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4年4月，身在北京的李敏突然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这通电话使她顿时崩溃大哭，原因是电话告知她，她的母亲贺子珍病情严重，她需要即刻赶往上海，并做好所有的心理准备。

1984年4月，身在北京的李敏突然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这通电话使她顿时崩溃大哭，原因是电话告知她，她的母亲贺子珍病情严重，她需要即刻赶往上海，并做好所有的心理准备。

李敏接着便同丈夫孔令华一道，领着孩子们匆忙奔赴上海。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经抢救未能挽回生命，这位井冈山的首位红军女战士于上海逝世。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怀着一个愿望，即希望自己离世之后，能够离毛主席更近一些。

显然，贺子珍有安葬于北京的愿望。

然而，贺子珍的这一愿望，或许难以达成。

贺子珍离开之后，上海市委组织部马上派遣了数名干部，来同李敏以及贺子珍的兄长贺敏学商讨贺子珍后事相关的事宜。

当时有一位干部称，贺子珍的后事一切从简，也不召开追悼会，并且把贺子珍的骨灰安放在上海的龙华烈士陵园。

事实上，身后之事从简处理，这向来是贺家人共同的想法。贺子珍自己也不希望把自己的身后之事操办得太过隆重，哪怕不开追悼会也是可行的。不过，将贺子珍安置在龙华烈士陵园，这与贺子珍最终的愿望是存在差异的。从客观的角度而言，以贺子珍在中国革命里的地位，她这个小小的愿望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贺敏学随后表示：

一切力求从简，这并无不妥之处。不过，贺子珍的骨灰安置于何处，得先向中央上报才行，毕竟贺子珍属于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

正是由于贺敏学的这番表述，中央获悉贺子珍已然离世的消息，同时也知晓了贺子珍最后的心愿。在邓公的操持下，贺子珍的骨灰被送往北京，安放于八宝山公墓。

除此之外，中央还作出决定，政治局委员及以上级别的干部，都要给贺子珍敬献花圈，将贺子珍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贺子珍也以这样的方式，与毛主席同在北京。

贺子珍于1909年诞生，其出生地为江西永新县南乡黄竹岭，家中祖辈历代以务农为生。

后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致使农村经济衰败，祖父把田产变卖掉，全家搬到县城，父母以经营“海天春”茶肆来维持生计。在北洋军阀混战之际，有一回北洋兵闯进店铺，想要调戏母亲，贺子珍和妹妹贺怡、父亲以及哥哥贺敏学极力反抗。

贺敏学用火钳弄伤了一名士兵，之后两人便扔掉枪支逃走了。当天下午，几十名北洋兵又回来了，他们把店铺捣毁，贺敏学在家人的劝告之下，逃离出去躲避灾难。

这一变故，令年少的贺子珍初次体会到军阀统治的残忍，同时也于其心中种下了反抗的种子。

1925年的时候，贺子珍和她的妹妹贺怡在永新福音教堂学校上学。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贺子珍引领着18名同学离开课堂去参加追悼会。

在老师的诘难面前，她从容应对：

孙先生将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的独立与富强事业，他乃是一位爱国英雄，对他进行追悼是一种爱国之举。

没过多久，她和妹妹在乘船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少年掉入水中快要溺水了。船家却以所谓的“水鬼替身”这种说法拒绝去救那少年。她根本顾不上自己不会游泳，就纵身跳入水中想要救人，然而贺子珍自己也陷入了溺水的危险境地。幸运的是，贺子珍被她的哥哥贺敏学及时救了上来。尽管她被哥哥救起了，可是那少年却溺水身亡了。她对船家的麻木不仁感到痛心，哥哥对这种陋俗作出解释之后，她愈发觉得破除封建迷信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情。

从那以后，她屡次走上街头进行演说，对妇女解放加以宣传，并且当众剪掉自己的辫子，陈述缠足的危害以及剪发的好处，用实际行动去唤醒女性同胞。

1926年的时候，年仅16岁的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她参与到永新农民武装暴动之中，并且率领队伍进入井冈山。她作为第一名女党员，踏上了与毛主席并肩作战的革命道路。

1928年，在井冈山这个地方，贺子珍与毛泽东结识。当时，贺子珍担任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机要与宣传员的职务，而毛泽东是前委书记。

五月的时候，二人于茅坪的象山庵举办了婚礼，婚礼办得很是简朴，有朱德、陈毅等二十多位红四军军官前来见证。

在井冈山上，她身兼毛泽东的妻子、秘书与战友多重身份。就在同一年，毛泽东和朱德外出视察敌情之时遭遇包围，她挺身而出进行掩护，双手持枪打退追击的敌人，由此荣获双枪女将的称号。

当永新县委举行夏幽乡分田动员会之际，毛泽东讲完话后，她就在田间来回奔走进行土地丈量，到了夜里便帮忙填写分田牌。“全苏一大”结束之后，她深入叶坪村的妇女群体中开展扩红动员工作，劝服刘香发率先送丈夫参军，从而带动全村超额完成任务。

在生活方面，她悉心照顾毛泽东。当毛泽东于东华山修养的时候，毛泽东开办学习班给警卫员授课，她常常代毛泽东上课，目的是减轻毛泽东的负担，并且她还下到河里捕捉泥鳅来改善伙食。

1929年6月，她于龙岩教会医院诞下长女，孩子还未满月，就因部队的任务被托付给他人，之后却无法找到女儿，这成了贺子珍和毛主席第一个失散的孩子。

1932年11月时，贺子珍的次子毛岸红诞生了。之后由于部队面临转移的情况，毛泽东与贺子珍觉得无法悉心照料这个孩子，便把孩子交给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来抚养。令人惋惜的是，毛泽覃牺牲之后，这个孩子便下落不明了。

1933年12月的时候，她的第三个孩子夭折了，然而她凭借着顽强的毅力把内心的伤痛隐藏起来。到了1934年10月，她被编入休养连，跟随着红一方面军开启了长征之旅。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自瑞金启程，由于她身体孱弱，被编入休养连。1935年2月，她于途中诞下第四个女儿，然而军情紧迫，孩子只能被送给他人抚养，之后便再难找寻其下落。

3月的时候，红军于贵州盘县猪场进行休整。国民党空军出动了三架飞机发动突然袭击，一时间，机枪疯狂扫射，炸弹接连轰鸣。她一下子扑向了受伤的团政委，以自己的身躯护住对方，爆炸的冲击力将她掀翻，十七块弹片嵌入了她的血肉之中。

当她陷入昏迷之际，团政委悲痛地呼喊着“贺大姐”，战友们纷纷围过来进行抢救。待她苏醒之后，强忍着疼痛说道：

“同志们，莫要哀伤，血的债务需以血来偿！”

她伤势尚未痊愈便继续前行，弹片留存于体内，这弹片伴随着她一路走过长征，抵达延安之后，贫血加上伤病的缘故，使得她不得不放弃抗大的学习。

只是，在这些年的时光当中，她始终期盼着能够独立工作，然而身体状况却限制了她。

1937年，她于家中看到诸多革命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延安，一种落后之感不禁涌上心头。于是，她下定了决心，要前往苏联治病并且学习。毛泽东多次发电报邀请她、挽留她，她都全然不顾，在11月登上飞机，盼望着凭借知识再次为革命贡献力量。

1937年的时候，贺子珍到达了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学习。在1938年1月，她产下了第六个孩子，这个孩子被取名为“柳瓦”，这其中蕴含着她的希望。

那时的苏联正处于卫国战争期间，物资极为匮乏，药品也很稀缺，小柳瓦在8个月大的时候就因病夭折了，她（此处需明确“她”指代的人物，原文表意不清）伤心欲绝，甚至一度患上了精神抑郁症。从1929年到1938年，她为毛泽东生育了三男三女，六年之中有五个孩子都离散了，仅李敏活了下来。

长女拜托他人后却未能归来，次子不知去向，三子早亡，四女被送给他人，五子在异乡丧生。这样的失子之痛，再加上长征时所受的旧伤，使她在苏联的日子饱受折磨。

即便处于这样的状况，她也没有放弃学习，期望着回国再次战斗。

1948年，贺子珍回国，历任沈阳财政厅处长，参加哈尔滨全国劳动大会，同年，她在哈尔滨见证新中国筹备的热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担任浙江省妇联的主席职务，随后被调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开展工作。她以老红军的身份投身于建设事业，然而由于档案的缺失，她很少被人知晓。

由于上海和中组部都没有关于她的完整资料，贺子珍‬以往的功绩和身份都得不到证实，这也许是受到江青集团政治因素的影响。即便处于这样的状况，她仍然默默工作，从没有表达过任何怨言。

1984年4月，贺子珍因病重而住院。

上旬的时候体温出现上升的情况，到了中旬则开始发高热并且伴有便血的症状，李敏的一家人同贺敏学一道从福建赶赴上海。

4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告知李敏，说贺子珍的病情十分危急，飞机也已经准备妥当。李敏赶到病床前的时候，贺子珍呼吸急促，身体极度虚弱。看到亲人来到身边，贺子珍脸上的肌肉微微颤动了一下，好像是在微笑。贺敏学提出让贺子珍服用安宫牛黄丸的建议，在她退烧之后便清醒过来，轻声问道：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快不行了，所以都来了？”

她还嘱咐护士给外孙女准备些食物。

亲人还以为病情有了起色，哪晓得这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18日晚间，她的病情变得严重起来，体温出现了两次升高的情况，进而陷入昏迷状态。医生赶忙进行紧急抢救，李敏等人整夜守候。到了19日下午，她在亲人的陪伴之下与世长辞，终年75岁。

起初，上海市委打算把贺子珍的骨灰安置于龙华烈士陵园，不过在贺敏学与李敏觉得应向中央请示后再作定夺的情况下，上海市委马上就向中央进行了请示。

上海市委请示中央办公厅关于后指针的后事安排，中央办公厅随后把情况汇报给了邓小平，得知贺子珍已经离去之后，邓小平的心情非常悲痛，邓小平随后下达指示：

中央的各位领导人逝世后皆会敬献花圈，其骨灰将安放于八宝山公墓的一室。

4月25日，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办了遗体告别仪式，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人敬献花圈。在遗体火化之后，骨灰通过专机运至北京，安置于八宝山一室。

第二天，中央的广播以及报刊对她的革命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这位被称作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的传奇女性，她的人生以如此辉煌的方式画上句号，她成为了自己曾经期望成为的那种人，没有辜负自己的青春与抉择。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