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浪漫和壮丽穿越艰难的岁月，有时它简直就是一个象征，一个共同遵守的秘密——在辽阔的国土之上，石头，致密而坚硬的岩石圈，它构成了作为陆地上稳定的台地。上苍用它来撰写地球的历史，人类用它撰写自己的历史。
一
浪漫和壮丽穿越艰难的岁月，有时它简直就是一个象征，一个共同遵守的秘密——在辽阔的国土之上，石头，致密而坚硬的岩石圈，它构成了作为陆地上稳定的台地。上苍用它来撰写地球的历史，人类用它撰写自己的历史。
我走在云冈。
武周山的激情和不绝于耳的喧嚣已经走出很远了。
云冈，大地的纸张，在寂静与无声中托举起我的执念、我的信。我甚至感觉云冈千年之下还残留着古人触碰的指温，而我在每前行一步时，这样的感觉都在迫使我的血流加速。
无法言说的力量在四周翻涌。
几代人的命运情怀注入其中，让所有的行走者不安——在领受石头的言说并让它敲击灵魂时，语言的描述在此刻有多么苍白。没有色彩，太阳和武周山山脉就是色彩；没有解说，被销蚀的石质在苍凉中显现的和谐就是解说。
它昭示了一个民族如何在素以理性著称的大汉民族中，煽惑起佛教狂热，同时也亮出了一个民族遵奉的文化规范的支点——“上天”的符命及其象征意义的承诺。
一个王权难以逾越的真实高度，一切都以“佛”的书写来获得众生的支持，来赢得时间的绵延以保持政权的稳固。鲜卑，你的无穷动力来自何处？
显然，我知识的欠缺注定我难以描绘出包容大美的云冈。可我知道，我所了解的历史有着致命的缺陷和不可饶恕的错误。翻阅每一本汉语著述的书，我们都会看到一个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经济和位置优越的大汉中土。中土的汉王朝又以坐拥关中骄横恃傲而视周围的少数民族为“夷狄”。此外，由华夏文明所化育出来的民族“傲气”来对抗四夷的“蛮气”，又使大汉中土作茧自缚，四面楚歌。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企图力统大汉的鲜卑拓跋部的祖先吧。他们原是居住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与大兴安岭北段鲜卑族的一支。公元1世纪，趁占据北方草原的匈奴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之际，他们由东北向西南开始征战。
不断的征战让鲜卑拓跋部不断迁徙。
我们尽可以想象，无边的荒漠上天低云暗，雄性的马队驮着悲壮的鲜卑部落朝中土奔驰而来。朔风凛冽，从最辽远的白山黑水上游，鲜卑部落一路收网。我在行走的敬畏中带着惊惧，停下来，有几分钟我习惯保持着前倾的姿态，然而，再行走时，我脸部的肌肉却别样地酸麻。汉民族没有从自身文化达观和厚重下受益，却被鲜卑民族击中了中心“本源”内层的香——这就是云冈吗？
石头有了芬芳的品质，而石头，正是大地所供，它们取走了民间薄弱的理智。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后，在不断迁徙中，他们已经不适应马背上治理天下。一方面，作为入主内地的统治者，由赫赫战功所培养起来的“蛮气”，使得他们从心底蔑视汉人，将汉人称为“恶汉”“贼汉”，不足以解恨，就乞助于“武器的批判”：“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宋书索虏传》）另一方面，作为游牧民族，又不能不在相对优越、文明的汉民族农耕文化面前产生卑怯。
生活方式且恨且羡，茫然无措。“用夷变夏”既不可得，“用夏变夷”又心不甘，文化的冲撞奔突，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同化”中，就实难保持鲜卑文化的纯粹了。
这时，经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经由陆路传入中原的印度佛教开始大显“神”威了。
二
北魏拓跋部为缓和日益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很想从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库中寻求一种最大化的出路。这样一来，宗教势必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选择。然而，此时的宗教对北魏政权又恰恰是一种异质的东西：他们渴望着运气、渴望着超自然的主宰出现。宗教成为他们最亲近的兄弟，成为他们最贴心的倾诉。对万事万物的好感善良，使他们距宗教只有一步之遥。而此时的宗教，也在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余烬中急于想找到另一种皇权制度踏实的依靠。
当时的平城（今大同），作为我国北方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集中了全国优秀人才。包括凉州僧徒三千人，吏民、工匠三万户，以及先后从山东六州、关中长安、东北及龙城等当时北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迁移到平城的数十万人口，他们中间不乏长于造像的工匠和高僧。
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数十万工匠在大法师昙曜和尚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奔赴云冈。
武周山茵茵草地上，质朴而纯真的生灵们瞪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长久凝神回望这东方圣土上寂静之后的喧响。
河水独自流淌，清澈、高贵。生灵被岸上的风景相融但又在聆听中被人类驱向不可知的远方。
从有限的资料中，我知道这几十万工匠，每日定量食盐二担二斗、辣椒三斗。这也许是朔风吹拂下，严寒的日子里，他们需要足够的盐分和辛辣来调节日常缺少的生机和活力。处于一种几乎是彻底的石头击节声中，唯一的就是置身、再次置身有秩序的大地的纸张中，经风霜并忘掉季节。
60多年，我在惊悸与悲怆的回忆中走下去。这是对“佛”性终极意义的全然不同的另一种理解和诠释吗？不断充补的工匠，前后达30余万人。30余万大军，在民族潜意识中形成一种魂，是惊动鬼神的力量支撑着这个庞大的雕刻，我在此称他们为“石魂灵”。
对石头的情有独钟和自觉感知，很大程度就像神佑般地将思维深入其中，让信念永远立足高山、流水、白云、蓝天、土地之间。这些匠人同步于时间的流逝、时间的更替和季节的变化，每每安稳地盘腿坐于武周山崖壁下，不屑一顾而又忘我地刻着、雕着、诵着。蛛网般的额纹，霜雪般的鬓发在日光里枯竭，他们的目光既安详又沉着。让心、让魂魄只依恋奉献的崇高，一锤又一锤地，泪花一闪一闪地，干瘪而满是岁月伤痕的嘴一敛一努，安详地在侏罗纪云冈统砂岩上斧凿一份心灵执念之美。
骨头变硬了，神情庄严了，血流奔涌着。灵，铸入石头的生命中去了。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漯水》中写道：“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云冈石窟的开凿，不凭借天然洞窟，完全以人工劈山凿洞。
想到这个民族的许多超拔的艺术之手，把自己的执念溶凝于石头时，我就禁不住去猜测：人哪，是我们自己深刻于神，还是神佛之尊智慧艺术超过我们呢？真的，不枉了手艺，不枉了执念，我想，真正该树典立尊的是那些鲜有留下姓名的匠人。
可以想见，他们头上沁出小太阳般的汗珠，正是深沉博大的民族之林的大树上的太阳果，而匠人掌心可目睹或可想见的老茧，毫无疑问，那正是民族立足世界之魂！
在不断走进回忆而又从回忆中拔出来的过程中，又不得不去对一个人叩问：昙曜高僧。
称颂和推崇昙曜可以有种种言说，比如他站在武周山峰巅向世人说法，比如他洞察和胸有成竹地把握住了王权思想的走向和脉线，再比如他面临的沉痼和意识的积弊太多时，心存的爱悲怨恨又太少。如果抛开昙曜五窟去谈论他的取悦王权思想也许是一种罪过。在进入他的世界之前谈论他的经历只会使昙曜变得面目全非。他留下了一些独到思维所形成的语言，更准确地说，是一些思想的精到让我们长久惊讶。
佛教东传，首先进入汉地佛文化圈的是一批从西域而来的高僧。不过，十二分有趣的是，他们一来就和王权搅在一起。“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所以，西方哲人梅叶曾说：“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就像两个小偷，互相庇护和支持。”话说得有点刻薄了，但互为利用的因素则是肯定的。尽管北魏太武帝与佛发生了一场大的抵触，甚至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但是彼此又找到了容忍的合适的距离。
而拓跋璿在经历了其父
三
据说那是一个太阳如炬的正午。昙曜脚穿芒鞋从中土而来。这时的文成帝正从武周山朝拜归来。这是先祖拓跋部落认定了的一块湿润如玉的地方。群峰连绵，碧水苍苍。历年战乱苦难无望的生命重压让鲜卑拓跋部落视武周山为精神世界里的灯塔。
偶然与文成帝的车队相遇，不料昙曜破旧的袈裟被文成帝的头马咬住不放。
“马识善人”，蕴身的人与作为识神的马被完美地合二为一，文成帝心中大放光明。
那时刻，“缘”不可遏制地蠕动起来，而此刻文成帝更是真切地听到了武周山天籁般的呻吟和召唤。
我在怀想先行宗师们远去的身影和那份遥远的对理想本质的认定时，我猜想昙曜身上有一种不同于一般僧人的气质。他的朴实里有几分坚韧、几分狡黠，远观中的山河岁月有他生命的另一番景致。武周山下河水滔滔，逝者如斯，仅有的渴望与崇慕，让昙曜静心地面对大地的纸张时衍生出隽永的创意。
当文成帝降旨明谕营造云冈五窟为北魏五祖时，昙曜在述说中表现了一种对王权思想的攀缘：“皇上圣明，佛出人间，像由人造，神格也就是人格。工匠从普通人身上得到的是‘人性’，从神佛菩萨那里得到的是‘神性’，人、神集帝王于一体，‘皇上即如来’。”
文成帝大悦。
这就是昙曜生活在俗世习惯见解中的狡黠。因为他知道一切生活和一切艺术都具有纯洁的性质，但同时更具有被生活染指的气息。
世间天生百物，本来就是给众人备饭碗的，连农民都知道种地要懂土性和墒情，何况是一位中土高僧。
以拙为巧，是昙曜的大智慧。
而我在观赏昙曜五窟时，我居然找不出北魏五祖的丝缕影像。鲜卑拓跋氏总该有些特别之处吧，比如颧骨、鼻子或眼睛什么的，基本要素的搭配总该有些不同寻常。但我领略不到鲜卑拓跋氏的神韵，佛头螺髻宽覆，佛足千辐轮相。跣足盘膝打坐，详和、柔美、光洁而温醇，没有马背上民族被戈壁上的毒日头和大风长期侵蚀的面容。
他们是被昙曜放置在平常和幸福之间的人，是一位属于释迦族的，名叫悉达多、姓乔达摩的人，他们是释迦牟尼如来或别的什么如来，但肯定不是鲜卑拓跋如来。
曾经活着，有着很高心智的僧人的影子就这样显现出来。而观者，诸如我之类的观者，只能站在他的身后进行评说，而评说中未免隐含了一些小家气量，把昙曜说成一位十足的马屁精。
远在西方雕塑之父米开朗琪罗诞生之前，昙曜五窟的生命便活在这云冈统砂岩上，便活在这有血有肉的石头里了。
中华文化一部分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部分是民间文化。如果说民族的精神和思想在精英和典籍的文化里，那么我们民族的情感与个性便由民间文化鲜明而直接地表现出来。由于石头上的文化保留得最久，所以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埃及人、玛雅人、巴比伦人以及中国人，在初始时期，都把文化刻在坚硬的石头上。这些深深刻进石头里的文字与图像，顽强又坚韧地表达着人类对生命永恒的追求，以及把自己的一切传之于后世的渴望。
残缺，表现了它的经历、它的命运、它的年龄，还有一种岁月的痛感。岁月痛感就是时间感。当事物在无形的时间历史中穿过，它便被一点点地消损与改造，因而变得古旧、龟裂、剥落与破坏，同时也就沉静、苍劲、深厚、斑驳和朦胧起来。
工匠们打动这个世界，光凭技术不够，凭什么呢？韵闻、逸事、半真半假浪漫的传说（宗教要靠神话，历史要靠野史、外史，哲学要靠诡辩），说到底，艺术、宗教、历史、哲学，能够长流广传，都不是它们本身，而是本身之外的东西——神话。
石窟雕成时，骨瘦如柴的幸存者，在昙曜的带领下，匍匐在武周川北岸，膜拜被他们的手塑造出来的佛。夏日天气无与伦比的光亮，仿佛是直抵石头匠人生命底层那一缕智慧之光，在获得宗教般的灵魂深处的妥帖和宁静后，一任泪流满面。
试问，除了宗教信仰和王权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力量可以动员、号召人们构筑这些中世纪最宏伟、最壮丽的石窟雕塑群吗？云冈石窟所溢出的人间哲思是不朽的。
石头，大地上丰厚的纸张，一个民族用它铸造的艺术，比它用诗歌、绘画、舞蹈和音乐语言加在一起还要说得多，说得深刻。
我想，历史上不曾有过雕刻的民族是浅薄的，是瘦弱的，而且一定也是浮躁的。
云冈，51000多尊佛像，我仿佛听到他们齐声吟诵《法华经》，仿佛看到他们在眉飞色舞地叙述一个佛本生的故事，仿佛听到他们用排箫、琵琶、长笛奏出美妙的佛音，幽深奇曲，像春天的花园一样绚丽多姿的人间理想王国。
所有的艺术，所已有的艺术，不是几乎都浪漫，是都浪漫，都是浪漫的。这泛浪漫，泛及一切艺术，所有的艺术竟是全都浪漫，而谁也未曾发现浪漫的艺术背后是一个朝代的兴落。
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云冈没有留下任何守护它的信息，只有问号。这些问号弥漫在残垣断壁碎石流沙之间。空茫、荒芜、寂寞和寥落，也许正是远去的历史遗留在大地上特有的生命质感。
云冈石刻独具的造像之雄浑、奇伟，要有多少民间智慧积淀才显其气韵山河？佛像具备其质要经过怎样的千锤百炼才能把对生命的感觉融入石质里？
1000多年过去了，它在远去的喧嚣中，平静地接受着风化、水蚀、盗掠，斑斑灵幻，有着梵意禅思的宁静，有着静寂之上又超拔于静寂之上的高蹈浅吟。
一个时代走远了，一个时代又转入了身后。
四
雁写天书，每当我审视这一空寂的意象时，北魏政权，古代史上最具特色、最具深度，代表着石窟最具优势的文化内涵似乎全部洒落在历史长河的两岸。时间虽然风化了人们的记忆，但凡是顽强的东西终究顽强地留存下来。
北魏政权迁都洛阳时又凿造了龙门石窟。
孝文帝深感国都偏于北方不利于统治，而地处中原的洛阳自然条件优越，于是在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同时拉开了营建龙门石窟的序幕。
龙门石窟经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北宋等朝，雕凿断断续续达400年之久，其中北魏和唐代大规模营建有140多年，因而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北魏洞窟约占30%，唐代占60%，其他朝代仅占10%左右。历史统计，伊水岸上，东西两山现存窟龛2345个、佛塔70余座。
龙门石窟是我国古碑刻最多的一处，有古碑林之称，共有碑刻题记2860多块，其中久负盛名的龙门二十品和褚遂良的伊阙佛龛之碑，分别是魏碑体和唐楷的典范，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上乘之作。龙门全山造像11万余尊，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据说是武则天“捐粉钱两万贯”修的。最小的佛像在莲花洞中，每个只有2厘米，也叫石微雕。
伊水两岸的崖壁上，所有的佛造像，规规矩矩列队在那里，一朵花的全部美丽蕴含在佛的脸上，一笑千年。每一尊石佛龛的背后，有着佛国世界的山阔水长。
400年锤起锤落，那些短命的王朝离现在越来越远了。政权更迭，事件频发，战乱绵延，山河破碎，社会机制和社会观念的变化没有阻挡石窟建造。也许石窟造像是历代皇室贵族发愿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北魏和唐代的造像反映出迥然不同的时代风格。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云冈石窟造像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逐渐变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
晚唐，中国社会处在一个相当激烈的剧变期，无论是经济、文化艺术、伦理、价值观念，人们的心态都处在一种非常规的变化中。
一个朝代的黄昏降临了，12岁登基、只会游玩不理朝政的僖宗皇帝李儇和他的皇室宗亲，为了避开王朝末世的降临，开始朝着青草丛生的南方逃亡。
从长安出发，先逃往汉中，再辗转四川，跟随逃亡的还有一批藏匿难民中的——唐朝工匠和画师。这些工匠被晚唐即将日暮西山的政权尊宠，因为晚唐的政权知道这些艺术家有通灵的本事。
衰败的晚唐，空气中虽然弥漫着厚重的寒意，祈求太平日子的工匠们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每个人都显得那么肃穆和虔诚。
古代的四川蜀国在经历长达47年的风雨嬗变的时候，唐僖宗，这个只知行乐不善朝政的少年皇帝，早就在文德元年（888年）还只有27岁的时候就在历经颠沛流离之后消失成晚唐最后一缕云烟。
作为古代一个独立王国的四川蜀国，前蜀、后蜀虽然也有过动荡和变幻，前后经历了六个蜀王，但这片土地的政治文化经济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局势。
300多年的大足摩崖石刻造像史话中，我们必须记住另一个大足本地出生的人物：赵智凤。
没有人准确地记得他是哪一年出家的，他出家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一位一生只在山水里走来走去的出家人，因母亲久病不起而求医于古佛法师。母亲的病被治好后，他突然产生了一种要用佛法解除民间疾苦以求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
别乡三年重归故里，大足的摩崖石刻已到了最兴盛的时期。
山高，天也升高。滞重的脚步牵引着他回到故乡时，止步四望，白云牵衣，迷漫一色，宝顶山露出青苍的山顶，他看见了一个初具模型的佛国世界。一位具有独特修行理论的密宗流派传承人，要想在故乡大足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和理解，就要很通俗、很人性化地将密宗尊奉的神像和教义故事完整地展示出来，让所雕刻的石像更接近和融合世俗生活的真义和教化内涵，更凡俗化。
大足石刻的贡献告诉了人们：“千古兴衰佛不语，万众忧患石能言。”
在大足石刻凿造的历史中，另一个人物韦君靖出现了。这个人既是大足的罪人，又是大足的福星。黄巢之乱后，他趁着时局动荡，攻占了大足，自任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使，以“节度使”的名义当起了一方霸主。韦君靖一辈子打仗，杀人如麻，也许是因为受佛教思想影响，担心自己曾大开杀戒死后会下地狱，于是他在北方来的难民中招募了一批画师工匠，由他个人出资，开始以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为蓝本，结合地方因素和个人色彩，在大足北山开始较大规模的石窟造像。
衰败的晚唐，空气中虽然弥漫着厚重的寒意，祈求太平日子的工匠们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知足的表情，把对死亡的恐惧毫不费劲地掩盖了。
工匠们在大足北山崖壁上打下“毗沙门天王”像第一锤时，这个为了赎罪的武人，不会想到，正是因为他的自我救赎拉开了中国石窟艺术继云冈、龙门之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石刻造像的序幕。
大足石刻，时间在这里仿佛失去长度。一些来不及雕刻的石刻空留在石壁上，时光擦出了痕迹，鸟雀飞过，它们有如滔滔的心事在春天或秋天的期许和守望中，把那漫天的秘不可宣的生的消息幻化成了死一样的无。
——一切来来去去不过是人类中途的一个歇脚。
1030龛（窟），50000余尊造像，千年后的今天，我突然想到了一句古诗“行行复行行”，行到此处，我再次看见了工匠精神的源头活水。
如果说重庆的大足石刻是晚唐的杰作，那么启示它的领先者一定是北魏时的云冈石窟。
石窟，伟大民族的一种伟大工匠精神，“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如凝固的旋律，感天动地。
葛水平，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长篇小说《裸地》、中篇小说《喊山》《地气》等、短篇小说集《所有的念想都因了夜晚》、散文集《河水带走两岸》等，以及电视剧本《盘龙卧虎高山顶》《平凡的世界》。中篇小说《喊山》获中国作协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赵树理文学奖、2005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裸地》获首届剑门关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大奖。
来源：原鄉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