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这山沟沟里平常日子就像洗了几遍的棉布，扯不出什么大味道。可隔壁村的李家姐妹这事儿，到现在村头巷尾还有人念叨。都说是好人有好报，我看这话一点没错。

我们这山沟沟里平常日子就像洗了几遍的棉布，扯不出什么大味道。可隔壁村的李家姐妹这事儿，到现在村头巷尾还有人念叨。都说是好人有好报，我看这话一点没错。

那是前年腊月，李家姐姐的丈夫高建国得了胰腺癌晚期住进了县医院。我去看他那天，医院的暖气特别足，窗户上全是水汽，得用手擦一块才能看到外面灰蒙蒙的天。高建国半躺在床上，皮肤黄得像腌咸菜的坛子盖，眼窝深陷，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了。

“老李啊，你来啦。”他认出我，扯出个笑容，但嘴唇干裂得厉害，笑一下就咧了口子。

我帮他倒了水，却发现床头柜上摆着个拆封的营养品盒子，里面是七八个药片，跟普通药不一样，包装特别精致。

“这是啥好东西？”我随口问。

“进口的，一盒两千多。”病床旁边放着把塑料椅子，坐着个穿蓝色布棉袄的女人，脸色疲惫，是高建国媳妇赵红梅。

这赵红梅是我们石山村的，跟她妹妹赵小梅同嫁到了枫树湾。姐姐嫁给了高建国，日子过得顺当；妹妹小梅嫁给了王大柱，结婚没两年，王大柱出车祸没了。那时小梅才二十三，肚子里的孩子都还没显怀。生下孩子后就一个人带着，守了十八年的寡。

话说回来，高建国躺在病床上，虽然形容憔悴，但特别清醒。

“老李，你还记得我家那棵桃树不？去年结了一树的桃子，可甜了。”高建国说起话来，断断续续的。

“记得啊，我还摘过几个。”我随口应着，看他脸色不太对，赶紧转了话题，“你这病没啥大事，好好养养就行。”

高建国摇摇头，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红色的小本本，又从兜里掏出张银行卡。

“红梅，这卡和存折给你拿好。”他艰难地把东西递给妻子。

赵红梅接过来，眼圈立马就红了。“说啥呢，你会好起来的。”

高建国却摆摆手，对我说：“老李，你是我们村的老支书，得给我做个见证。这卡里有24万，是我这些年做木工攒下的。我想给小梅留着。”

我一愣，没想到他这时候提起了小姨子。

“建国，你在说啥胡话？”赵红梅的声音有点发抖。

高建国咳嗽了两声，喘了口气才又开口：“红梅，咱俩的日子也过了大半辈子了，我有啥委屈你的地方，你都看在眼里。我这病怕是…”

“别瞎说！”赵红梅打断他，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下来。

高建国摇摇头：“小梅守了十八年的寡，把王大柱的儿子拉扯大，不容易啊。她这人死心眼，认准一个人就是一辈子，这辈子再不会嫁人了。咱家房子、地都给咱儿子，这些钱…”

他伸手指了指银行卡：“都给小梅。她供侄子上学不容易，这钱你转给她。”

赵红梅愣在那儿，眼泪汪汪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红梅，你答应我，”高建国喘了口气，“我这人没啥本事，就会做木工。当年要不是王大柱，我可能到现在还在外头打工。是他介绍我认识了你，又给了我第一笔做家具的本钱。这些年，我心里一直亏欠他。现在老天要收我，这点钱给小梅，也算是还了人情。”

病房里静了几秒，连呼吸声都能听见。

赵红梅看了看银行卡，半晌，点点头：“行，我答应你。”

这时候有个护士推门进来换吊瓶，她穿着白大褂，手上戴着蓝色手套，动作麻利地换好了瓶子。我注意到她的口罩上印着几朵小花，有点格格不入的喜庆。

“大爷，你得多喝水啊，嘴唇都干裂了。”护士说完，顺手把垃圾桶踢到了床头柜旁边。桶里有几个苹果核，都氧化成了褐色，看来放了有段时间了。

等护士出去后，高建国对赵红梅说：“咱家那个旧沙发，记得送给小梅家。他们家那个都漏棉花了。”

“行，我知道了。”赵红梅应了一声，低头擦眼泪。

这时候，走廊上有人敲饭盒的声音，混着广播里的通知：“请病人家属到二楼取营养餐…”声音走远了，只剩下隔壁病房里的电视声和护士站的电话铃声。

我坐不住了，找了个借口出去抽烟。医院走廊的窗户大开着通风，冬天的风吹进来，凉飕飕的。电梯口的墙上贴着几张通知，有一张医保政策的传单已经卷边了，被铁钉钉着的地方还留着锈迹。

抽完烟回去，发现赵小梅也来了，穿着件深蓝色的旧棉袄，戴着毛线帽，鼻尖冻得通红。她比姐姐赵红梅矮半个头，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皱纹比同龄人多，但眼神很干净。

“姐夫，你感觉咋样？”小梅把带来的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里面装着鸡汤。

“挺好，挺好。”高建国明显提起精神，冲小梅笑了笑。

我看时间不早了，就起身告辞。出门前，看见赵红梅把那张银行卡塞进小梅手里，说：“这是建国的心意，一定要收下。”

小梅愣住了，眼睛瞪得老大：“这是啥意思？”

赵红梅摇摇头：“他这人就这样，认准的事谁也劝不动。卡里有24万，密码是王大柱的生日。”

我没等看到后面的情景就离开了，但那天晚上，村里谁家的狗叫得特别凶，吵得我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想着高建国的话，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菜市场买菜，碰见了赵小梅。她站在卖白菜的摊位前，手里拿着几张皱巴巴的零钱，正在犹豫买哪棵。那白菜都冻得发蔫，最外层的叶子有些发黄。

“小梅，你咋一个人来了？”我问。

她转过头来，脸色不太好看：“我姐在医院陪着姐夫呢。”

我点点头，没再多问。帮她拎了菜，送她回家。路过村口的小卖部，她突然停下脚步，说要买点东西。进去后，她在柜台前站了好一会儿，最后只买了包五块钱的饼干和一瓶矿泉水。

小卖部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已经蒙了灰，照出来的人影都模模糊糊的。小梅看了眼镜子里的自己，好像被吓了一跳，赶紧扭过头去。

“我儿子喜欢吃这饼干，”她解释道，“每次从县城回来，我都给他带一包。”

我心想，她儿子王小强都22了，还馋这小孩子的饼干？但我没问出口。

回村的路上，她突然说：“李叔，你说我姐夫他…”她没把话说完，眼圈红了。

“建国会好起来的。”我也知道这话听起来挺空的。

“我想让王小强回来看看他姐夫，孩子在外打工，请假不容易。可建国对小强就跟亲爹一样。”赵小梅说着，眼泪掉下来了，赶紧用袖子擦了。

我叹了口气，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走到她家门口，院子里晾着两件洗得发白的旧毛衣，边角都有些磨损了。院子角落堆着些木料，那是高建国给她送来的，说是闲着没事可以打个柜子啥的。

“李叔，你说那钱我能要吗？”小梅突然问我。

我没想到她会问这个，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建国这个人，从来不会亏欠别人，”我想了想说，“当年王大柱确实帮了他不少。”

小梅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进了屋。

那天下午，高建国病情突然恶化，被推进了ICU。消息传到村里时，天已经黑了。几个村民聚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有人抽烟，有人叹气。

“唉，早知道高建国这么好心，我当年也该把女儿嫁给他。”张寡妇嘬了口旱烟，半开玩笑地说。

“你少放屁，”王铁匠啐了一口，“高建国这人外憨内精，谁不知道他那木工手艺是县里最好的？这些年攒了不少钱吧。”

我坐在一旁没吭声。高建国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但他给小梅的那24万，可能是他大半辈子的积蓄了。

三天后，高建国去世了。出殡那天，天上飘着小雪，雪花落在黑色的灵车上，没一会儿就化了。村里来了好多人，连隔壁村的都来了不少。小梅穿着一身黑，哭得嗓子都哑了。

让人意外的是，王小强从省城赶回来了，一身黑色风衣，背着个双肩包，眼睛红红的。他特意去医院太平间看了高建国最后一眼，出来的时候腿一软，差点跪地上。

“叔，我对不起你…”王小强嘴里念叨着，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赵红梅过去扶他：“小强，你姐夫生前最疼你了，你别太伤心。”

葬礼很简单，县城的几个客户过来送了花圈，村里的乡亲帮着料理后事。高建国下葬后，王小强特意留下来住了几天。有天晚上，他来找我喝酒。

县城带来的白酒，度数不高，但入口绵柔，比我们平时喝的二锅头强多了。喝了两杯，王小强眼圈就红了。

“李叔，我妈跟我说了，姐夫给的那24万她一分没动，都存着呢。”

我点点头：“你妈这人死心眼，认准一条路走到黑。”

“不是，”王小强摇摇头，“我妈说，那钱是给我娶媳妇用的。可我…我不能要。”

“为啥？”我有点好奇。

王小强沉默了一会儿，倒了杯酒一饮而尽：“李叔，我爸当年去世，是因为救姐夫高建国。”

我一愣：“啥？不是车祸吗？”

“是车祸，但不是意外。”王小强盯着酒杯，“当年姐夫接了个大单子，做了一批家具。送货那天下雨，路滑，对面来了辆大货车，眼看要撞上，我爸猛打方向盘，把姐夫那边挪开了，自己…”

他没说下去，但我明白了。

“你妈知道？”

“知道。当时还有个活着的目击证人，是路边修车的。”

我有点震惊：“那你妈为啥不…”

“不恨姐夫？”王小强笑了，“我妈说，我爸活着的时候最讲义气，死也要死得有价值。她守寡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情义。”

酒过三巡，王小强又说：“姐夫这些年一直在补偿我们。我上学的学费、生活费，很多都是他偷偷塞给我妈的。我妈从来不说，我也装作不知道。”

我想起高建国的木工手艺，村里有名的好，但他的活计一直没涨过价，二十年如一日。原来他把挣的钱都给了…

“李叔，等我挣了钱，我要把姐夫给的每一分钱都还给姑姑。”王小强坚定地说。

我拍拍他的肩膀：“你姐夫在天上看着呢，会开心的。”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又走，日子一晃就到了夏天。赵红梅在高建国的坟前种了一棵桃树，说是高建国生前最爱吃桃子。赵小梅也常去看看，给坟头除除草。

有天下午，我去河边钓鱼，碰见赵小梅在洗衣服。她的手都搓红了，膝盖跪在河边的石头上，有些磨破了皮。

“小梅，现在有洗衣机，你还用手洗啊？”我随口问道。

她抬起头来，额头上有汗珠：“习惯了。再说，这衣服也不多。”

我看了看她手里搓的衣服，是件男人的格子衬衫，应该是王小强的。

“小强最近工作咋样？”我又问。

“挺好的，在省城一家装修公司做设计，说是学了他姐夫的本事。”说到儿子，小梅脸上有了笑容。

我点点头，在河边坐下来，支起钓竿。赵小梅洗完了衣服，把湿衣服放进塑料盆里，撑着腰站起来。

“李叔，我想开个小木工坊。”她突然说。

“啥？”我愣了一下，“你懂木工？”

“不懂，但我可以请人啊。建国的那些工具都在，闲着也是闲着。”小梅说着，眼睛看向远方，“我想着，把坊子开起来，让村里的年轻人有个学手艺的地方。”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你是想纪念建国？”

“也不全是。”小梅摇摇头，“我就是觉得，人这辈子，总得留下点什么。”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高建国穿着白衬衫站在一棵桃树下，笑眯眯地看着远处的什么。梦里的阳光很暖，照在河面上，泛着金光。

醒来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十八年前，王大柱出殡那天，高建国跪在棺材前哭得昏了过去，连他媳妇赵红梅都拉不起来。当时没人理解，都以为他是太伤心了。现在想来，或许他是内疚，是自责，是一辈子都还不清的人情债。

去年秋天，赵小梅的木工坊开业了，取名叫”大柱木艺”。开业那天，她切了个大蛋糕，请了全村人吃。赵红梅帮着张罗，王小强从省城带了女朋友回来，一个漂亮的城里姑娘，看他的眼神特别温柔。

木工坊的门口，立着块木牌，上面刻着”义薄云天”四个字，是村里老支书写的。牌子下面，摆着两张照片，一张是王大柱的，一张是高建国的。

赵小梅站在照片前，点了三炷香，对两个男人说：“大柱，建国，你们看着，我会把日子过好的。”

风吹过来，香烟袅袅上升，木工坊里传出机器的轰鸣声，像是生活在继续。

我听村里人说，赵小梅现在会开拖拉机了，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去县城拉货。木工坊接了不少单子，已经开始赚钱了。她不再用那张银行卡里的钱，说是留给儿子结婚用。她自己住的还是老房子，连那个漏棉花的沙发都没换，说是有纪念意义。

人这一辈子，欠下的情，还不清的债，到头来都变成了生活的模样。小梅用自己的方式活着，也替两个男人活着。有人笑她傻，守了一辈子的寡；也有人羡慕她，得到了比婚姻更珍贵的东西。

每年清明，村里人都会看到一个特别的场景：赵红梅和赵小梅两姐妹，一个拿着扫把，一个提着水桶，一起去山上扫墓。墓前的桃树长高了，开满了粉色的花，远远望去，像朵粉色的云。

那一片云下面，葬着的是两个男人，相隔不远。活着的时候，一个救过另一个的命；死了以后，另一个用余生偿还了救命之恩。而两姐妹，就这样互相扶持着走完了大半辈子。

我常想，人与人之间的情分，就像那桃树的根，埋在地下看不见，却比地上的枝干还要粗壮。枝干可以被折断，根却能在地下延伸，生生不息。

要是高建国泉下有知，看到赵小梅现在的样子，应该会笑着说：“这日子，过得不错。”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