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北的冷是和南方不一样的。南方的冷是湿的，能钻进骨头缝里，而咱们东北的冷是干脆利落的，像把刀子，一下就能把人脸划得生疼。

那年冬天格外冷。

东北的冷是和南方不一样的。南方的冷是湿的，能钻进骨头缝里，而咱们东北的冷是干脆利落的，像把刀子，一下就能把人脸划得生疼。

这不，老支书家那口大铁炉子都堆满了煤，可屋里还是冷得跟外头差不多。我推门进去的时候，手里那碗姜汤还冒着热气，没走两步就已经不热了。

“老张啊，你来啦。”老支书躺在炕上，嗓子哑得像是砂纸磨过。手里还捏着那个老式按键手机，屏幕亮着，但没打通。

我知道他又在给儿女打电话，两个儿子一个闺女，都在外头忙活自己的事业呢，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回。平日里老爷子还能自己做点饭菜，种种菜，遛遛鸡，可这一病倒，家里就像冻住了一样。

“我听说您咳得厉害，熬了点姜汤，趁热喝点吧。”我把碗放在床头柜上。

那柜子是旧式的，漆都掉了好几块，上头摆着几瓶药，一个黑白老照片，一盒没拆的速效救心丸。照片里是年轻时的老支书和他媳妇，那时候他刚当上村支书，背挺得笔直，眼睛亮得能照人。

“去年他媳妇走得快，突发脑梗，没抢救过来。”村里人都这么说。

我扶着老支书坐起来，他轻得像片树叶，身上那件毛衣已经洗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袖口还打着补丁。他的手很冷，皮肤上有一层老年斑，像是秋天的梧桐叶。

窗外的树杈上落了只乌鸦，黑黢黢的，叫了两声就飞走了。

“姜汤不错。”他抿了一口，又咳了几声，“真是难为你了，你家离这得有七八里地吧？”

“没事，我骑摩托来的，十来分钟的事。”

其实是二十多分钟，冷风把耳朵冻得生疼，但这不算啥。

老支书是个好人。我爸年轻时候喝醉了摔断了腿，是老支书二话不说把他驮到镇医院，还垫付了医药费。后来我上学没钱了，是老支书从村集体里找了笔助学金给我。就冲这些，这点路算不了啥。

老支书喝着喝着就盯上了炕头那个小收音机。那是个红色的，有根天线歪歪扭扭的，半天才能找到信号。

“帮我打开吧，老伴儿走了以后，屋里太静了。”

我摆弄了半天，总算找到了一个地方台，正在播报天气预报。

“…明天气温将降至零下15度，请市民注意防寒保暖…”

“看样子是要下雪了。”老支书看了眼窗外，玻璃上结着一层冰花。

屋里的炉子咔嚓一声，煤块塌了下去，火光透过炉门的缝隙照在墙上，摇晃着，像个会跳舞的小人儿。

我看了眼墙上的挂历，2018年的，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角落里还夹着几张药方子。

“您儿女啥时候回来啊？”我试探着问。

老支书叹了口气，眼神飘向了窗外，扫过院子里那棵老柿子树。树上还挂着几个柿子，早就冻硬了，像几盏小灯笼。

“他们忙。大儿子在广东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买了房子。二儿子在北京一家公司当经理，也是日理万机。闺女嫁到上海去了，女婿是个医生…”

他说这话时，眼睛里有点亮光，像是在炫耀，又像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

我没接话。村里人都知道，老支书一辈子给村里操心，修路、打井、建学校，家里却没攒下多少钱。儿女供出去了，一个个飞黄腾达，却很少回来看看。

“咳咳咳…”他又是一阵猛咳，手捂着胸口，脸憋得通红。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我摩托车后座能带人。”

“不用，不用…”他摆摆手，“老毛病了，这把年纪，去不去医院都那么回事。”

我知道他是舍不得花钱。退休金每月才两千多，还要寄点给小孙子买学习用品。

炕头上放着个水果篮，里面有几个苹果和橘子，包装精美，一看就是超市里卖的那种礼盒装。

“闺女上个月寄来的，说是进口的，一个苹果好几块钱呢。”他指了指，“你拿个吃。”

我摇摇头：“不了，您留着慢慢吃吧。”

那些水果已经有些蔫了，看样子放了有段时间了。老支书舍不得吃，大概是想等儿女回来一起分享。

他喝完了姜汤，把碗放到一边，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挣扎着要下床。

“你要干啥？”我赶紧扶住他。

“帮我把那个柜子打开…”他指了指角落里的一个老式衣柜，“最底下那个抽屉。”

那个衣柜至少有三四十年了，是老式的那种大红木柜子，连把手都掉了一个，用绳子系了个铁环代替。我费了点劲才把抽屉拉开，里面有一堆发黄的纸，还有一个破旧的账本。

“拿那个账本来。”

我把账本递给他，封面都快散了，上面用毛笔写着”村民互助基金账目”，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老支书颤抖着手翻开账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数字和名字，有些地方还贴着小纸条作为补充。

“这是…？”

“当年村里的互助基金账目。”老支书的声音突然变得有力了些，“咱村在九十年代初办了个互助会，村民有困难可以借钱，利息比银行低。”

我点点头，这事儿我爸提起过。那会儿农村信用社还不普及，村民有急事很难从银行贷到款。

“你看这上面…”他翻到一页，指着上面的一行字，“你爸当年借了500块钱给你治病，后来还清了。这里…”他又翻了几页，“李大伯家盖房子借了800，王婶子家办丧事借了300…”

账本上的字迹有些是钢笔写的，有些是铅笔写的，还有几处是红色的，标记着”已还清”。

“当时管这个互助基金的是我和村会计老李，他前年走了。这些年来，基金越做越大，后来改制了，变成了村集体股份，每户都有分红。”

我听说过这事，但没想到和老支书有这么大关系。

外面开始飘雪了，一片片雪花打在窗户上，像是在敲门。

“我不行了…”老支书突然说，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医生说是肺癌晚期，最多撑到过年。”

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虽然看他这状态，确实不太好，但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还是让人心里一沉。

“您儿女知道吗？”我问。

“知道。”他点点头，“我上个月去市里检查，结果出来就告诉他们了。他们说要请假回来看我，但是…”

他没往下说，但我明白。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工作忙、孩子小、老板不批假…永远能找到不回来的借口。

“老张啊，我想托付你一件事。”他把账本合上，颤抖着递给我，“这本账里记着咱村这些年来集体资产的变化，还有每家每户的股份分配。现在村里要拆迁了，这笔钱不少，得有人看着分配公平。”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这种事应该村委会…”

“村委会那几个…”老支书摇摇头，“不是我说他们，现在的年轻人，眼里只有钱。这账本上还记着一笔特殊的钱，是当年为了村小学积攒的教育基金，一直没用完，按理说应该用在村里孩子上学上，别给吞了。”

我看着那本破旧的账本，突然明白了老支书的良苦用心。这不仅是一本账簿，更是他一辈子为村里操劳的证明。

“我…我不行啊，我就一普通村民，也没在村委会任职…”

“就因为你是普通村民，才能代表大家的利益。”老支书的眼神突然变得很坚定，“你爸是个老实人，你也是。村里人信任你。”

我没再推辞，把账本接了过来。

这时，他床头的手机突然响了。老支书赶紧摸索着接起来，是他大儿子打来的。

“爸，过年我们回不去了，公司有个大项目…”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大，我站得远也能听见。

老支书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轻轻”嗯”了一声：“你们忙你们的，别惦记我。”

“我给您卡里打了五千块钱，您要是不舒服就去医院，别省钱。”

“知道了，用不完还你。”

挂了电话，老支书像是更疲惫了，靠在枕头上，闭上眼睛。

“他们也是为了生活。”老支书轻声说，像是在替儿女辩解，又像是在自我安慰。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就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账本。封底内侧还夹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是老支书一家人在村口的柳树下照的，那时他的儿女还小，他媳妇还在，他自己站在中间，挺直的腰板，自豪的笑容。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覆盖了院子里的一切。树上的柿子也被雪包住了，只露出一点红色。

“老张啊，你家里还有那只大公鸡吗？就是那只打鸣特别准的。”老支书突然问。

“有啊，怎么了？”

“没事，就是突然想起来了。小时候村里没几家有闹钟，都靠你家那只鸡打鸣起床。”他笑了笑，“那鸡叫得比村里广播还准时。”

我也笑了：“那鸡老了，现在叫得没那么准了，有时候半夜三点就开始叫唤，烦死人了。”

“那就别杀它，让它叫吧。”老支书闭着眼睛说，“老了，都会糊涂的。”

我不知道他是在说那只鸡，还是在说他自己。

收音机里的信号突然变得断断续续，然后完全消失了，只剩下沙沙的杂音。老支书好像已经睡着了，呼吸变得均匀，只是偶尔还会咳嗽一下。

我帮他掖了掖被角，轻手轻脚地出了门。

院子里已经积了薄薄一层雪，我的摩托车罩上了一层白色。远处村子的灯光在雪幕中显得模糊而温暖。我回头看了眼老支书的窗户，突然想起他刚当选村支书那年，带着全村人修水渠的事。那时候我还小，跟在大人后面看热闹，老支书站在渠头，裤腿挽到膝盖，第一个跳进了泥水里。

我把账本小心地塞进怀里，骑上摩托车。雪花落在脸上，冰凉的，但很快就化了。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很多事。老支书的账本很沉，但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重量。

三天后，老支书去世了。医院说是突发心梗，走得很安详，没怎么受罪。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葬礼那天，他的三个儿女都回来了。大儿子开着一辆黑色的豪车，二儿子和女儿是从机场直接赶来的，行李箱都还没来得及放下。

葬礼很简单，按照老支书的遗愿，没有花圈，没有哀乐，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的告别仪式。村里的人几乎都来了，就连常年住在敬老院的赵大爷都让儿子推着轮椅来送老支书最后一程。

“爸一辈子操劳，就是为了村里人…”大儿子在灵前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我站在人群后面，手里还攥着那本账本。据说老支书临终前跟医生说，让把账本交给我保管，一定要我经手。

葬礼结束后，老支书的大儿子找到我，说要看看那本账本。我把它递给他，他翻了翻，脸色变得很复杂。

“爸这辈子就是太实在了…”他轻声说，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发黄的纸页，“这些年来，村里拆迁的事我们也听说了一些，本来想接爸去城里住，他就是不肯，说还有事没做完。”

“您父亲是个好人。”我只能这么说。

“我知道…”他点点头，把账本还给我，“爸既然把这个交给你了，就说明他信任你。这次拆迁的事，我们三个不打算要分毫，全部捐给村里建个图书馆，就叫’老支书纪念馆’吧。”

我有些诧异，但转念一想，也在情理之中。老支书的儿女在外面都过得不错，这笔钱对他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用来纪念父亲，倒是最好的方式。

“账本上说的那笔教育基金，我们也会按爸的意思办。”大儿子说，“以后村里的孩子上大学，都能申请这笔钱。”

我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

老支书走后，村里的冬天似乎更冷了。但他留下的那本账本，却让很多事情有了着落。村里的拆迁补偿按照账本上记录的股份公平分配，没有人闹矛盾；教育基金也正式成立，第一批资助的学生已经在读大学了。

有时候我会想，老支书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所以才急着把账本交给我？又或者，他只是想在生命的最后，确保自己一生的心血不会白费？

我不知道答案。但每次路过村口那座新建的图书馆，看到门口挂着”老支书纪念馆”的牌子，看到里面孩子们认真看书的样子，我就觉得，或许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

那本破旧的账本现在就放在纪念馆的展示柜里，它记录的不仅是数字，还有一个老人对这片土地的爱与责任。

去年夏天，我收到了老支书大儿子寄来的一封信，说他们三兄妹商量着，要在城里给老支书和他媳妇买个墓地，问我有什么建议。

我回信说：“就葬在村后山的柳树下吧，老支书在世时最喜欢那里，说那里能看到整个村子。”

前几天下了场雪，我骑摩托去看老支书，远远就看到墓前的雪被人扫过，还放着一束新鲜的菊花。村里人都说，是他的儿女回来看他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希望是。

那天回来的路上，我家那只老公鸡又在半夜乱叫，我想起老支书的话，笑了笑，没去管它。

老了，都会糊涂的。我们都会。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