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成员，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中，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革。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这一百余年间，彝族社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承受了诸多苦难。与此同时，彝族人民展现出顽强不屈的抗

近代彝族社会：苦难、抗争与多元形态演变

一、引言

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成员，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中，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革。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这一百余年间，彝族社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承受了诸多苦难。与此同时，彝族人民展现出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之中。这一时期，彝族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形态的演变态势，为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深入研究近代彝族社会的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彝族的发展历程，更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各民族共同抗争、共同发展的壮丽画卷，对于增进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彝族的起源与分布概况

据汉文和彝文历史资料记载，彝族先民与分布于我国西部的古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彝族主要源自古羌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彝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社会体系。在地域分布上，彝族主要居住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区。其中，云南的彝族分布较为广泛，在滇东北、滇北、滇南等地均有大量人口聚居；四川的彝族主要集中在凉山地区，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贵州的彝族多分布于毕节、六盘水等地；广西的彝族则主要居住在隆林各族自治县等地。彝族居住的区域多为山区或半山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外界的交流。

三、近代彝族社会的苦难

3.1 列强侵略与经济掠夺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彝族地区也未能幸免。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经济特权，对彝族地区的经济进行了残酷的掠夺。以云南为例，滇越铁路的修筑成为法国掠夺云南资源的重要通道。法国侵略者不仅在铁路沿线大量掠夺矿产资源，还通过控制贸易，使得彝族地区的经济逐渐沦为其附庸。彝族人民辛勤劳作所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被以极低的价格收购，而他们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却因列强的经济垄断而价格高昂，严重影响了彝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凉山地区，由于交通不便，虽然列强的直接经济侵略相对较少，但鸦片的流入却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凉山彝族奴隶主利用鸦片换得大批枪支、白银，有了枪支后，他们进一步向四周扩展势力，掳掠各族人民为奴隶，使得当地社会秩序大乱，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3.2 封建统治与剥削压迫

在封建统治方面，彝族地区长期存在着土司制度和封建地主制度。在云南武定、禄劝两县的北部和红河南岸某些土司地区，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还保留着封建领主制经济残余。土司作为当地的统治者，拥有土地、山林等重要生产资料，群众隶属于各土司，受到沉重的剥削。土司的剥削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地租、官租、杂派、押金等，剥削量约占佃农农业总收入的 30 - 60%，此外，佃农还需承担繁重的劳役地租。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土司势力逐渐衰落，但封建地主经济在许多彝族地区逐渐兴起。在云南的大部分、贵州的部分和广西全部彝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已成为主要经济形态。地主通过土地兼并，占有大量土地，贫雇农数量不断增加。地主阶级不仅压迫剥削本民族的农民，也对其他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农民们不仅要承受高额的地租，还要应对各种苛捐杂税，生活苦不堪言。

3.3 内部纷争与社会动荡

凉山彝族地区在近代还面临着严重的内部纷争问题。由于等级制度森严，奴隶主和奴隶及一般劳动生产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尖锐。全体社会成员按生产资料占有和严格的等级及血缘关系划为 “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 5 个等级。“诺合”（黑彝）作为事实上的最高统治等级，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与其他等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了争夺土地、奴隶和财富，彝族内部的冤家械斗日益频繁。这种内部纷争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使得彝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许多彝族被迫背井离乡，向安宁河以西至丽江地区迁移。

四、彝族人民的抗争历程

4.1 反帝斗争

19 世纪末，面对列强的侵略，彝族人民积极投身于反帝斗争的行列。在金平、元阳等地，彝族与哈尼族人民多次联合起来，反抗入侵我国边疆地区的法国侵略者。他们凭借着简陋的武器和顽强的斗志，与装备精良的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展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滇南的彝、汉各族人民，也多次反对法国侵略者修筑滇越铁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蒙自爆发了彝民杨自元带头火烧法国 “海关” 的事件，这一事件极大地鼓舞了当地人民的反帝斗争士气，成为彝族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辉典范。

4.2 反封建斗争

在反封建斗争方面，彝族人民同样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清咸丰年间，哀牢山彝族李文学领导的起义声势浩大，影响深远。1853 年，李文学在太平军起义的影响下，发动了起义，提出了 “铲尽满清赃官，杀绝汉家庄主” 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彝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响应。起义军控制了哀牢山、巍山一带约 3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坚持斗争达 23 年之久（1853 - 1876 年），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当地的封建统治。1913 年至 1916 年间，在凉山州的冕宁、越雟一带爆发了彝族人民反抗奴隶制度的大起义，因起义高潮在 1914 年，这一年为彝历的虎年（彝语称虎为拉，称年为库），故史称 “拉库起义”。起义军以反对奴隶制度、争取人身自由为目标，与奴隶主阶级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虽然最终起义被镇压，但它反映了彝族人民对奴隶制度的强烈不满和对自由平等的追求。

4.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新的革命斗争中。1927 年，蒙自县五六百汉、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并在山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彝族地区的革命斗争树立了榜样。1935 年至 1936 年，红军一、二方面军两次经过彝区，在滇东北、滇北和凉山彝区宣传民族政策，受到广大彝族人民的拥护。许多彝族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为革命事业增添了新生力量。在冕宁，红军打开了监狱，放出了 “坐质换班” 的彝民，赢得了彝族人民的信任。冕宁拖乌彝族果基家头人小叶丹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按照彝族的传统习俗在冕宁彝海结盟，使得红军顺利通过了彝区，取得了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刘伯承还将

“中国夷民红军沽鸡（即果基）支队” 的红旗授予小叶丹，鼓励他们组织游击队反抗国民党统治。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彝区广泛传播，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解放战争中，路南圭山和弥勒西山彝族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游击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滇南、滇东北、滇西和凉山等地的彝族与其它民族人民也建立了游击队，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解放上述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彝族人民的优秀儿女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五、近代彝族社会的多元形态演变

5.1 经济形态的演变

5.1.1 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在近代，滇、黔、桂广大彝族地区及四川的部分彝族地区渐渐进入了以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态为主导的社会。在云南的大部分、贵州的部分和广西全部彝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已成为主要经济形态。土地抵押、典当，特别是买卖关系盛行，导致了激烈的土地兼并与阶级分化。地主阶级通过各种手段大量占有土地，贫雇农数量不断增加。例如，在一些地区，地主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数量约为贫农每人平均占有数量的 7 倍以上。同时，地主、富农还占有较多的牛、马、驴、骡等大牲畜和齐全的农具，而贫苦农民则大牲畜很少，农具残缺不全。在四川部分彝族地区，如凉山州安宁河两岸、川滇大道附近，

以及雷波、马边、峨边、叙永、古蔺等县靠近汉族地区的地方，也逐渐进入封建地主制经济阶段。这些地区有的是从奴隶制经济解体的条件下直接发展到封建地主制经济，有的则是在 “改土归流” 后在封建领主制经济解体的基础上向封建地主制经济过渡。

5.1.2 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19 世纪末叶以来，在滇越铁路及其支线沿线，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出现若干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一些企业由彝族经营。1878 年前后，个旧锡矿区有大小彝族资本家 20 余人，最小的企业拥有工人 40 多人，大的拥有四五百人，最大的竟达千余人之多。民国以后，在滇东北彝族统治阶级中逐渐形成一个军阀官僚集团，

他们在 1927 年起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取得了云南的统治权。其中一部分人建立或控制了一些工商业机构与企业，逐步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控制了云南的金融机构 —— 富滇银行，还在个旧及滇北先后建立了个旧锡公司、云南炼锡公司、云南矿务公司及滇北矿务局等工矿企业。此外，他们还以集股或个人名义开办了一些私人企业，仅在昭通一带，就有 “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 “福鹤公”“永达”“庆丰祥”“同协庆”“裕通” 等十几家商号，主要从事棉纱、油脂、山货、药材的买卖，也进行黄金、白银、枪支的贩卖，并开设了一些银行、钱庄和店铺，垄断了滇东北及黔西北和凉山部分地区的工商业。

他们还在昆明、上海及香港等地开办企业、银行或设立办事机构。然而，由于受到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彝族地区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缓慢，未能成为主导的经济形态。

5.2 政治形态的变化

5.2.1 土司制度的衰落与变革

在云南的一些彝族地区，如武定、禄劝两县的北部和红河南岸某些土司地区，土司制度在近代经历了衰落的过程。清代中叶以前，土司势力尚强，当地的土地、山林等尽归土司所有，群众隶属于各土司。但近百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土司势力逐渐衰落。到解放前夕，武定、禄劝的土司区内，百姓的私田已占整个田地的一半左右；红河南岸的土司区，也有部分田地转到百姓手中，有的还取得了土地所有权。同时，民国以后，国民党政府在 1934 年至 1935 年间，先后在这一地区推行保甲制，虽然土司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影响力，但原有的土司政治组织受到了冲击，其统治范围和权力逐渐缩小。

5.2.2 与外界政治联系的加强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彝族地区与外界的政治联系逐渐加强。在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中，许多彝族志士参加了推翻帝制的斗争，他们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积极参与到国家政治事务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彝族地区，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和发动彝族人民参与革命斗争。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游击武装和革命根据地，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这一过程中，彝族地区的政治形态逐渐从传统的土司统治或封建割据向与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彝族人民的政治意识不断觉醒，政治参与度不断提高。

5.3 文化形态的交融与变迁

5.3.1 与汉文化及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

近代以来，彝族文化在与汉文化及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发生了一定的变迁。随着彝族地区与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人员往来日益频繁，汉文化逐渐传入彝族地区。在教育方面，一些彝族地区开始兴办学校，学习汉文化知识，培养了一批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彝族知识分子。他们在传承和发展彝族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汉文化的精华，促进了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例如，在文学创作方面，一些彝族文人开始运用汉语进行创作，同时将彝族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在艺术领域，彝族的传统音乐、舞蹈、绘画等也受到了汉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创新。此外，在宗教信仰方面，部分彝族民众开始信仰佛教等外来宗教，与原有的彝族传统宗教信仰相互交融。

5.3.2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与其他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彝族人民始终注重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彝族的传统习俗、语言文字、民间艺术等在近代依然得到了广泛的传承。例如，彝族的火把节、彝族年等传统节日，在这一时期仍然是彝族人民庆祝和团聚的重要时刻，这些节日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得以延续。同时，彝族人民也在不断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创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彝族的传统手工艺制作方面，如彝族刺绣、银饰制作等，艺人们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吸收了新的设计理念和制作方法，使彝族的手工艺品更具时代特色和市场竞争力。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一些彝族艺术家将彝族的历史故事、传说等进行重新演绎，创作出了许多具有感染力的作品，进一步弘扬了彝族文化。

六、结论

近代彝族社会经历了苦难、抗争与多元形态演变的复杂历程。在列强侵略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下，彝族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他们始终没有屈服，通过反帝、反封建和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抗争活动，展现出了顽强的民族精神和不屈的斗争意志。在社会形态演变方面，彝族社会的经济从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到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政治从土司制度的衰落变革到与外界政治联系的加强，

文化从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到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都呈现出了多元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彝族社会自身的发展需求，也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紧密相连。近代彝族社会的这一历史进程，为新中国成立后彝族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时代，深入研究和总结近代彝族社会的历史经验，对于促进彝族地区的繁荣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源：彝空间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