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纪念光荣历史，群众杂志社记者采访了一批抗战老兵，缅怀革命先烈、重温红色记忆。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抗战故事，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纪念光荣历史，群众杂志社记者采访了一批抗战老兵，缅怀革命先烈、重温红色记忆。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抗战故事，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

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永远为人民服务

人物小传：周仁甫，1925年7月出生于响水，1943年入党，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大大小小战役十多次。1946年转业后，先后担任四所中学校长和乡镇副乡长等职务，为地方建设和教育工作作出贡献。

小时候，我的家境并不是特别富裕，但在家里的支持下，我从私塾一直读到初小毕业，在当地也算是个乡村秀才。我的父亲和叔叔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地下党经常在我家开会，耳濡目染之下，我从小就知道共产党为穷苦大众进行革命，是人民的队伍，开始萌发了参加革命、报效祖国的念头。

当时苏北的共产党在阜宁县东北行署的领导下，在东坎镇创办了一所干部培训学校，我积极报名参加学习，课程有“联共党史”“中共党史”“社会发展史”“革命人生观”等，其间阜宁县县长宋乃德也曾到校讲课，内容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建立好》。

两个月的学习时间很快过去，参军的念头在我心里愈发强烈。在父亲的支持下，1940年，我加入了八路军滨海大队。当时大队驻扎在六套的三元宫，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剿匪扩军。因为我既念过私塾，又上过新学堂，是部队里的文化人，在担任文化教员的同时，队长还安排我为不识字的战士上文化课。我把战士们分成全盲组和半盲组，全盲组是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半盲组是能够写自己名字、认识12345的。我自己编教材，有时教唱歌，有时教写字，从大小多少、上下左右开始，也教《千字文》《百家姓》，忙得不亦乐乎。

1941年因父亲病重去世，我回家奔丧。等忙完了丧事，四处打听部队的去向，得知部队已经开拔，不知道去了哪里。由于时局混乱、消息传递困难，我只有先回家。

1943年，新四军在盐阜地区开展了反“扫荡”斗争，小尖被收复。地方民运队经过走访串联，准备着手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民主政权。有一天，我正在地里拔花生，民运队的几名同志找到我，说我当过八路军，思想进步，又有文化，懂政策懂道理，希望我挑起佑东乡乡长的担子。那时我不到20岁，感觉实在难以胜任。但是他们找了我好几次，反复做工作。最后我接下了佑东乡人民政府的大印。当年10月，我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滨海四区副书记李文广跟我说了一句话：“从现在起，你要听党话跟党走，为人民服务，要做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当时，日本侵略者被打退到响水口，还不死心，经常组织到佑东乡搞袭击破坏。有一天夜里，敌人又来突袭。那时我们只有鸟铳、土大墩等兵器。土大墩打出去像扫帚一样，一扫一大片，所以又叫扫帚炮。看到敌人上来，当时的炮手因慌张害怕，不敢点火。我作为乡长，这个时候必须站出来。我就拿出火纸芒子点火信。点一次，火没上来，就用嘴去吹，谁知后坐力太猛，火药珠沾到脸上，半边脸被灼伤，晕倒在地。这次灼伤留下的黑色药珠印记，至今还留在我脸上。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伪军还在，经常出来骚扰百姓。我所在的滨海大队五连奉命调到陈家港附近设防，打击伪军。农历七月半那天凌晨，驻守在陈家港的大批伪军向我们发起偷袭。当时我兼任五连的指导员，和连长杨其岩一起迅速组织力量，抢占有利地形，进行还击。战斗中，我目睹了南河区委书记王商等同志壮烈牺牲，战士们都很悲愤，更加点燃了大家对日伪军的仇恨。我们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取得五港阻击战的胜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一共参加大大小小战斗十多次。

离休之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从事公益事业上，累计捐资100多万元用于助学济困、修路建桥；还自编教材、自制教具，到学校和农村义务开展红色宣讲，用我的言行践行入党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永远为人民服务”的教诲。

成为“红色医生”是我一生的骄傲

人物小传：丁位西，1925年出生于泗阳，1942年进入淮北中学学习，后转入新四军四师卫校学习。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毕业后分配到第四后方医院任医务员，先后参加宿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我出生时，丁家开着几家饭馆，在泗阳算是大户人家，条件还不错。父母非常重视教育，所以我上过私塾，又上了小学。从小我就喜欢听说书，从《隋唐演义》《水浒传》到《刘备招亲》《木兰从军》，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令我很是向往。四年级的时候，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我很激动，写了一篇文章庆祝，还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1939年农历正月初九，五架日本飞机轰炸泗阳城。日军占领泗阳后，把整个城市都烧成了一片焦土。我们无家可归，只能逃到乡下。后来听说八路军教导五旅在淮北苏皖边区办了一个淮北中学，就组织了七八个同学一起过洪泽湖，到泗洪县青阳镇上学。

当时的淮北中学，条件十分艰苦。天气晴朗时，我们就借用附近大地主家里的松树林子，坐在草地上，听老师们讲诗词、中华文明和政治局势。下雨天则有些麻烦，为了不弄湿书本，我们便改在宿舍里上课，或者有时就干脆临时搭建一个简易的稻草油布棚，同学们聚集在摇摇欲坠的棚子底下听课。在大松林上课时，一个班坐一块固定的地方，老师把小黑板挂在树上教大家。几十年后，我们几个校友回忆起来，戏称它是“政文史地兼军事，松柏林中好课堂”。

在校期间，我还有幸见过几次部队里的首长们。那时候陈毅代军长、张云逸副军长常常会来淮北中学探望，鼓励同学们要学好本领，将来为国争光。就是在这里，我立下心愿，希望能加入革命的队伍当中去。1944年5月，学校组织考察了我的个人表现后，决定发展我加入党组织。同年9月，我转正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一年夏天我毕业了，被安排入伍参加新四军，分配到新四军淮北卫生学校学习。回想起被日寇残害的乡亲，想起同学们身上的病痛，想起在芦苇荡中战士们重伤不治的情景，我觉得学医是一个拯救他们的好出路，发誓要学好医术，去战场上挽救爱国战士，为重振河山竭尽全力。

1944年的春夏之交，我和淮北卫校的同学以及上千名新四军战士席地而坐，聆听了新四军四师师长、淮北中学创始人之一的彭雪枫将军作时事报告。他的讲话深入浅出、振奋人心，给了我们胜利的希望，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大家听完报告，纷纷起立鼓掌，所有人的屁股上都是灰，但我们心情激动，根本顾不上这些。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彭雪枫将军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7岁。我作为新四军卫生学校的学员，与淮北各界两万人一道，参加了在大王庄村举行的追悼大会和安葬仪式。记得从大王庄村到半城墓地的两公里路边上，当地群众沿途摆放了128处祭台，每个祭桌上都放着一个香炉、一碗水和一面镜子，颂扬他清如水明如镜。

新四军淮北卫校是我“红色医生”生涯起步的地方。那时学校组织并不完善，老师之前只教过一届学员，但是他们都是有经验丰富的战场医师，又对我们十分重视，跟着他们学习的知识，都是最实用的“干货”。上课时老师说到某一种病是怎么出现的、症状如何，应该用什么药、怎么去治疗，我们就边认真听讲，边赶紧不停地记笔记，生怕错过任何的知识点。

入学没多久，我们就遇到一次实战的机会。那年冬天，四师驻地泗南县暴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四师卫生部立即组织医疗防疫队开展救治工作。我们学校也临时停课，新老学员搭配组成八支医疗队，迅速分赴各疫情重点区域投入救治工作。当时整个部队都缺医少药，我们就通过帮助健全群防群治组织，整合当地中医中药力量，边抢救病人，边宣传卫生防病知识。经过一个多个月的全力救治，很快扑灭了疫情。

1945年夏末，我被派遣到新四军四师卫生部第四后方医院担任医务员，医生做手术时负责麻醉，平时为伤员冲洗伤口、换药。我们医院后来变成野战医院，改名第十二野战医院。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先后参加了宿北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在枪林弹雨中抢下一条条生命。作为医务兵，在交战最激烈的时候，一批一批伤员要往后方抬，连担架都不够用。与此同时，装备精良的敌人还在持续地面攻击，敌机就在头上盘旋，时不时丢下炸弹。没有救护室给伤员，就用临时搭的草棚，前线收治伤员，为他们包扎、上药，需要做手术的就先麻醉、清创。最忙的时候一天到晚不能睡觉，要把能救活的人一个一个转移走。虽然辛苦，虽然危险，我为能够加入新四军这支英雄的部队，能够成为一名红色医生感到无比自豪。

党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人物小传：周桂宏，1927年出生于高邮，1945年10月入党。先后参加涟水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1954年退伍，担任村干部。

我是家里的老幺。父母去世后，我不顾哥哥们的反对，在1945年1月参了军。那时候没想太多，国家有难，我们年轻人就该上！现在想起来，那个决定还是让我心里很踏实。

我在高邮团特务连当兵，部队驻扎在临泽周巷附近。那里水网密布、荡区纵横，地形复杂，是个好防守的地方。刚入伍时，我领到一把“三八”式步枪。这把枪成了我的好伙伴，陪我打过很多仗，经历过不少生死关头。

参军才15天，我就打了第一场仗——在兴化攻打敌人的四座碉堡。战斗从傍晚开始，一直打到第二天下午，非常惨烈。硝烟满天，枪炮声在耳边响个不停，子弹到处乱飞，随时都可能有人中弹。战士们架起梯子爬碉堡，一架梯子不够高就绑两架，一个接一个往上冲。前面的人倒了，后面的接着上。我那会儿年纪还小，个子也矮，领导就让我在底下送子弹、送炮弹、送手榴弹。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不怕死，心里就想消灭敌人，保卫家园！最后我们炸掉了碉堡，赢了。但那场面我忘不了，好多战友倒在我身边，可我们不能退，为了胜利，牺牲也值。

第一场仗打完，部队休整了半个多月，接着又在兴化打第二仗。这次要打的是河对岸的敌人。要过河，就得走水路，但我们的船没有遮挡，不管是作战还是撑船，都容易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部队领导想了个办法：准备几条船，船上摆着桌子，再往桌子上盖一床湿棉被，战士躲在桌子下面开枪，不用人撑船，每条船后有两名水性好的战士在水里推。我在后面掩护，一直开枪吸引敌人火力，给前面的战友帮忙。

当年6月，我在阜宁打了第三仗。那天下午，部队到了敌人的据点附近，敌人在土围子里，看到我们来了就脱了上衣，光着膀子，挥着刀喊口号。没想到一开枪，他们就吓得蹲下躲起来。土围子没有城墙，我们发起冲锋，傍晚就赢了。那仗打得痛快，敌人狼狈得很！打完这场仗4个月后，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就想，我的命是党和人民的了，党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这话我到现在还说得很硬气。

在这之后，我又跟随部队参加了几场战斗。印象最深的还是1945年年底，那时候虽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了，但高邮、邵伯等地还有不少日伪军在负隅顽抗。我跟随部队参加了邵伯的战斗，这是高邮战役的外围战斗，也是我最后一次跟日伪军作战。

抗战胜利后，我又跟随部队投身到解放战争的汹涌浪潮之中。在渡江战役中，我们的部队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趁着夜色悄悄渡江。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我正在和战友们一起划船，突然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手腕，又击断了我的右手中指。当时，鲜血瞬间染红了衣袖，钻心的疼痛让我几乎当场昏死。但我咬紧牙关，强忍着剧痛，用左手紧握船桨，继续奋力划船，直到胜利抵达对岸。

1954年，我响应国家的号召，退伍回到农村。离开部队的那一刻，心中虽有万般不舍，但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我担任了村干部，带领大家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在农村这个“战场”上为乡亲们做好服务。

从18岁参军开始，我的生命已经深深地打上了革命军队的烙印。在我的影响下，我的儿子、孙子都选择了入伍，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来源：群众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