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身军装穿了三十多年，到头来还是会想：那时候如果没报名参军，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谁都有自己的纠结事，不管是少年时的铁匠铺，还是后来几十年部队的炊事班、管理岗，命运总在缝隙里悄悄转弯。有些选择，是当时迷迷糊糊就跟着走了，等回头看看，已是天壤之别。
一身军装穿了三十多年，到头来还是会想：那时候如果没报名参军，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谁都有自己的纠结事，不管是少年时的铁匠铺，还是后来几十年部队的炊事班、管理岗，命运总在缝隙里悄悄转弯。有些选择，是当时迷迷糊糊就跟着走了，等回头看看，已是天壤之别。
回想起那年头，1958年，我呱呱坠地，是皖西岳西鹞落坪一个普通孩子。说普通，其实那地方一点都不寻常——鹞落坪喊得出名头，红色土地从来没断过火。小时候我们家里热闹，两个姐姐一个弟弟，铁匠铺祖祖辈辈传下来。小时候最熟悉的不是课本、不是广播，是太爷爷和爷爷的那点老手艺。铁皮锤敲在铁上，叮叮当当，声音孤零零地在山里飘。父亲早些年还打农具，后来手艺慢慢收了起来，大多日子和母亲一起种地，补贴家用。
村子其实算不得大，我们这一块跟其他村也都散落在山坳里，三三两两，谁家有什么事都能一边干活一边聊两句。升学那条路，我走到初中就断了，家里条件也就这样。平日里多是随着父母抡锄种地，心里总打着算盘：以后日子还能有啥新意呀？
不过鹞落坪不一样。这地盘下藏着红军的故事，战火年代过去了，但那些秘密、那些遗迹，全都散落在村里人的口头和青苔石缝里。小时候，爷爷爱跟我耗时间，他点着旱烟，边磕烟锅边讲红25军怎么来驻扎的事，说到高敬亭带着红28军来转战，听得人热血。那时候的红军在这块土地上撑了三年多，爷爷还年轻，经常给红军帮忙打打铁。说那群红军纪律好得出奇，帮家里抢收抢种，没半点架子。久而久之，村里人跟红军就是亲戚一般。
童年时光在铁匠铺和山林里溜走。我和伙伴们习惯性地钻到那些红军留下的小平房、旧商店、被服厂里玩耍。哪怕房子已经斑驳，走进还是能摸到年代的余温。所谓“红色鹞落坪”，其实早就烙进我骨子里，成了种抹不掉的底色。
转折点是在1975年迟暮时节。那阵子，我还在地里和父母搭帮，一天正在家里歇脚，二伯跟我说：部队来征兵了。他的话像往水塘里丢块石子，心里立马荡起漪涟。小时候听着爷爷的红军故事长大，总存着点向往。左缠右磨，最后拉着父亲去报名了，那种心情，说不上是激动还是紧张。政审很快，体检也顺当。入伍那年，是1976年正月二十六。我和新兵们被召集到公社大院，爸爸妈妈、亲友都来送行，衣服没领章帽徽，还是新兵蛋子。
午饭是在公社食堂吃的。记得大家背包放在桌边吃饭，亲人们全都等在院外。那天有六辆系着大红花的公交车排成排，专门来送新兵。临别气氛怪怪的，像是人生头一次要去远方，各种滋味混合着，谁也没说多少煽情的话，但都憋着眼泪。
当天夜晚，我们在汉口火车站上了北上的列车。第二天太阳出来老高，绿皮火车停进了北京站，站外排着装军绿色帆布的大卡车。我们又一次上车，穿过北京的街道西行。一晃中午，才在部队某大院停下。连队首长说，新兵三个月训练正式开始了。
训练刚开始，日子过得飞快。新兵连300多人，被分到各个班里。我分到了新兵二连，那里神奇得很，三个班都是女兵，而且女兵班长、女副连长，大家朝气满满。新兵连头一个月发了津贴——5块钱。对于家里经常连一毛钱都难见的我，那真是天大的财富。周末我们成群结队去公社的小商店，买肥皂、信纸、邮票。这钱花得小心翼翼，舍不得浪费，剩下的就攒起来，寄回老家让父母宽心。
但说新兵训练，那是出了名的“洋相多”。站军姿的，一排排站着半小时，有人直接晕倒；走步伐、立定，什么顺拐、套腿、慢半拍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三个月后会操，大方阵在操场上齐步踢正步，谁走得齐整，谁更有气势。有一天正好赶上下雨，地上积水，照样集训。我们那些新兵在雨帘中一步步走过，溅起水花几尺高。那场面热血汹涌，湿气蒸腾，整个人裹在军队的气势里，莫名觉得自己好像跟过去那个乡下少年的身份彻底断开了。
训练结束后，才知道分配去向并不全在北京。我被分去了总参直属的一个研究所，在中原某古城郊外。那年五月，我们被带着坐火车离开北京，天刚亮抵达目的地。新兵男孩们被分到勤务连，女兵则去了机房和门诊部。地方陌生，工作也没头绪，心里多多少少有点慌。
还记得到所第三天晚上，大家集合报姓名、籍贯、爱好。武术的上去比划两下，女兵合唱，热闹得很。轮到我时有点害羞。其实我最喜欢唱歌。小时候村里老电影放映，《闪闪的红星》《铁道游击队》早就能背出主题曲。于是我硬着头皮唱了《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大家一阵鼓掌，还有喊“再来一首”的，脸跟烧红的铁差不多。
领导鼓励我，又唱了一曲《映山红》，掌声又起。那以后，大家就管我叫“小歌星”。有时候我想，兴许是铁匠铺的打铁声让耳朵练出了节奏感，唱起军歌才有那分劲儿吧。
生活开始变化，宣传科想调我去放映组，却没成。几天后，连长让人通知我到军需科报到，直接进了炊事班。一身灶房的油烟味，日子又开始和粮食、采购、大三轮打交道了。采购标准紧巴巴，节余的钱都攒着过节会餐。我们是后勤人员，科研人员加班，饮食也得跟着。时常牺牲休息时间，变着花样做饭，就是为了让他们有劲头搞科研。
首长常说，“饮食搞好了，顶得上半个指导员。”听着怪有成就感。炊事员、司务长，后来评功、补习文化，将来还考了函授本科。79年正赶上干部预提对象评议，我被推荐了。党员、学历、立功，样样考核。后来去了军委工程兵干部短训班，再回来就当了干部了。那会儿第一个月工资有五十二块多，感觉地位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后来的故事远比儿时铁匠铺要复杂了。成立家庭，分房子，孩子出生，再慢慢提干。助理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对这些头衔其实没太多执念。更多是把本职干好，不丢脸、不扯皮。到2005年，技术晋升，工程师头衔也来了。08年，五十岁，副师级，光荣退休。
这么一路走来，有时候真觉得自己的命被手里那身军装改了轨道。恩师、领导、组织，一个都不能忘。三十多年，什么风浪都吃过了。有人问我后悔过吗？其实年轻时走得迷糊，但哪一步都是命定。
这身绿色军装，烙在皮肤下，怎么洗也洗不净。有些梦，终身都绕不出去。退下来的人或许能放下工作，放不下的是那些细枝末节的回忆。想想嘛，人生还会有多少次决定命运的路口？
有时候琢磨：如果当年因胆怯或贪图安稳没有入伍，今日又是谁呢？也许农民；也许铁匠铺的小师傅；也许另一种路。但无论如何，这一段故事，连同爷爷的叮当铁声，都还在心里。
来源：山坡植树的绿林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