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都是老吴打的，还有密密麻麻的微信，像下了夜雨的玻璃上连成了水线。
手机一开机，屏幕跳出六十三条未接。
都是老吴打的，还有密密麻麻的微信，像下了夜雨的玻璃上连成了水线。
“别冲动，回来谈。”
“你人呢？”
“你要干什么！你到底想怎么样！”
昨晚我看见年终奖名单，唯独我的名字后面是个空格。
一行空格像一块黑布，把我一年十二个月的加班、熬夜、出差，全都盖住了。
我把手机关了，像把门栓拨上。
我睡得很沉，梦里又回到老家，水泥地面潮，把脚底板冰到发麻。
醒来时，窗帘隙缝里透进来的光，是有点刺的冬天的光。
林雪在厨房翻着锅，油吱啦的声音清清冷冷，和我手机的震动叠在一起。
“你昨晚怎么回事？”她端着热着的稀饭出来，眉毛皱着，“群里都炸了。”
“我就关机睡了。”我说。
她把碗放下来，听见“六十三”这个数字的时候，手顿了一下。
“你是不是把他们后台什么东西锁了？”
我笑了一下，没笑出来。
我只是把自己这年的出差单、绩效表、项目邮件，拷了个备份。
公司小，活杂，人也杂。
省城的冬天冷，出租屋的厚棉被都挡不住窗缝里钻进来的凉风。
我坐在床沿，手机还在震。
“你先吃点。”她把稀饭推过来，“你脾气别那么硬，说两句软话，年关这会儿，钱比脸重要。”
“明明写了有年终奖。”我说。
“写是写了，领不领得到又是另一回事。”她叹气，“你不是不知道我们这拨人。”
我当然知道。
我从十八岁出门打工，二十八岁才在省城混出个小主管的名头。
老家是河湾村，县城往东二十里，弯弯绕绕的庄稼地里头一个不起眼的小洼地。
爸爸年轻时砌墙打瓦，手上的老茧像一层硬壳。
妈妈做针线，眼睛一老了就容易红，冬天眼角总挂着水。
弟弟小军比我小六岁，读了个高职，刚参加工作，心比天高，总觉得自己迟早要“干大事”。
我在外面扛起这个家，几瓜两枣地攒着钱，先给弟弟交了房子的首付，后面彩礼还没有着落。
去年夏天，爸爸干活时从脚手架上滑了一下，虽然没伤筋断骨，但膝盖落了病根，雨天就疼。
我给他寄了钱，他把钱又转给了小军，说“年轻人用钱的地方多”。
我没说什么，手机屏幕上“转账成功”那一刻，我在公司厕所里，手心发潮。
那时候，我还以为只要我忍，只要我拼，时间就会给我一条光溜溜的路。
公司在商贸城边上，一栋老写字楼第八层，电梯总卡人。
进门一块大红牌子写着“诚信共赢、以人为本”，下面摆着银色奖杯，厚厚一层灰。
老吴是老板，四十来岁，圆脸，笑起来眼睛里没笑。
他说“我们这里都是一家人”，他说“年终奖跟着项目走”，他说“越努力越幸运”。
他把这话挂在嘴边，也挂在群公告里。
我带团队，去年下半年扛了两个大项目，一个是省外的物流系统搭建，一个是市里的商超改造。
物流那个项目，我们在客户仓库里住了半个月，冬天的地坪冷得像冰，晚上铺纸箱打地铺。
客户那边情况多变，需求天天加，我们就天天改。
到最后，客户在群里发了个“感谢某某团队”，艾特了我和阿强。
回来的路上，我们笑了。
那天是十一月，路两旁的梧桐树吹得只剩骨架，风漏过枝丫。
我想着，过了这个年，至少能把房租交到明年的六月，给小米买个新书包，给爸妈每人买一件厚棉袄。
年终奖大会前一周，人力小田把名单发到内部系统。
我打开，第一眼就看见了“项目绩效”的栏，我的名字后面是空。
那一刻我以为是系统卡了，趴电脑屏幕看了半天，光从液晶屏溢出，照得我眼睛发酸。
我问小田，小田说“流程还没走完”。
“为什么别人的走完了？”我问。
她喝了口咖啡，脸上一层薄薄的粉底，看不出表情。
“领导说你的绩效需要再讨论。”
“谁的领导？哪个领导？”我笑了一下，声音不算大，但似乎不礼貌了。
我刚转身，老吴就从办公室出来，拍着我肩膀：“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他办公室里摆着海参、茶饼和一大瓶茅台，窗台上摆了盆发财树。
他让座，给我倒了水，水太烫，我只能捏着纸杯坐着。
“你这两个月有情绪。”他说，语气像和颜悦色，“年底了，大家都累，不要带节奏。”
我没说什么。
“项目是大家一起做的，”他敲敲桌子，“你不能把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
“那绩效名单的空格是什么意思？”我问。
“不是空格。”他笑，“是还没填。”
他的笑像花絮，是附赠的，不真实。
“你知道的，人力走流程，财务核账，客户那边回款没到位，我们先发一部分。”
“那为什么唯独漏了我？”我问，盯着他。
他把笑收起来：“你这个问题问得不对。”
“哪里不对？”
“你是主管，”他把“主管”这两个字咬得很重，“你要懂公司，懂大局。”
“懂就是先不发给我？”我说。
他沉了一下：“你签个东西，先把这个年终奖留到明年一季度。”
“我签什么？”
他把一张纸放过来，是个“自愿放弃年终绩效”的声明，备注写着“因个人绩效目标未达成，自愿放弃当年绩效奖金”。
我看那张纸，指尖冰冷。
“我不签。”我说。
“你别冲动。”他叹气，“你这样做，对你没好处。”
“对我没好处的事情，我一年做了不少了。”我说。
他眼睛里的冷光一闪而过：“你要给自己留条路。”
“我留。”我起身，“你也给自己留条路。”
会议室的灯白得刺眼，同事们拿着一次性纸杯喝水，你看我我看你。
阿强拽了我一下，小声说：“算了，过完年再说。”
我说：“这不是过不过年的问题。”
小田拿着一摞“自愿放弃”的纸，让大家签名。
有人咬着唇，握着笔，写字的时候手抖了一下。
我没签，我把那纸放回去，纸头盯在桌沿，发出“嗒”的一声。
中午我接到妈妈的电话，说村里那口井冻上了，爸爸去敲冰，摔了一跤，膝盖肿起来了。
“你弟他对象那边说，年后就要定日子了。”妈妈压低声音，“彩礼现在县里都要三八万，咱得备起来。”
“我这边年前发年终奖。”我说。
“好，好。”她笑，笑音里带着轻快和期待，“妈知道你有本事。”
我看着群里“过年福利发放”的通知，橙子、香肠和一箱方便面，每个人都发了，我也领了。
年终奖那一栏，一直是空着。
晚上回家，林雪把菜放在桌上，两个小菜，一碗汤。
小米坐在椅子里写字，毛笔把她的小手蘸得黑黑的。
“爸爸你看我写的‘福’。”她举起来，歪歪扭扭一个“福”，笑得眼睛弯起来。
“好看。”
我夹了块豆腐，咬下去，嘴里空。
饭吃到一半，“你今天表现不太好。”
我把手机倒扣在桌上。
林雪看了我一眼：“你别惹事。”
“惹事的是他。”
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对劲。
她放下筷子，眼睛有点红：“我们家就这点家当，你知道电费涨了吧？你知道小米要报春季班吗？你知道房东说明年要涨一百吗？”
“我知道。”我低头。
“那你知道你这一咬牙一硬气，什么都没了？”
我把碗放下，椅子轻撞了一下地板。
小米抬头看了看我们，默默把那张“福”贴到墙上。
午夜我躺在床上，窗外呼呼风声，手机屏幕亮了一次又一次。
“你要干什么。”
“你是不是录音了。”
“你别把事情搞大。”
有一条短短一句：“出来谈。”
我没有回。
我把手机关机，头埋进被子里，心跳声在被窝里碰壁，碰出来闷响。
第二天早上，手机一开机，六十三条未接像扑面而来的麻雀。
还有一条来自阿强：“哥，小心。”
我回了一个问号，他一直没回。
“你今天去不去？”林雪问。
“去。”我说。
“去干嘛？”
“去把该要的要回来。”
她叹了一口气，拿抹布擦桌子，擦得用力，桌上都摩出淡淡的音。
我出门的时候，风把楼道里的灰吹得飘，楼下的垃圾桶里插着一个坏掉的雨伞。
地铁里人挤，人脸上都有一种年末的疲惫，手机屏幕上不是抢车票就是抢红包。
我在群里说了一句：“请大家注意，公司让签的自愿放弃年终奖，不合法。”
群里先是安静，然后有一个头像是小狗的冒出来：“别在群里说这个。”
接着有人撤回了前一句话，再接着有人退群。
公司门口贴了红对联，横批“财源滚滚”。
我进去的时候，老吴正站在前台，冲我笑：“来了？”
“我来拿我的钱。”我说。
他身后的盆栽上挂了个红绸带，亮得让人心烦。
“你这个说法不对，是来沟通。”他说。
会议室里坐了几个人，小田、财务、还有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自我介绍说是“法务顾问”。
“我们认为你今年绩效未能达成，”法务翻资料，眼睛很快，“所以没有年终奖。”
“那这个是什么？”我把三个月前公司发的“项目表彰”邮件打印件放在桌上，带着盖章的那种。
“还有这个。”我把客户发的感谢信也放出来，上面写着“感谢贵公司张某某团队的专业支持，特此表扬”。
“邮件不等于契约。”法务说，嘴角一歪。
“发奖的通知是契约。”我说，“你们在七月份发布的薪酬政策里，写了项目完成后按比例发绩效，年终奖跟着绩效走。”
“那是政策，不是合同。”老吴笑，笑得发虚。
“合同里写了薪酬构成包含年终奖，按考核发放。”我把合同摊开，红字黑字都在，“考核方案你们一直没公示，全靠一句‘综合评定’。”
我又拿出手机，点开录音：“上周你在群里讲‘年底每个项目组都有年终奖’，算不算明确承诺？”
小田脸色变了。
老吴“啪”地一下合上记录本：“你什么意思？录音敲诈？”
我冷笑：“取证。”
“别咄咄逼人，年轻人，别把路走窄了。”法务的声音冷冷的。
我深吸一口气，平静地说：“劳动法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不得克扣。年终奖作为工资的组成部分，如果约定了，应当按约定支付。”
“你是律师？”老吴瞪我。
“不是。”我说，“我只是知道12333怎么打。”
会议室里的空气窒住几秒钟。
老吴盯着我，像盯着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你要什么？”
“按合同、按政策，发我该得的那部分。”我说，“另外，加班费欠了多少，算清楚。去年未休的年假折现，算清楚。”
“你要往死了逼是不是？”他把杯子一摔，水溅出来，“你别忘了你还在职！”
“在职，不代表要闭嘴。”我的声音也抬起来了一点。
“你想走？”他笑了笑，笑意里带着冷，“可以，现在就办理。”
“可以，”我说，“我先拿钱，再走。”
“你这是勒索。”法务说。
“这是索取劳动报酬。”我说。
突然间门被推开，阿强探头进来，又很快退了出去。
我看见他眼睛里的躲闪。
我知道，他怕连累。
我也怕。
谁不怕呢。
散会的时候，小田把一本册子摊在我面前：“你先签个走人手续，我们结清。”
我说：“先结清，再签。”
“流程不这样走。”她说。
“那就走法律流程。”我说。
她咬了咬嘴唇，把本子一合：“随你。”
我站在走廊上，窗户外有风，吹得那条“诚信共赢”的红布条哗哗响。
回到工位，电脑上新增了一个“权限收回”的提示。
邮箱被清，内部系统登不上。
我站起来，周围的人都低头看屏幕，鼠标点击发出密密麻麻的“嗒嗒”声。
我拿起桌上的水杯，拿起小米送我的一个木头小人儿，把工牌摘了下来。
电梯门在我面前合上，又在三楼停住，有人挤进来，带着冷空气。
走出大楼，我给12333打电话，按语音提示按了“1”。
接线员的声音均匀温和，告诉我需要准备的材料一条条说清楚。
我拿着笔在牛皮纸封面上写，字是硬的。
“录音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但请注意取证合法。”她说。
“好的，谢谢。”
“祝你顺利。”
电话挂了，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风从衣领里灌进去，脖子一缩再一缩。
回家的路上，妈妈又打来电话。
“你给你弟转钱没？”她问。
“妈，我年前的年终奖没发。”我说。
那边安静了一下。
“怎么没发？”她声音变尖，“你在外面怎么回事？”
“公司找理由。”我说。
“那你就陪个不是，跟领导说两句好话。”她劝，“年轻人，头别那么硬。”
“妈，能软我早软了。”我说。
她叹了口气：“你爸膝盖疼，昨晚疼得出汗，他不想让你知道。”
我攥紧手机，站在小区楼下的风里，鼻子一酸。
回家，林雪正擦地，手红得像冻柿子。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怎么样？”
“去劳动仲裁。”我说。
她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真的要搞到那一步？”
“我不想。”我说，“但你看，他们把‘自愿放弃’扔到你面前，你签还是不签？”
她沉默。
小米从房间里跑出来，扑到我腿上：“爸爸，我们要贴春联啦。”
我蹲下，抱住她，鼻尖埋在她的头发里，闻到洗发水和孩童的奶香。
晚饭时候，爸给我打视频。
他倚着床，腿上绑着热水袋，额头微微见汗。
“没事。”他笑，笑得谦让，“小伤。”
“疼就去医院。”我说。
“去啦，医生说回去热敷。”他用手在空中比划，“你妈说要给你说个事，你别生气。”
妈妈把手机端过来，眼睛红红的：“你弟对象家那边催，等年后就要看彩礼了，咱不能丢人。”
“我知道。”我说。
“那……你看你能不能先想想办法？”她说，“就这一回，明年就好了。”
我看着他们，心里像有一团火，又像有一桶冷水。
“我先把我自己的钱要回来。”我说。
“你别得罪人啊。”妈妈说，“人在屋檐下……”
她后面的话我听不下去了。
我挂了视频，端起碗，手抖得厉害。
“你别打电话回去吼人家。”林雪突然说，“他们也不容易。”
“我知道。”我把筷子放下，“可我也不容易。”
她没回话，低头舀汤。
那天夜里，我把所有的材料按类别装在透明袋里，合同、薪酬政策、群公告截图、邮件、客户的感谢信、录音大纲。
我把袋子放在书桌最上层，像给自己摆了一排小盾牌。
第二天一早，我去劳动仲裁委登记。
那栋楼在市中区，旧楼，走廊里风一吹就把纸吹得翻。
窗口前排了一溜人，有穿工服的，手里拿着皱巴巴的合同。
一个男人在窗口前抹眼泪，说厂里拖了他十个月工资，他老婆要走了。
我站在他后面，心里咯噔一下。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材料一件一件递过去。
窗口的女同志戴着眼镜，眼睛很清亮，手脚麻利地翻，看了一遍。
“材料齐。”她说，“三天内会给你通知开庭时间，在这期间，如果对方有和解意向，我们建议你谨慎评估。”
“谢谢。”
出来的时候，我接到老吴的电话。
“你真的去仲裁了。”他声音不再绕弯子，“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说。”我在阳光底下站着，冬日的阳光刺眼没温度。
“你撤了，我们年后发你一半。”他说。
“一半是什么概念？你口头的一半？”我笑了一下。
“你别太过分。”他压低声音，“你别忘了，圈子就这么大。”
“我没打算在你的圈子里待了。”我说。
“你想好了。”他哼了一声，挂了电话。
午后，阿强给我发消息：“哥，小田说你要被开除了。”
我回：“早知道。”
他发了一个叹气的表情：“对不起。”
“你对不起啥？”我回。
“那天我没出声。”他说，“我怂了。”
“没事。”我打字，“小心你自己。”
晚上八点，弟弟打电话过来，开口就说：“哥，能不能先给我借点钱？对象那边要订酒席。”
“我现在手头紧。”我说，“公司把年终奖扣了，我在走流程。”
“你别老跟公司较劲。”他急了，“你这样，把人家得罪了，你以后还怎么混？”
“我混不混，跟你拿钱有关系吗？”我说。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哥，你能不能别什么都用理来压人？”他声音降低，“咱都是一家人。”
我抬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起皮，白粉屑掉下来。
“你去跟爸妈说，说我不给你钱，是因为我没有。”我说。
“算了。”他挂了。
我把手机摁熄，又亮，又熄。
林雪从卫生间出来，头发湿漉漉的，甩开一缕水光。
“你弟打的？”她问。
“嗯。”
“他要的是钱，不是道理。”她说。
我闭上眼，靠在椅背上，胸口堵着一块。
第三天上午，仲裁委打来电话，通知开庭时间。
“下周三，十点。”
“好。”
放下电话没一会儿，老吴又打。
“来咖啡馆聊聊。”他说，“你有家庭，我理解你，别把事情做绝。”
我去了。
咖啡馆在我们公司对面，玻璃窗外是冬天的梧桐，灰白。
他早就坐在那里，面前一杯端端正正的美式，他不喝，手指在杯沿上碰。
“要喝什么？”
“不用。”
他眼睛盯着我看了几秒，换了一种语气：“小张，我们都出来混，别那么较真。”
“我只是要属于我的。”
“什么叫‘属于你的’？公司给你平台，你才有今天。”他说，“你就不能理解理解公司现在的困难？”
“公司困难就克扣员工？”我问。
“不是克扣，是优化。”他的词永远那么漂亮，“你叫你女儿来，我给她一个红包。”
“老吴。”我叫他的名字，“把‘家人’挂在嘴边，很方便，是吧。”
他的脸上那层笑像被撕开了一条口子。
他掏出一张纸，推过来：“这是我们拟的和解协议，年后给你发三成，剩下的看回款。”
“我看的是合同。”我把纸推回去。
“你明白在省城混的规矩吗？”他注视我，“你今天这样，注定在这儿混不下去。”
“那我就不在这儿混。”我说。
他一拍桌子，杯子里的咖啡溅出一点，像一滴暗色的血。
“你这是给脸不要脸！”他压着嗓子吼。
“MMP。”我心里骂了一句，笑了一下，站了起来，“下周三，见。”
回家的路上，风很大，骑电动车的人被吹得歪歪扭扭。
我拐进小区，楼道里贴了“注意防火”的红告示。
晚上，妈又来电话，说村里王婶家儿子年前买了辆车，说王婶逢人就说“我家有福气”。
“妈，你别比。”我说。
“不是比，”她的声音有点发酸，“你弟要结婚，不能丢人。”
“爸腿疼吗？”我问。
“疼，晚上会叫，怕吵醒我都不敢叫。”她说，眼睛又红了。
“等我。”我说，“等我把这个事情办好了，我回去一趟。”
“你别弄得鸡飞狗跳。”她说。
“我尽量。”我说。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发呆，窗外楼下的烟头一点点红，烟灰抖掉，又亮一点。
林雪把被子铺开，往里塞热水袋。
她看我，嘴角抿着：“你真的不怕？”
“怕。”我说。
“那你还这样？”
“怕不代表不做。”我靠过去，额头贴上她的额头，“我不想让小米长大以后，遇上不公平，只会说‘算了’。”
她没说话，伸手抱住我。
那一刻我想起爸爸年轻时在工地上举砖的样子，汗一滴一滴下，顺着鼻尖整齐地滴到地面。
他扛着很重的东西，腰没有弯。
下周三，仲裁委。
我提前半小时到，心跳比平时稍快一点。
老吴带着那个法务也到了，背着个公文包，鞋擦得很亮。
我们坐在从中间隔开的两侧。
仲裁员是个四十出头的男人，讲话不拖泥带水。
他先问我陈述，我把事实讲了一遍，把证据一件件拿出来摆在桌上。
法务反驳，说“年终奖不是固定工资，发不发看公司情况。”
仲裁员问：“公司有无在薪酬政策里明确承诺？”
法务愣了一下，说：“那是内部政策。”
“内部政策也是公司的承诺。”仲裁员低头记，“录音请播放。”
我按下播放键，老吴的声音清晰：“年底每个项目组都有年终奖。”
播放的时候，老吴的脸也有点僵。
仲裁员看向他：“吴总是吧？”
“是。”他笑不出了，只能硬撑着，“情况变了。”
“你可以证明你先告诉员工情况变了吗？”仲裁员又问。
法务翻资料，翻不出，于是咳了一声。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又紧了一下。
临近结束时，仲裁员说：“建议双方和解，毕竟临近过年。”
我说：“可以，但必须按合同按政策全额。”
老吴冷冷地看着我，没说话。
走出仲裁委的楼门，一阵风把我额前的碎发吹起来。
我正要下台阶，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你好，是张先生吗？我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对方声音淡淡的，“我们收到举报，说你们公司存在账目不清、拖欠薪资的问题，需要了解一些情况。”
我愣了一下，回过神来：“好的。”
“方便的话，明天来我们局一趟。”他说，“也可以电话沟通。”
“我可以去。”
挂了电话，我站在台阶上，又笑又发怔。
事情像是往前被推了一把。
晚上回去，林雪面色比前几天轻了点。
她把桌子上的“福”字换了个方向，说“倒着是‘到’”，笑了一下，“福到了。”
小米跳到沙发上：“福到福到。”
“爸妈呢？”我问。
“我跟妈打电话了，”她说，“她……唉，她说让你不要把事情弄大。”
“她一贯如此。”我说。
她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你去不去超市？买点年货，咱也过年。”
我点头：“去。”
我们在超市里推着小车，选了一袋米、一桶油、一袋饺子馅、两包瓜子。
我拿起一盒奶糖，小米伸手去抓，抓了三颗，藏在袖子里。
“偷糖？”我笑着弹她额头。
她吐舌头，把糖放回去。
回家路上，我的手机又响。
是老吴。
“你怎么又去举报？”他咬牙，“你是不是疯了？”
“不是我。”我说，“你问别人吧。”
“还有别人？”他声音发抖，“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要我的钱。”我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轻声说：“明天早上到公司来，我给你转。”
“书面确认。”我说，“打到我卡，多一分钱不要，少一分钱不行。”
“行。”他挂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公司门口，门开了半扇。
前台不在，盆栽上的红绸带掉下来，踩了一脚脚印。
老吴从办公室出来，一脸疲惫，眼睛红。
“合同带来了吗？”他问。
“带了。”
他让财务把转账凭证打印出来，给我看。
“这是年终奖，”他指一张纸，“这是加班费，这个是年假的折现。”
我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数字对了。
“你签个收款确认。”小田抬头看我，眼圈有点红。
“再加一条，写明这是基于我合同和政策应得部分。”我说。
她点头，去改，打印。
我签了字，他把款打了。
“你撤了仲裁吧。”老吴说，“挥挥手过去了。”
“我考虑一下。”我说。
他看我，眼里藏着没敢说出来的狠、和一点点疲惫的求饶。
“还有一件事。”我说。
“你说。”
“不要再让人签‘自愿放弃’。”我说，“这事，太寒心。”
他摆摆手，好像要把空气中的某种不耐烦赶走：“你管不了那么多。”
“我知道我管不了，”我背起包，“我只做我能做的。”
我走出公司，阳光很亮，楼下小摊的豆腐脑香了起来。
我一边走，一边给仲裁委发了邮件，附上转账截图，写明“已收到相应款项，但仍保留对公司其他不当行为举报的权利”。
我想着，至少这一次，我没对自己说“算了”。
回到家，妈妈给我打来电话。
她没提彩礼，先问：“钱拿到了吗？”
“拿到了。”我说。
她“哦”了一声，语气里听不出喜不喜欢，“那你年后还回去过年吗？”
“回。”我说。
她又“哦”了一声，像终于放下了什么。
“你弟那边……”她试探着，“看你能不能……”
“妈。”我打断她，“我这次回去，只带小米和林雪。我们吃饭，贴春联，扯家常。我不谈钱。”
她沉了一下，没再说。
那天晚上，我梦见爸爸在院子里设了两张桌子，桌上摆着一盘盘肉夹馍、饺子、粉条，门口挂了两串大红灯笼。
他把一碗饺子递给我，笑得眼睛眯起来。
我伸手接住，饺子热气腾腾。
周五上午，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打来电话，说初步核查属实，需要我提供一些明细。
我答应，约了下午过去。
正要出门，门铃响了，叮咚一声。
我以为是快递，随手打开门。
门外站着老吴，手里提着一箱水果，身后停着公司的车。
他抬头看着我，笑了一下，笑里有寒意，也有一丝我看不出的东西。
“聊聊？”
我没让，也没拦。
我们隔着门槛站着，气流从门缝里穿过去，吹起一片塑料袋的边。
林雪在屋里把小米抱起来，向门口看了一眼，又把她转过身去。
我听见老吴在门口说：“你可真把我逼到墙上了。”
我心里还没来得及有一个明确的情绪，手机又响了一声，是仲裁委的短信。
“贵案已安排调解。”
两股风从两个方向吹过来，像把我夹在两堵看不见的墙中间。
我把门拉得更开了一点，又收回一寸。
“进来，还是站在这儿说？”
我的话刚出口，楼道里突然有脚步声，沉沉的，像踩在鼓上。
拐角处走来两个人，穿制服，胸前有证件。
他们抬头看我们，目光平静。
“请问是张先生吗？”其中一个问。
我点了点头，手心不知怎么地出了一层细汗。
他从包里取出一张纸，递给我：“我们这边接到举报，涉及贵公司劳动用工的调查，需要你配合了解一些情况。”
老吴的笑僵在脸上，像被冰住。
我看着那张纸，黑字压得很正，字像一排小兵，排着队走来。
风从楼道口吹过，纸边抖了一下。
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以为只是我的事，早就不是只有我的事了。
老吴的手指不自觉地抠了一下水果箱的边，纸板被抠起一道毛刺。
他看着我，眼里闪过一丝我读不懂的光。
我接过那张纸，抬起头。
“我配合。”
我的声音很平，像冬天里一条结冰的小河，表面静，底下有暗流。
老吴想进，抬脚，又放下。
他站在门槛外，看着我，看着屋里那张贴歪了一点的“福”，看着我身后忙着把玩具收进盒子的林雪。
楼道里又响起脚步声，越来越近，像越来越重的鼓点。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阿强发来的微信。
“哥，咱们组的人，陆续都来了。”
后面跟着一张照片，是公司楼下，一群人站在那条红布条下面，脸有的紧张，有的犹豫，有的咬着嘴唇。
风把红布条吹得“哗哗”响，像在唱一首丑陋又熟悉的歌。
我把手机握紧，站在门口，感觉自己的脚底下，有一根细细的、稍微刺手的线，被我一点一点往前拉。
线的另一头，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走吧。”我对门口那两个穿制服的人说。
“好。”他们点头。
我转身看了一眼林雪，她也看着我，眼睛里有担忧、有骄傲，也有一丝像秘密一样的微光。
“回来晚一点。”我说。
她点头，小米在她怀里朝我挥手：“爸爸加油。”
我笑了，轻了一下肩。
老吴站在门口，嘴角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我跨出门槛，门轻轻在我身后合上，发出“哒”的一声。
楼道里的光有点暗，我的脚步一声一声，很实在。
我的手机在口袋里轻轻震了一下，是陌生号码发来的一个短信。
“有些东西，不是在办公室解决。”
我看了一眼，把手机放回去，脚步不停。
楼下的风大了一些，把我外套的边吹起来。
红布条还在响，哗哗的，像一条河上的风。
我踏进风里，心里有一阵冷，随即有一阵热，热从胸口升起来，直顶到嗓子眼。
我没有回头。
来源：高贵海燕XZW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