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月27日下午，由华夏时报社、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CISTDS）主办的2025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分论坛——2025华夏双碳能源发展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举办。本届大会以“双碳时代・绿动未来”为主题，吸引了政府机构、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及新能源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何一华 李未来 北京报道

3月27日下午，由华夏时报社、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CISTDS）主办的2025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分论坛——2025华夏双碳能源发展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举办。本届大会以“双碳时代・绿动未来”为主题，吸引了政府机构、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及新能源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参会。

圆桌对话环节，在华夏时报能源部主编李未来的主持下，国务院国资委机研院企业社会责任ESG促进中心欧洲部部长吕彦科、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ESG研究负责人高艳辉、中天氢能副总经理高浩华、同辉能源创始人兼CEO李栋、绿光气候研究院院长、中科化物液态阳光联合创始人舒玉莹、IVL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代表处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王瑞，以“新能源的内功和外拓：坚守品质，寻找出海新机遇”为主题，进行了多角度探讨。

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双碳"目标驱动全球产业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绿色产品正站在历史性的发展风口。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与全球绿色消费浪潮的叠加，使光伏组件、新能源汽车等中国制造频频问鼎全球市场榜首。但硬币的另一面，欧盟碳关税与发达国家绿色技术壁垒的不断筑高，也让中国企业面临国际标准接轨、核心技术突围、绿色溢价消化等多重考验。

这场关乎全球竞争力的绿色竞速中，中国绿色产品的出海又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

“无论从政府政策、企业技术还是国际市场层面，对中国企业来说都是很大的机遇。”吕彦科表示，无论国际上遇到什么退潮，中国政府对于落实双碳政策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要持续推动。“企业层面，去年我跟全球500强几家企业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表示，中国在一些全球领先的行业领域可以制定一些生产、质量标准，带领全球实现技术发展。国际上希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呼声也非常高。”

挑战方面，吕彦科从国际角度进行了分析。一方面是具备国际先进技术的中国企业家对“企业出海”仅有模糊概念，具体出海的目的、实施路径并不太清楚。另一方面，在出海实施过程中，如何更好的结合当地风土人情，做到技术更好的本地化开展，还有很多要提升的空间。

在高艳辉看来，机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致力于践行ESG，对绿色能源需求大幅增加，给绿色产品推广应用带来更多场景。二是绿色低碳已成为下一轮竞争的关键要素之一，产品竞争不仅要具备价格优势和技术优势，还要满足绿色标准，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这也是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建立国际竞争力的新契机。至于挑战，高艳辉也提出了三点，一是认知层面，很多企业对ESG和绿色低碳的认知不是很清晰，并未充分认识到其战略意义，未能ESG和绿色低碳融入企业的业务战略和日常管理；二是执行层面，企业要系统性地推动绿色低碳落地实施，既需要资金资源上的投入，也需要在业务和管理的转型升级上攻坚克难；三是标准层面，当前的现状是ESG和绿色低碳方面的标准仍然以国际规则所主导，我们在参与标准制定、引领发展方向和节奏上仍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在李栋看来，“光伏储能本来就是一个绿色的领域，如果能让制造环节和能源消耗环节更绿色一点，那无疑会更好，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如今，DeepSeek等AI技术在中国崛起，若将中国最新的技术、强大的制造能力以及AI现代化大脑相融合，将电力交易和整个微网系统打造得更加成熟，真正媲美上火电系统稳定性和经济性，那么，我们将会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就目前而言，同辉能源正依托国内产业链优势，努力打造“光伏 +”的系统产品解决方案，致力于全球绿色能源平价应用，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氢能应用场景广阔

在“双碳”目标的强力驱动下，中国氢能产业正以政策密集落地、项目加速布局的姿态迈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

2025年开年，成渝、长三角等区域“氢走廊”接连规划，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液氢技术基地等27个重大项目集中落地，企业注册量同比增长显著，超六成氢能相关企业注册资本突破千万，展现出资本与技术双向奔赴的活力。

然而，相比光伏、储能的成熟产业链，氢能仍受制于上游绿氢制取成本高企、储运技术瓶颈待解、加氢网络覆盖率不足等结构性矛盾，叠加区域发展失衡、标准体系滞后等问题，使其规模化应用滞后于市场预期。

如何将政策红利转化为技术突破与商业闭环，如何在交通、工业等场景中实现与风光储的协同互补，或将成为氢能跨越“示范期”迈向“爆发期”的关键命题。

高浩华指出，风电、光伏和储能是氢能产业的发展重要支撑，决定了前端制氢的电力成本。近年氢能产业在“制、储、运、加、用”各个环节备受关注且热度不减，但产业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经济闭环，上下游都不盈利，最关键问题在于氢气价格。无论是采用ALK碱性电解槽制氢，还是PEM电解水制氢，这两种相对比较成熟的技术，基本上一公斤氢需要消耗50多度电，因此如何获取低成本电力，以及提高绿氢的绿色溢价是目前需要重点关注问题。

这也意味着，降低制氢的成本要从电价入手，而不是在制氢设备上过度卷价格。高浩华表示，降低电价成本的方式有很多，最主要的是要把制氢企业建到有弃风弃光的地方去，比如内蒙、西北新疆和东北等地区，因为那里电价很低，弃风弃电情况下甚至接近于零，那么这样氢气的成本可以做到很低。

高浩华表示，氢能产业想要良性健康的发展一定是要基于双碳这个大背景的，氢能的零碳绿色溢价，不能把成本全部压在整个氢能产业链的企业上，一定要平摊或者分摊到全社会产业链里面去，既然共享低碳社会，那么也要共担绿色溢价。除了制氢环节、储运和加注环节也同样面临高成本的问题，储运方式很多，高压气态储氢、低温液氢、有机液体储氢、管道输氢和固态储氢等多种方式，不存在哪种方式一定比另外一种方式更优，一定要结合应用场景去考虑合适的储氢方式。

舒玉莹表示，目前我国风能太阳能发出的电，由于其波动性以及与传统电网的结构性矛盾，面临着严重的弃风弃光问题。所以，需要把产业链延长至绿色燃料和化学品等领域，不仅能更好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形成产业良性闭环，还能解决中国巨大产能的巨量碳排放问题。比如可再生能源发的绿电，采取自用或者直供形式制绿氢，绿氢不仅做燃料，还可以耦合高纯度二氧化碳制甲醇、乙醇、烯烃等。这样，一方面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瓶颈，一方面解决大量二氧化碳的工程化利用，不仅为后端产业链减少了产品碳足迹，还为甲醇燃料和乙醇，烯烃等化工原材料提供绿色溢价和稳定供应。产业链越丰富，应用前景就会越多，才能有经济性，实现产业化应用的优势。

对于氢能应用领域，高浩华指出，氢能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之所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大家把焦点都集中到氢能在交通领域的应用，目前交通方面，除了陆上交通，氢能在铁路、航运，以及飞机，比如低空经济领域也都有广泛应用场景。其实氢能一直广泛的应用于化工行业和航天等领域，比如合成氨，石油化工、甲醇等。

清洁能源助力双碳

在“双碳”目标的战略牵引下，清洁能源正成为中国重塑能源体系、实现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

然而，清洁能源的全面渗透仍面临并网消纳瓶颈、区域供需失衡、核心技术“卡脖子”等挑战，叠加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的升级，倒逼产业向高效、智能、全球化方向迭代。

这场以清洁能源为支点的低碳革命，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关键路径，更是中国抢占绿色科技制高点、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机遇。那么，清洁能源怎样推动碳中和的进程呢？

舒玉莹认为，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已步入“多能互补、相互协同”的时代，清洁能源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未来的能源结构不会只有清洁能源，而是多种能源形态相互补充协同。她认为，全球要实现碳中和目标，首先要解决主要矛盾，即能源行业的排放，推动能源行业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是必然趋势。从风、光、氢、生物质，到绿色甲醇等多种形态。能源行业产业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必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存在巨大的绿色机遇。比如可再生能源去年已经实现总发电量超50%，但使用率不足20%，大量被“丢弃”浪费。然而，作为生产和出口大国，我们的“新三样”出口占比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产品碳足迹居高不下，面临国际绿色贸易严峻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生产用能的化石能源占比高导致的。如果把“丢弃”的可再生能源充分利用起来，对出口型企业产品竞争力是非常大的利好。所以，碳中和着手的路径首先肯定是能源转型，但同时又需要和产业密切协同。

王瑞指出，要从清洁能源在整个产业链中的作用，和清洁能源自身的低碳化两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他表示，清洁能源产业链一级一级往上追溯算下来，在任何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碳排放都很大，因此，可再生能源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减碳效果其实非常大。与此同时，清洁能源本身的低碳化也很重要，只有从全生命周期减碳，才能逐步向真正的“碳中和”无限地接近，这可能是一个过程，我们正朝这个方向努力，现在很难实现。

从标准制定角度，吕彦科表示，过去二三十年，在我国追赶国际的一些行业领域，我们很多标准都是在借鉴联合国及西方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进行本地化调整，从而形成了我国自己的标准。在新兴行业领域，如新能源，情况有所不同。一些外国500强企业提出，希望中国能在新能源等全球领先的领域出台标准，以指导全球企业在该领域的高质量生产。在这些先进领域里，国家和政府层面更期望各地或企业能够根据自身在该行业的经验制定相关标准，进而为全国乃至全球树立标杆。

欧美在碳中和碳达峰时间方面早于我国，在制定标准等方面，是否有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呢？

王瑞分享了来自瑞典的案例，“瑞典是全球第一个提出碳税的国家，现在碳价在100美元左右/吨，中国不到100人民币/吨，大概快差10倍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驱动力，驱使他们向能源脱碳，现在瑞典基本上已经没有化石能源了。”

除了本国能源脱碳，王瑞表示，瑞典还要求进口的产品也要脱碳。“在瑞典，包括欧洲其他国家，不管是国企还是上市公司，采购的时候会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碳排放认证，从而倒逼供应商进行减碳。”

王瑞指出，瑞典是在90年代就已经碳达峰了，在这期间形成了大量方法学标准。另外，配套的人才、工具、数据库也都比较齐全，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也可以借鉴。

责任编辑：李未来 主编：张豫宁

来源：华夏时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