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看着天上的星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轻说了三个字：“我想过。”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冬天，英国牛津。

一个中国青年和一个英国女孩并肩走在学院的草坪上。

天很冷，风吹过的时候，草叶都在发抖。

男孩突然问了一句：“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去中国？”

女孩没立刻回答。

她看着天上的星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轻说了三个字：“我想过。”

谁都没想到，这句对话，会打开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故事。

也没人想到，这段故事的终点，是火——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在异国的街头自焚。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得从戴乃迭小时候说起。

她1919年出生在北京，那会儿中国还没走出乱局，北洋政府刚刚名存实亡。

北京的冬天冷得很，街头上是卷着雪的风，巷子里是卖糖葫芦的吆喝声。

她的父亲是个英国传教士，在燕京大学教书。

母亲则是另一种人——典型的英国上层女性，讲规矩，讲出身，也讲距离。

她母亲从不掩饰对中国的不满。

她说这里落后、脏乱、危险。

她不让孩子们说中文，不准玩中国玩具，甚至连家里用的餐具都得从英国带。

可戴乃迭不一样。

她喜欢跑胡同，喜欢看庙会，偷偷学说北京话。

她觉得那才是活的东西。

1926年，她被送回英国，读寄宿学校。

从那以后，她的生活像被切成了两段。

一段是规矩的英伦教育，一段是藏在记忆里的北京味道。

一直到牛津大学，她才又“闻”到那股熟悉的气息——一个叫杨宪益的中国男生。

杨宪益那时候正念文学，年轻、腼腆、不多话。

但只要一谈起诗词古文，他就像变了个人。

戴乃迭第一次听他讲《楚辞》，心里咯噔一下。

她说：“那种语言，我好像在哪儿听过。”是的，她听过，在小时候北京的胡同，在庙会的唱本里，在旧书摊的线装书上。

两人很快熟了。

一起读书，一起翻译，一起思考。

戴乃迭那会儿已经能用英文翻译鲁迅的短篇小说，杨宪益则能一字不错地背出《诗经》。

他们的交流，比语言还深一层。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

戴乃迭决定嫁给杨宪益的时候，她母亲几乎崩溃了。

“你要是嫁给一个中国人，你会后悔的。”她母亲在信里写道，“你们的孩子，将来一定会自尽而亡。”

这句话太狠了。

像诅咒，更像威胁。

可戴乃迭没有回头。

1940年，他们结婚了。

在重庆，战火下的一场简单婚礼。

那天她穿了凤冠霞帔，在婚礼上用英文背了一段《离骚》。

杨宪益的母亲原本不同意这门亲事，那一刻却泪眼婆娑地说：“我以前错了。”

日子一开始并不容易。

战争让他们流离失所，从重庆到四川，从柏溪到北碚。

他们带着孩子，背着书箱，走哪儿都带着稿纸和词典。

有一次，夜里轰炸警报响了，他们抱着孩子躲进山洞。

洞里冷得刺骨，戴乃迭用英文哼着童谣哄孩子入睡。

1943年，他们进了国立编译馆。

环境算是安稳了些，也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翻译工作。

他们翻了《史记》《楚辞》《鲁迅全集》，还编校了大量古典文学。

这些译本，后来成为英国大学中文系的必读教材。

但命运并没放过他们。

他们的儿子杨烨，从小就有点“不一样”。

中文不流利，英文也说得怪。

他总是沉默，不太合群。

同龄人嘲笑他“不是这里的人”。

后来他去英国留学，心理问题越发严重。

医生说是“文化认同障碍”，也有人说是精神分裂。

戴乃迭那时候已是北京外文出版社的骨干，白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还要给儿子写信鼓励。

他们试过各种办法，甚至把杨烨送到英国疗养院。

可最后，还是传来了噩耗——杨烨在伦敦自焚身亡。

那一天，戴乃迭没说一句话。

她只是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灰天，手里紧握着一张发黄的照片——那是杨烨小时候在四川山洞口的笑脸。

后来她病了，病得很重。

但她不肯停工。

她说：“我们还要把《聊斋志异》翻出来。”杨宪益就陪着她，一页一页校，一句一句改。

她的手抖得厉害，眼睛也花了，可她还是坚持写。

1999年，她去世了。

杨宪益没在追悼会上发言。

他只是回家，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诗：“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他们的书桌还在。

那张旧木桌上，有两把椅子，一左一右。

中间压着一本翻开的《红楼梦》。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动过那张桌子。

参考资料：

杨宪益，《一生一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戴乃迭，《在中国的岁月》，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

王佐良主编，《中国现代翻译家传记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

《北京外文出版社档案资料汇编（1949—2000）》，外文出版社内部资料。

《国立编译馆文献总目》，重庆出版社，1995年。

来源：一读就上瘾的历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