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思享丨超越技术：在流动空间中追寻地方与自我

摘要：面对平台垄断与网络迷失等时代困境，卡斯特启示我们，技术可以重构社会，但社会必须通过制度设计、文化自觉与集体行动，重新塑造技术—社会—个体关系，在流动中重建地方的意义，在加速中追寻自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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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之一《网络社会的崛起》

面对平台垄断与网络迷失等时代困境，卡斯特启示我们，技术可以重构社会，但社会必须通过制度设计、文化自觉与集体行动，重新塑造技术—社会—个体关系，在流动中重建地方的意义，在加速中追寻自我的价值。

■叶玉瑶

《网络社会的崛起》是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的代表作，为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第一卷（1996年出版），其核心命题在于揭示20世纪90年代浮现的新社会结构——以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网络社会。网络建构新的社会形态，实质改变了生产、权力与文化的运行过程，流动空间不断转变地方空间。卡斯特以其广博的学术视野，深入剖析技术与社会的交互关系、流动空间范式转变、信息时代的地方与自我等时代命题，解构信息技术推动的空间范式与社会组织变革，反思流动空间对地方的再定义与信息技术对自我的时空束缚，为我们理解信息时代的复杂变迁提供启迪。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物联网等新技术引爆全球，并将广泛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当下，回顾《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颇具启发，书中诸多理论性与预见性的洞见在近三十年后仍熠熠生辉。

信息资本主义：技术与社会的双向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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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并未决定社会，社会也无法编写技术变迁进程的剧本……而且若无技术工具，社会也无法被再现或了解。”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由相互叠合的层次构成——“技术与经济是地下层，权力位居中间层，而文化则在阁楼上”，但卡斯特指出，技术与社会是双向塑造的。一方面，社会制度加速技术的现代化。互联网的诞生本是源于美国国防部极富想象力的意外构思，但信息技术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互动，逐渐被物质化为一种生产、传播、管理与生活的新方式；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反过来具体化了社会。每个历史时期决定性的技术，都相当程度地塑造了社会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面临滞胀危机，信息技术成为救命稻草。卡斯特指出，若无信息技术，全球资本主义就会大为受限，信息主义推动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复苏，技术革命的源起与扩散是资本主义再结构不可或缺的工具。在此背景下，信息资本主义成为新的技术—经济体系，知识创造、经济生产、政治权力与文化传播的过程被信息化范式渗透。可见，新技术是应对社会经济危机的一剂良药，社会当下应建立与数字技术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推动技术—社会的协同发展，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生产力的赋能作用，实现经济社会的螺旋上升。

流动空间：网络社会的新空间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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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权力优于权力的流动。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为此，称这个社会为网络社会。”

空间是社会的表现，是结晶化的时间，为此，卡斯特将流动空间定义为“通过流动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信息技术推动全球生产模式、区域组织与就业方式向网络化与流动性转变。全球由泰勒主义组织的分工方式转变为后福特式的弹性生产，并涌现出以日本丰田主义（精益与即时生产的起源）、美国思科系统（数字化供应链的雏形）等为代表的网络化生产模式，被当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管理策略所继承与创新；先进服务业（金融、保险、地产、顾问、广告、设计与研发等）的生产与消费中心被连接在以信息流动为基础的全球网络之中，而高科技制造业的生产过程被分散到不同区位，通过电子通信进行联系互动；信息时代的就业亦迥异于工业时代，工作任务分散在通信网络中协调整合，产生外包、劳务派遣、境外生产投资、定制等方式，导致工作区隔化与社会片段化，书中甚至畅想远距离工作急剧增加与无工作社会的诞生，这无疑与当今数字劳动趋势相契合。

由上可见，区别于工业时代受限于土地、资源的地理约束，流动空间成为网络社会新的空间范式，“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的要素，也是支配我们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在信息流、技术流、资本流等各种“流”的牵引下，流要素打破地理空间的束缚，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网络社会里，流动空间正在转化着地方空间，社会与空间的物质基础在发生转变，功能与权力在流动空间里组织，而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支配着功能运转，改变了生产、消费乃至权力运行的格局，流动空间构成的网络权力结构成为社会分配的根源。

信息时代的地方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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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数千年与自然的史前斗争之后，容许我们生活在根本上是社会性的世界之中，这是新时代的开端，信息时代的独特之处在于文化相对于生存的物质基础获得了自主性……终于在人类世界里独处的我们，必须在历史真实之镜中观察自己。”

网络时代被认为是地理的终结，技术进步下的时空压缩导致全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趋同”，但流动空间并未完全转化为地方空间，地方乃是“形式、功能与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临近性之界线内的地域”，我们生活在地方上，感知到的是建立以地方为基础的周边环境。卡斯特以其生活的贝尔维尔社区为例，文化和历史在空间互动中被赋予意义，居民与日常环境的互动建构了地方空间，社会关系赋予空间形式、功能与意义。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两者是阶级分化的，卡斯特批判性指出，流动空间由占支配性的精英（如金融、技术、官僚精英）组织，将权力与财富投射到全球互动的功能性网络里，而民众更多是地域性的，根植于地方的文化与历史之中。另一方面，两者并非隔绝，网络社会中地方的意义在流动过程中不断被激活与重构。例如，当下乡村的直播经济将地方文化接入消费网络，流动性重新赋予地方独特性价值。

个体受益于信息技术的流动，但也受困于“流动的牢笼”。“流动的牢笼”是指信息技术编织的、无形却无处不在的结构性束缚，在赋予人类自由的同时，将自我困于新的隐性控制中。如空间束缚，精英阶层在多种形式的流动网络中主导资源分配，而民众的生活和经验仍被锚定在地方；如时间束缚，网络社会创造了“无时间之时间”（timeless time），以即时（just in time）方式运作的全球统一资本市场将一切导向于缩短操作时间与加速资源流转，原本按照一定环节与秩序的时空被压缩，破坏个人的生物性与社会的节奏性。

可见，网络时代并非地方终结，地方性与流动性在冲突与交织中不断塑造新的社会空间结构，但可能导致自我在时空压缩的无尽可能性中逐渐迷失，在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的时代，如何坚守地方独特性，追寻自我认同与价值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

结语：卡斯特思想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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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的崛起》为我们提供一套理解数字文明的坐标，其当代价值已超越单一学科与历史截面的叙事。卡斯特的深刻之处在于批判性地揭示了网络社会的根本矛盾并非源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与社会互动中的权力重组；流动空间成为新空间范式，但并未消解地方空间，而是将其卷入全球化的旋涡，迫使地方重新定义自身价值；即时性也未解放劳动生产，反而在加速中破坏社会生活的节奏性。

当前，全球正经历深刻的数智化转型，我国也将建设“数字中国”视为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引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渗透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以数字平台为网络枢纽持续加速生产、物流、消费与文化的流动，凸显网络社会与流动空间的新时代特征。面对平台垄断与网络迷失等时代困境，卡斯特启示我们，技术可以重构社会，但社会必须通过制度设计、文化自觉与集体行动，重新塑造技术—社会—个体关系，在流动中重建地方的意义，在加速中追寻自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