异常不安，他在讲桌前不停地走动着，焦急地瞧着这二十几个人。可是谁也不看他，谁也不说话，这场面一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毛人凤几乎要哭出声来了，他含着眼泪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尽管他声泪俱下地说了一大通，下面还是没有反应。

胡蝶与潘有声

原来，17日上午9时，毛人凤接到戴笠从天津打来的电报，说他乘一架C-47型222号专机去上海，两天后再飞重庆。当时，戴笠的情妇胡蝶，正在上海准备与丈夫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然后正式与戴笠结婚。所以戴笠在北平、天津办完公事后，想去上海看望胡蝶，然后再赶回重庆。他想赶回重庆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准备参加胜利后的第一次军统局的“四一”纪念大会，另一个则是与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争夺全国警察总监的职位。当时，李士珍拟了一个战后建警计划，已通过他的后台老板——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交给蒋介石，并为他请求战后建警任务，以便独揽警察的领导权。蒋介石对李士珍的计划很感兴趣，同时又因有戴季陶的关系，就准备把建警任务交给李士珍。被戴笠推荐到蒋介石身边的唐纵等特务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打电报向戴笠汇报。而戴笠早就想把警察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也写了一个全国建警计划，要求任警察总监。所以他得到唐纵等人的情报后，急于赶回重庆，好亲自在蒋介石面前力争。

李士珍，1896年出生，黄埔军校第二期、日本警官学校结业

按惯例，戴笠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给毛人凤来份电报，既为了告诉自己的行踪，又为了询问局里的情况。然而这次，毛人凤自17日上午9点后，直到下午也未接到戴笠的电报。这一反常情况使毛人凤坐立不安。他亲自打电话问重庆总台，并命令总台向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处询问，得到的答复是：222号飞机曾到达上海、南京上空，由于两地都是大雨滂沱，未能降落；又因为云层低，雷电大，他们与空中联系很困难，现不知飞机去向。

整个下午和夜间，毛人凤都焦急不安地守在办公室。重庆总台不停地“青岛青岛”“济南济南”地向全国各地呼叫着，呼声此起彼伏，通宵未断，但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第二天清晨，毛人凤心急火燎地跑去向蒋介石汇报这一情况。蒋介石一听，立即显出焦急和关怀的神色。他转身命令秘书说：“接周至柔。”周至柔是航空委员会主任。电话很快接通了，蒋介石亲自抓起电话，询问222号飞机的去向，得到的回答跟毛人凤汇报的一样。蒋介石的脸色更加阴沉了，他对着电话命令道：“你马上派几架飞机沿途寻找！一定要找到这架飞机迫降在什么地方！”放下电话，他又转身对毛人凤说：“你马上选派一名将官级负责人，带部电台、一个报务员和一个外科医生，多带些药品，下午就乘专机去寻找。我估计戴科长（因戴笠曾担任过南昌行营调查科长，蒋介石常常这样叫他）乘坐的飞机，很可能是飞错了方向，或者是出了故障，落到共产党地区了。你马上去布置吧！”

军统头目毛人凤（1898—1956），后任保密局局长

“是！”毛人凤毕恭毕敬地行个礼，准备出来，蒋介石又叫住他说：“只要是发现了戴科长的飞机，就马上降落。如果无法降落，就立即跳伞下去，并用无线电向这里汇报。一定要把戴科长找到！”

毛人凤回到局本部，立即召集了这个紧急会议。当听说戴笠一天一夜不知去向时，大家都不由得惊叫起来：“那能到哪里去呢？”“会不会飞机失事？”“千万别降落在共区！”人们议论纷纷，关心、焦急、恐惧……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啊！

人们的议论声使毛人凤无法继续往下讲，他摆着双手大声说：“同志们静一静！”接着他把蒋介石的意思告诉了大家，并问谁肯去寻找戴笠。

如果是去一般的地方，也许大家都会争着去寻找，但一听说很可能降落在共区，整个会议厅顿时鸦雀无声了。

去共区？那是闹着玩儿的吗？我们这些靠屠杀共产党起家的人，倘若落在共产党手里，还能活着出来？再说，“奋斗”了八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抗战胜利，目前正是抢收日伪财产、大发横财的好机会，日后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只有傻子才会去送死。我和大家一样闷头不语。

抗战胜利后，我的想法多极了，常常想起去南京查看建筑军统大厦的情景。那次我只在南京待了三天，就得到了一幢房子和一部汽车，如果我再趁机做几笔生意，抢收一些日伪财产，岂不是终身享用不尽？可是我也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刻，我若不去寻找戴笠，怎么对得起他呢？我既不是浙江人，又不是黄埔学生，如果不是戴笠一手提拔，我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青年怎能爬到如此高位？人不能不讲良心啊！看来，我应该去。可是，我今年才33岁，正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之际，如果戴笠正落到共区，我这不是去白白送死吗？母亲年迈，妻子才27岁，四个楼梯台阶一样的幼小儿女怎么办？看来，还是不能去。但是，戴笠如果没有落在共区，而是在其他地方迫降，电台失灵，他要是知道了谁也不肯去找他的这种情况，会做何感想？我十几年对他的忠实岂不毁于一旦？再说，如果不把戴笠找回来，这几万人的军统局有谁能压得住阵？戴笠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岂不要付诸东流？倘若没有军统这把得力的屠刀，委员长的宝座、党国的权力，能有这样牢固？无论为国为党为个人，都必须把戴笠找回来。要想得到更高的官位，要想得到更多的钱财，不冒些险是不行的。即使自己此行发生意外，也是为党国尽忠，在党国的史册上留一美名，妻儿老母也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我这样翻来覆去地想着，权衡着。最后，我猛地站起身来，说：“我去！”

沉默的人们立即如释重负般嘘了一口长气，脸上露出喜色。毛人凤则泪眼汪汪地疾步上前，紧握我的双手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原以为大家会争着去，结果这么久没人表示，想不到，只有你肯去！”

我似乎也被自己这一“壮举”感动了，激动地说：“应该的，应该的！”

“好！好！”毛人凤紧握着我的手，仿佛怕我逃跑似的，对其余的人看也不看一眼，当即拉着我下楼，乘车去见蒋介石。

以往去见蒋介石总是要等很长时间，但这次一通报，蒋介石马上接见。我们进去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前批阅公文。我们给他敬过礼，毛人凤向他报告说我愿去寻找戴笠。他立即合上卷宗，快步走过来和我握手说：“那很好，很好！”然后让我们坐下，亲切而又坚决地对我说，“你一定要把戴科长找回来！我已通知航委会准备好了飞机，你下午就出发吧！”接着他又分析了一番戴笠可能降落的地方，我们就起身告辞。刚走两步，他又走过来喊住我问：“你过去跳过伞吗？”

“没有！”我如实回答。

“那你先带着医生和报务员一起练习一下跳伞，今天来不及走，明天一早动身。”

我们刚转身要走，他又叫住说：“等等！”然后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张信纸，挥笔写了几个字，交给秘书盖上公章后递给我，并对我说：“你如果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上，你们就跳伞下去。不管遇着什么单位的负责人，先出示我的手令。找到戴科长，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我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看谁敢违抗？!”从他说最后一句话的语气、神态来看，完全可以肯定是对共产党而言的。

听了他的话，再看看手令所写：“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我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忙接着说：“只要能找到，一切都好办，谁敢不服从委座的命令！”

他点点头，好像很称赞我已懂得了他的话。他又对我说：“不管落在什么地方，一定要跳下去，不要害怕，一定要把戴科长找回来！”

毛人凤忙回答说：“他不会害怕的！刚才好多人都不愿意去，只有他主动表示愿去的，请委座放心！”

蒋介石一听，脸上立即露出了赞赏的笑容，问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我要求去，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也是为了报答戴先生的知遇之恩。”

“好！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忠于党国的好同志！”

当我们向他敬礼告辞后，他居然把我们送到办公室门口，并且紧紧盯住我的眼睛，伸出手来，很用力地和我握了一下，仿佛在说：好好干！这次就看你的了！——这是过去见他从来没有过的。

离开蒋宅，我连家也没回，就开始挑选报务员和外科医生，这是因为母亲和妻子不在重庆。抗战胜利后，母亲思念久别的家乡，妻子也想回湖南去，所以第一班客轮通航时，我就送她们回湖南了。我想，幸亏她们不在重庆，否则说什么也不会同意我去冒这个险的。

下午，我领着挑好的报务员和医生到两路口的跳伞塔去练习。那里的人告诉我们说，跳伞时一定要离开飞机一段距离之后再打开伞，否则，伞先打开，挂在机尾上就麻烦了。另外他们还告诉了我们一些诸如在着陆时一定要先把腿蜷起来再伸直等等注意事项。我们按照他们说的程序，连跳了三次，才去九龙坡机场乘飞机试跳。

试跳时，我从机舱门口往下一看，不由得倒抽了口冷气。下面的房屋建筑就像是军事模型上的模具，而人如同蚂蚁一样在模具上移动，这情景虽然在坐飞机时常常看见，可是让我只身往下跳，还真是第一次。我只觉得头晕目眩，身上直冒冷汗。这时，戴笠的面容、蒋介石的眼睛不知怎么就像是在眼前，我心一横，两眼一闭，便一头栽了下去，只觉得人像铅球似的，急速地往下坠落，耳边的风呜呜作响。我一慌，忙将胸前的绳子一拉，就觉得像是谁猛地把我向上提了起来似的。我被打开的伞稳稳当当地吊在半空，然后才飘飘悠悠地徐徐降落，很顺利地着陆了。我深深嘘了口气，心想，原来是这样简单。第二次、第三次我们都很顺利地跳了下来。这时天已快黑了，我们也累得筋疲力尽。

我们赶回局本部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一走进办公大楼，毛人凤就红着眼圈告诉我说：“戴先生可能已经遭到不幸了。刚才，李人士（南京办事处处长）从南京来长途说，17日中午有一架军用机坠毁在南京附近，但不知是不是222号专机。我已向委座做了汇报，他认为一定是那架飞机。他估计戴先生已经遇难了。不过你还是得准备明天出发，去看看是不是那架飞机，如果不是，你接着去找。”他说着说着，眼泪几乎就要流出来了。

听了毛人凤的话，我也是热泪盈眶，觉得浑身无力，连晚饭也不想吃，就往毛人凤办公室的沙发上一靠，心里忐忑不安，甚至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

毛人凤的办公室里，还聚集着十几个人。大家都哭丧着脸，闷头想着自己的心事，有的担心今后的命运，有的考虑以后的前程。我靠在沙发上，仿佛是在闭目养神，心里却像开了锅似的翻腾着。我意识到，戴笠一死，军统局内部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动，我自己的地位也会因之而发生变化，要么更上一层楼，要么遭人排挤。在军统内我最信服的只有戴笠，而对其他两个负责人郑介民、唐纵，我向来只是表面尊敬，心里却很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戴笠办事的精干和气魄。毛人凤虽是戴笠的亲戚、同乡、代主任秘书，但他是靠笔杆子起家的，内勤没有当过处长，外勤没有当过站长，一直是给戴笠当秘书，靠着文笔好，对戴笠忠实，才得到提拔和信任，所以我更没把他放在眼里。以后，由谁来主持军统工作合适呢？谁又有戴笠的手腕和能力呢？但愿坠毁的不是戴笠乘坐的飞机才好。

“铃……”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胡思乱想中惊醒，我和其他人一样从沙发上站起来，盯着抓起电话的毛人凤，想从他脸上看出事情的发展。

电话是蒋介石的秘书打来的，他说委座有事找毛人凤，叫他马上就去。我们猜想，蒋介石一定又得到了什么新情况，叫毛人凤去布置下一步行动。

毛人凤去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站在门口，一言不发，只是用沉痛的目光看着大家。大家一看这情景，知道戴笠一定是死了，都默默地和他对视着，谁也不肯首先打破这死一样的沉默。最后，还是毛人凤先说话了，他声音沙哑、低沉，看得出是在强压住心中的悲痛。他说：“委座已接到航委会的报告，说坠毁的正是戴局长的那架飞机，并肯定全机人员均已遇难，无一幸存。龚仙舫也和戴先生乘坐的同一架飞机……”

毛人凤的眼眶早已红了，说到最后已是泣不成声。留在办公室的大都是戴笠的亲信，无不叹息流泪。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把头埋在手掌中，任泪水无声地流淌。那时的我，对戴笠的感情几乎超过了自己的亲人，我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而是一场噩梦啊！

“委座让我们商量一下，在郑介民和唐纵两个人中间选个人，来接替戴先生的工作，正好你们差不多都在这里，就讨论一下吧！”毛人凤的话刚一出口，在座的都忍住抽泣，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唐纵是军统局帮办，蒋介石派来协助戴笠工作的，他的为人大家都是清楚的。他谨慎小心，对什么事情都抓得很紧，表面上很斯文，说话和气，但性格却很倔强，凡是他认为对的事情，别人怎么说都不行，连戴笠有时对他的稳健、冷静和倔强也无可奈何。如果让他接替戴笠的工作，他马上就会上任，而且会把一切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上，那对我们这些下面的人是很不利的。

郑介民呢，虽然名义上是军统的主任秘书，为人也很谨慎小心，但他在北平任军调部的和谈代表，常驻北平，一切工作都由毛人凤代理。毛人凤则因为是代理的主任秘书，所以从不敢在部下面前摆架子，态度总是和蔼可亲。思来想去，大家一致认为还是让郑介民接替戴笠为好。

我知道毛人凤的内心也是希望郑介民接替，只是自己不便说罢了。为了讨好毛人凤，我抢先对他说：“还是选郑介民好，如果他接替戴先生的工作，那实际工作还是你负责，这样局里就不会有多大变动。”其余的人都纷纷附和我的主张，事情很快就定了下来。

毛人凤对我的提议很高兴，临走时亲切地拍着我的肩头说：“你好好休息吧！委座让你明天一早就赶到南京去料理后事。”我俩彼此都会心地点点头。

实际上，这一夜我哪里能睡着啊！戴笠的死使我很难过，同时也迫使我不得不考虑自己今后的出路。戴笠在世时，谁都知道我是他的亲信，现在他死了，他们会不会借机报复我、排挤我呢？以后我要保住自己在军统的地位，该如何行事呢？我不是黄埔学生，年轻、资历浅，在蒋介石眼里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在军统内部，我的实力并不小。自从在临训班任教官起，我就开始培养学生对我的感情。那时我就看出蒋介石是靠黄埔的一些学生起家的，戴笠对学生抓得也非常紧，我明白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必须抓住学生，所以以后军统办的各种特训班我都坚持去讲课，几乎有2/3的学生听过我的课。担任总务处长时，工作再忙我也坚持兼课，同时尽量把毕业后的学生安排到总务处，或推荐到各个部门去。我想，在军统这几个负责人中，我的年纪最轻，加上我培养的一些学生，何愁将来不会后来居上，独树一帜呢？当然，目前我还不能与唐纵、郑介民比高低，他们资格老，深得蒋介石信任。可是如果郑介民主持军统工作，仍然会是毛人凤负实际责任，天长日久，毛人凤将取代郑介民，到那时，我再取代毛人凤就不成问题了。不过，目前我还得三方面都要敷衍，将来不管谁负责，对我都没坏处……

这一夜，我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地想着、分析着，还不时地把台灯打开，在笔记本上记下我该做的一些事情。

第二天一早，毛人凤就来到我在局本部内的卧室。我已起床，正在整理行装。他一进门就关心地询问我准备工作做得怎样了，还有什么要求。我回答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去南京安排好了，了解清楚情况就回来，没有什么要求。”

“那好！你安排好就赶回来。不过，昨晚上我们决定的事，你先不要告诉唐纵，等委员长批下来后，再说瞧不迟。”毛人凤出门时握着我的手叮嘱道。

“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他的。”我满口应承下来。但临上飞机前，汽车路过上清寺时，我特意下车去了唐纵家。

唐纵刚起床，正穿着睡衣在院子里锻炼身体，见我就问：“这么早来，有事吗？”

我忙凑到他跟前，神秘地对他说：“戴先生出事了，委员长让我们在你和郑介民中选一个人来接他的工作。我提出由你来接替，可是毛人凤他们说什么也不干，最后他们决定选郑介民来接替。”

听了我的话，唐纵那白皙、清瘦的脸立即阴沉下来。他习惯地推了推自己鼻梁上那副白金丝边眼镜，沉思片刻，苦笑了一下，慢腾腾地说：“他们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收拾这个烂摊子。”

“这事你知道就行了，先别有什么表示，看委员长怎么定吧！”

他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说：“你见我几时随便说过话？”

我带着戴笠的一张大照片和几个办事人员到达南京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南京的大特务们早已去出事地点收尸，4点多钟，一个个都乘坐着小汽车陆续回来了。最后，戴笠的亲信副官贾金南，从一辆大卡车上抱着一截用白布裹着的东西走下来。他一见我，就忙把那东西放在地上，扑到我的面前号啕大哭地说：“沈处长啊，你可来啦！平时他们那样尊敬戴先生，如今戴先生的尸骨未寒，他们就不让戴先生搭乘他们的小汽车呀，我只好抱着戴先生坐运尸体的大卡车回来！”

我一听这话，心里更加难过，也哭着叹息说：“‘人在人情在，人走万事空’，你就想开些吧！你抱着的是不是戴先生的尸体？”

“没错，我哪能认错啊！我跟了他十几年呀！”

戴笠的葬礼

不知为什么，我仍不相信戴笠真的会死，就走上前把白布揭开，想看个究竟。

这哪里是个人？完全是段黑炭。幸亏头还没有烧掉，模模糊糊还能看清嘴的位置。我想看看嘴里是否有几颗金牙，就用手把嘴唇掰开，刚一动，那黑炭般的嘴唇就直往下掉渣。我的手不禁有些发抖，但我还是把嘴扒开，看清嘴里确实有几颗金牙，才相信戴笠真的是死了。

我不禁痛哭失声，并命人把死尸抬到殡仪馆去整容，画上一个脸罩，套上一身新的毛料中山服，并在南京办事处为他设了一个灵堂。

傍晚，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如释重负般地在一个豪华大饭店大摆筵席。他们都像无事人似的大吃大喝，还美其名曰：“大家忙了一天，辛苦了，好好犒劳一下。”我心里明白，戴笠一死，他们这些在南京、上海的负责人就可以大发横财，不用担心戴笠让他们交出接收的日伪财产了，所以各个心里都很高兴。

在一片觥筹交错的喧哗声中，我却一口也吃不下去。我不仅为戴笠的死难过，也为跟戴笠同时遇难的人事处处长龚仙舫难过。龚仙舫跟我的关系一直很好，凡是我推荐到各个部门的学生，他从来都不为难。那时，局本部院外有幢名为“漱庐”的会客处，戴笠常常爱在其二楼接见一般的客人。一楼是一般特务会客的地方，三楼空着没用。我喜欢三楼安静，就在那里放了张办公桌和单人床，有时就在那里办公或休息。龚仙舫也喜欢安静，他也把办公室搬到三楼来，就在我的办公室对面。

龚仙舫是湖南人，黄埔六期的，50多岁，胖墩墩，见人总是笑嘻嘻的，就像一尊笑佛。可是他有些书呆子气，从来不敢像我们其他几个处长那样，到外面去跟别人合伙做买卖捞钱，就是别人给他送礼也不敢收，纯靠自己那些薪水来养家。他没有自己的房子，老婆孩子寄住在兵工署兵工厂的宿舍房里。他很少回家，每个月他老婆都要打发勤务兵来要钱。他没有钱时，就用被子把头一蒙说：“我不管，我要睡觉！”我知道他手里没有积蓄，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掏出一把钞票塞给勤务兵说：“先拿回去吧！”他也从来不问我这些钱是从哪里开支的。他知道我手里有特务生活补贴经费，我也正乐得做这个顺水人情。现在他摔死了，他的一家老小可怎么办呢？

喧笑声、劝酒声打断了我的沉思。看着眼前一个个喝得红光满面的笑脸，我很生气，心想戴笠一死，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发横财了。这次戴笠从北平、天津回来，一定带了不少古玩珍品，他们会不会趁收尸之际，将那些不易烧毁的古玩拿走呢？如果能查出来，我就可以有凭有据地向局本部报告，名正言顺地给他们处分，看他们还能如此得意、如此无情！

晚上，我把贾金南叫来，询问去收尸的情况。贾金南说，他们去时，那些尸体早已被当地百姓搬得乱七八糟，除了飞机残块和尸体外，没有发现值钱的东西。戴笠的尸体在半山腰的一条沟里，是他下去找到的，当地人叫那条沟为“困雨沟”。听他这么一说，我决定亲自去一趟出事地点。

第二天，我带人来到南京江宁县板桥镇南面的岱山脚下，找来了当地的县长和保甲长，要他们把当地居民召集来，一方面询问飞机坠落时的情况，另一方面查问是否有人捡走了未烧毁的物品。

当时有些居民说，他们亲眼看见了飞机坠落时的情景。那天大雨倾盆，中午1点多钟，滂沱大雨还在不停地下。突然，一架飞机从南京方面飞来，飞得很低，撞着了岱山前面一座小山的大树，就又往上飞了一些。由于当时浓雾茫茫，前面的岱山完全笼罩在浓雾之中，飞机又飞了不到200多米，就一头撞在了岱山的山腰上。他们只听见一声巨响，火光冲天，大火在雨中燃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熄灭。出事经过大家说得基本一致，可是一提到古玩珍品之事，就谁也不说话了。

听到这些情况，我心里更加难过。我想，戴笠“威风”一世，没想到竟落得如此下场。他人虽死了，但他失落的东西一定要追回来。我拍着桌子对县长说：“事情发生在你的管辖之内，你要负责查清此事！”县长吓得直点头，说：“一定照办，一定照办！”事隔不久，这位县长果然派人送来了一个一尺多高的宋代雕琢的白羊脂玉九龙杯和一把寒光闪闪的古剑。后来这两件珍品都被送到了当时的故宫博物院。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立即赶回重庆，向毛人凤做了详细汇报。然后我去看唐纵，因为唐纵夫妇都是湖南人，又深得蒋介石信任，谁知今后会不会是他来当军统的老板呢？

见到唐纵，我就难过地向他讲述戴笠遇难的情况。谁知我刚说到一半，他就很不耐烦地说：“好了，情况我都知道了，这是没办法的事。人都死了，难过也没用。现在戴先生不在了，我的活动很多，你把他的好汽车拨给我一辆吧！”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气极了，心想，戴笠死了，你对他死的情况连听也不听，问也不问，开口就要汽车，真是太不像话了。但是，我敢怒不敢言，只好点头说：“行！我回去商量商量！”

一回到局本部，我就愤愤然地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毛人凤。他也狠狠地说：“哼，他以为戴先生死了，他就可以高升了。可是，委座已经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让郑介民主持军统局的工作了。”

蒋介石既然已经定了军统由郑介民负责，那么我也不能等闲视之。当时郑介民还在北平，一两天就会赶回来，我必须赶在他前面，先笼络好他的妻子。我知道，郑介民很爱财，但他自己却从不出面，而是让他老婆出面捞钱财，许多事情须先讨得他老婆的高兴。于是从毛人凤那里出来，我就径直去了郑介民家。

郑介民的老婆是个贪财而又不甚识大体的人。郑介民升官的事，毛人凤已在电话里告诉她了。她一见我，就知道是给她送财进宝来了，满面春风地开玩笑说：“哎呀！沈处长，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呀？”

“我这不是来听候老板娘吩咐来了吗？”我也乐呵呵地开着玩笑。

“哎！说真的，戴先生的那些房子，能不能分给我们一些呀？”

“那还用说！你要哪里的？南京的，还是上海的？我挑最好的给你！”

“我上海要一幢，南京要一幢，武汉我娘家也要一幢。行不行？”

好家伙，一口气要了三幢！我心里虽这么想，但嘴上还是满口应承说：“没问题！我马上就给你安排。要是你家没人手，我派人去给你布置。”

“那就多谢你啦！”

“谢什么？郑先生接替了戴先生的工作，他的房子、汽车，当然要归你们喽！”

两天之后，郑介民从北平回重庆。我和毛人凤等人以及他的老婆，都到机场去迎接。他乘的飞机本来是4点钟到，可是误了点。他老婆担心地望着阴沉沉的天空，焦急地对我说：“哎呀，飞机怎么还不到呀？这阴沉沉的鬼天气，也实在让人担心！”我知道她生怕郑介民也像戴笠一样出事，就讨好地对她说：“放心吧，郑先生是吉人天相，不会出事的！”

5点多钟，郑介民乘坐的飞机在重庆珊瑚坝机场徐徐降落。飞机一停，郑介民就得意地走下来，跟前来迎接的人一一握手，并幽默地开玩笑说：“好险！戴先生差点把我找去给他做伴了！”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我原以为他会对戴笠的死表示一番感叹哀伤，谁知他竟用一句玩笑话做了开场白，把本来很沉闷的气氛一下破坏了。

第二天上班时，郑介民找我去了解军统的财产情况，并亲切地对我说：“你就好好地给我把这份家当管起来吧！”我知道，前两天在他老婆身上下的功夫已经奏效，心里虽然得意，但也很难过。我想，戴笠一死，你们升官的升官，捞财的捞财，皆大欢喜，只有我失去了得力的靠山，以后一切都只有凭自己的本事了。

惊闻戴笠的死讯，远在重庆的蒋某非常难过，悲痛之下还曾经数次落泪。在当天的日记中，他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雨农不幸以气候恶劣竟在南京附近遇险身亡，殊为悲痛，此生虽多缺点，但其忠诚与热心实不愧革命信徒也。今焉则无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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