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这一次，他没谈降息，也没骂美联储，而是对着北京9月3日的阅兵画面，罕见地连甩两个“very”：“非常、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作者 | 梳子姐

今天凌晨，白宫草坪上的金发老头又开麦了。

——但这一次，他没谈降息，也没骂美联储，而是对着北京9月3日的阅兵画面，罕见地连甩两个“very”：“非常、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此刻，他眯着眼，给中国军人打了五星好评。那句“他们希望我看，我就看了”，转头他又在推特上给中国人民发贺电，把“人情世故”四个字写成了140字的弹幕。

9月3日，当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响，一支支受阅方队在长安街阔步走过，一件件现代化武器装备震撼亮相，整个世界为之惊叹。

这场检阅展示出无与伦比的强大武力，但不会让人感到恐惧，因为中国人心向和平，中国从未称霸，更不会侵略。

我们所纪念的不仅仅是抗日战争胜利，还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紧密相连。

历史正义、国际秩序、人类公理，需要全世界爱好和平友好的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捍卫。

今天我们纪念抗战，不只是纪念中国遭受的苦难，庆祝中国人民的胜利，更是纪念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跨种族、跨国家、跨意识形态地站在一起与法西斯进行战斗。

卢沟桥枪响后的第26天，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对斯诺说：“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

这句话在当时更像一种预言，而历史很快给出了证明。

南京城破之时，普通老百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日军用大屠杀向人类文明公然挑衅。

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把16毫米家用摄影机藏在袍子里，镜头对准了长江边被日军驱赶的平民。

胶片转动，被刺刀挑起的孩子、焚毁的民房、江面浮尸……

这些黑白影像成为南京大屠杀至今唯一的动态铁证，也是马吉留给中国的第一束光。

胶片由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缝在驼毛大衣衬里中，偷偷带到了上海，在上海费奇与英国记者田伯烈一起对这些资料片进行了紧张的编辑制作，并加上英文说明。

最终这部105分钟的纪实影片被命名为《南京暴行纪实》，先后在英国、美国等地放映，激起了全世界人民对日军暴行的愤怒。

世界最早公布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7年12月15日，该报第1版首次向世界报道日军屠杀平民的事实。

几乎同一时刻，金陵大学农学院的金陵神学院礼堂里，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把纳粹臂章别在袖口，带着二十几位传教士、医生、教授，用四公里长、三米宽的帆布围出“安全区”。

拉贝在日记里写道：“12月16日，日军从安全区拖走 1300 名男人，我挡在卡车前，被枪托砸中左肩。我举起德意志国旗，他们才骂骂咧咧地离开。”

那面旗救下25万南京平民。

1938年2月，安全区解散时，难民们送给拉贝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你是千千万万人的活菩萨”。

从南京向北1000余公里，在山西五台山，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把手术台搭在破庙里，冒着日军飞机轰鸣紧张地抢救伤员。

1939年4月，在冀中齐会战斗战地手术室，白求恩连续工作69个小时，为115名重伤员做了手术。

后来一次手术中，白求恩手指被手术刀划破，感染败血症去世。

弥留之际，他给聂荣臻写信：“我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再为八路军服务。请把我的骨骼标本送回加拿大，告诉我的同胞，东方战场同样需要医生。”

八路军战士把白求恩埋在一棵核桃树下，树身刻着两行中文：“您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

白求恩去世三个月后，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接替了他的位置。

这位28岁的加尔各答青年在晋察冀边区建立第一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百团大战中他把救护所设在离前线最近的地方，曾经13天内收治800多名伤员，并为580人实施手术，平均每天手术43人次。

遗憾的是，1942年12月，他在手术台上癫痫发作，再也没有醒来。

毛泽东为他写下挽联：“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

柯棣华的墓碑与白求恩相邻，两碑之间，一条羊肠小路被当地百姓踩出深深的沟壑，人们叫它“友谊沟”。

卢沟桥事变后，法国医生贝熙叶第一时间赶往前线救治伤员，他把自己住的“贝家花园”改建为临时救助所，在这里组织救治、运送重症伤员。

起初，贝熙叶驾驶外交牌照汽车穿越日军封锁线，向根据地运送药品，随着战事趋紧，他又义无反顾改用自行车运送药品。

几十斤重药品，从大甜水井胡同出发，经西直门，到海淀，过颐和园、百望山、温泉村，一路骑行40多公里，最后到达贝家花园，这就是一位法国老人对中国抗战最具体的支持。

1932年，美国飞行员罗伯特·肖特毅然加入中国空军，这位27岁的年轻人不仅训练中国飞行员，还驾驶战机在苏州上空单挑6架日机，最终壮烈牺牲，成为抗战史上支援中国第一人。

肖特的牺牲，早于美国飞虎队的成立，但在飞虎队老兵心目中，他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彰显了跨越国界、超越语言、守护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的飞虎队精神。

当中国制空权几乎丧失、各大城市饱受日军轰炸之苦时，一群来自美国的年轻飞行员，在克莱尔·陈纳德带领下，组成了名震天下的“飞虎队”（美国志愿航空队）。

他们驾驶着画有鲨鱼嘴的P-40战斗机，拿着微薄的薪水，在中国的蓝天上与日寇殊死搏斗。

据统计，“飞虎队”及其后续的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共击落、摧毁敌机超过2500架，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当最后一条陆上国际通道被切断后，一条更为悲壮的天路——“驼峰航线”被开辟。

美军和中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们，冒着恶劣的气候，穿越世界上最险峻的山脉，向中国运送超过70万吨的战略物资。

这条航线上，损失飞机超过500架，近2000名中美飞行员生命化作喜马拉雅山脉间永恒的星辰。

为中国抗战献出生命的，还有德国记者汉斯·希伯，他随八路军115师转战山东，大青山反“扫荡”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44岁。

这些名字，只是漫长抗战夜空中划过的几颗流星。

他们来自加拿大、印度、苏联、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丹麦……

他们中有医生、记者、飞行员、商人、传教士、工人。

他们并非中国人，却英勇无畏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并肩与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战斗。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外籍人士直接参与了中国抗战，其中400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长眠于中国的土地上。

抗战不仅是中国的战争，也是所有拒绝被奴役者的战争。

烽火远去，山河无恙，但他们的背影并未消散。

今天凌晨，白宫草坪的那束探照灯，照亮的绝不只是特朗普的金发，也照见了拉贝的纳粹袖标、白求恩的破庙手术台、飞虎队鲨鱼嘴的獠牙。

历史像一条暗河，悄悄把1937年的南京与2025年的长安街缝在一起——让一句“beautiful”与一声“同志们好”隔着88年互相敬礼。所以，别急着喊“赢”。

我们只是撑了过来，并把“撑”的火种递给了下一棒：

它可能是贝熙叶自行车后座的一箱青霉素，可能是马吉胶片里一格25帧的黑白，也可能是你我在键盘上敲下的每一次“转发”。

人类原本就是命运共同体——当年是，今天是。

只要还有人愿意跨出一步，炮火就永远追不上和平。

来源：燕梳楼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