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深秋,北平的风还带着点新凉。就在这个时候,程潜带着一身风尘,从长沙赶来了——被邀请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据说那天,他一下火车,就直奔进了人群的中心。毛主席亲自迎上去,顺手一把抓住了“老上司”的手,嘘寒问暖,把程潜累了一路的疲态都搂进了心里头。身边那个场面
程潜:流亡者的旧友
1949年深秋,北平的风还带着点新凉。就在这个时候,程潜带着一身风尘,从长沙赶来了——被邀请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据说那天,他一下火车,就直奔进了人群的中心。毛主席亲自迎上去,顺手一把抓住了“老上司”的手,嘘寒问暖,把程潜累了一路的疲态都搂进了心里头。身边那个场面,不夸张地说,长沙来的人多半要楞一下:不是说只有宋庆龄才有资格劳师动众吗,这下好了,程潜也进了“极少数”。
其实咱老百姓平常琢磨历史,有时看着这些名字会觉得遥远。可那天火车站上的程潜,其实也不过是个将自己折腾大半生、在风雨中打滚儿的湖南人。见了一堆昔日盟友、老部下、点滴故交,他未必像传说中那么镇定。岁月摧人,哪怕是铁骨铮铮之辈,站在热烈掌声和历史节点中,也难免有点恍惚。
事后很多人都说,毛主席和程潜一见如故,其实早年这俩老乡的交情就不一般,情分甚至比表面更深几层。要说程潜咋出名的,得追溯到清王朝末年。有那么几年,湖南的青年被一种莫名的气质包围着,好像谁不上日本留学,谁不和革命搅个声名,就要被人笑话没见识。程潜也是挤着潮流出海的,带着一腔“要搞事”的热血。他在日本,结识了黄兴、宋教仁一帮子人,那小圈子天天琢磨怎么把老皇帝请下台。
其实当年大家在异国的小酒馆坐着拍桌子喊口号,没谁真以为回国后会一帆风顺。孙中山那会儿也刚从欧洲风尘仆仆归来,“革命总舵主”外加一股子天生的亲和力,把湖南后生们心思带得七零八落。程潜这人,骨子里拗,却偏有一股拿得起放不下的坚持。他第一次与孙中山见面,地点据说还是在横滨的中国饭馆。那会儿的饭馆不像现在多是应酬、攀比,而是革命青年的“地下沙龙”。孙中山看这小伙子干劲十足,难得地多说了几句时局的大事。程潜听得浑身冒汗,一时间有点“追星”的激动劲儿。
这么一来二去,等到同盟会真成立时,程潜一点都不犹豫,宣誓效忠。不久清廷轰然倒下,但大伙的好日子并没如想象那样快来。军阀混战,各道势力割据称王,连程潜这样一路跟着孙中山东征西讨的老伙计也在京粤间辗转,始终没能让土地真正安宁。
最高潮其实还轮到陈炯明反水那一出。那天广州本要集结队伍北伐,谁知陈炯明一句“联省自治”,忽然就拿枪指向孙中山。说是暗地里早有谋划,多少年后回头看,程潜早已心生警觉。他曾带着劝说团队昼夜和陈炯明掰扯,嘴都快磨破,后者也只是点头哈腰敷衍了事。当劝说无果时,程潜回头已经再三叮嘱孙中山小心,不要久留。偏偏历史就是这么爱开玩笑,阴谋还是如约爆发。等真到大厦将倾,总有一两个老兄弟义无反顾,程潜就属现身其间。在总统府弹火四起的那个下午,他拼死掩护孙中山上永丰舰,生死关头“拼命三郎”的架势,看得旁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
那之后的年月里,日头西下又东升,程潜眼见着不少早年信誓旦旦的“党人”变了味道,三心二意地“墙头草”了。他没挪窝,和国民党文人元老居正一起守着孙中山。所以江湖上才有“文有居正,武有程潜”一说。可惜革命理想总被现实打翻。等到孙中山离世,程潜心痛到无以复加,余生倒像是在兜转和怀念中煎熬。对于蒋介石,那层公开与暗里的疙瘩,也就在那时慢慢结下。
有人问,程潜晚年为何甘愿与共产党合作?其实这问题也不难。经历三番五次的指望与失落,始终“心有余悸”的其实不是名利,而是看着生活一再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里咬牙苦撑。抗日胜利后,程潜说自己看不见中国的前途,也不是一味悲观,而是累、不信转机会主动落下来。可偏偏,到了辽沈、淮海那几年,历史的潮水还是浪头一浪高过一浪——眼见国民党日渐败局,程潜分明又点燃了“天下可以有新气象”的一线希望。
其实他心头的挣扎也不少。你想啊,本来国民党说要打战犯名单,一查程潜赫然在列,换你是他,何尝不忧心?头顶上吊着一把利剑,脚下还要走和平路。后来还是章士钊——那个有一嘴文墨、八面玲珑的湘乡人,专门“奉主席命”来开导。“程老啊,只要你肯弃暗投明,哪里有什么旧账不能一笔勾销?”什么是“人心所归”,程潜大抵就是在这样反复权衡里,渐渐下了决心。
就连后来长沙起义那场戏,也不是一蹴而就。暗地里你争我让,左右逢源,外有白崇禧的钳制、内有旧部队的狐疑,换作一般人八成要被榨干耐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程潜也是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等大功告成,他和陈明仁的起义消息一传,北京那头连夜开香槟(当然,咱中国人讲究沏壶茉莉)、发表社论,毛主席亲手改了评论,满纸坦荡和欣慰。
但有些人的悲喜,别人永远无法太懂。毕竟从1920年代的硝烟,一路咬牙挨到新中国成立,程潜心底多半还是留了个疤。别看表面上风风光光,其实内里的矛盾谁人知晓?新政权时期,有人给程潜戴大红花,有人疑他是否“投机”,他也只能一笑泯恩仇。
最有意思那一幕,其实是1952年秋日,毛主席和程潜划船——这一段如今读来又滑稽又温暖。你看俩湖南老乡,一人争着要给对方当船夫,客气得像老太太主长。一开始程潜说,“我来吧主席。”主席拧着眉不让:“岂有此理,怎么能劳烦长辈!”说到底,人和人哪怕到达历史高点,见面扯皮,绕来绕去的还是一点“家常气”。船上两人,说得多的不是功绩,而是故乡;不是局势,而是“老上司、老部下该怎么寒暄”。湖南人豪爽嗓门大,这一湖水都听得见他们的笑声。
程潜到底还是念旧的人。毛主席生日那年,他郑重其事地挑诗友为主席写诗、自己更连夜赶工,反复推敲琢磨,用字造句都一丝不苟。小女儿瞧见父亲在厕所喃喃自语,还以为他在唱歌,耐心的秘书笑着解释,“是爷爷在做诗呢。”那些寂静光影里的认真,谁也猜不明白是不是最后的告别。
后来程潜在北京长眠,送行时的场景有人说热烈,有人说庄严。周总理当众致辞:“颂公是中国革命的功臣,也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其实说到头来,什么是英雄?是从革命理想到人情冷暖、从刀枪相见到泛舟湖上,都保有一点点赤子心,没让恶意干涸生机。这些细节,历史书未必记得清楚,但活过的人,想来一辈子忘不了。
人老了,回头望自己的一生,说容易,其实难。谁又能知道,火车站迎接的热闹、船上一叶轻舟的平静,还有那首为朋友“七十大寿”写的诗句,哪一个才是程潜最骄傲、也最难安放的记忆?或许,故事到此打住,留一点未了,就像北平初秋清晨的风——刚刚好,不冷不热,吹得人想慨叹,也想沉默。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