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本应成为二战后德国重塑和平形象的舞台。然而，9月5日凌晨的一阵枪响，撕碎了德国人的所有美好期望。8名巴勒斯坦极端组织“黑色九月”成员潜入奥运村，劫持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本应成为二战后德国重塑和平形象的舞台。然而，9月5日凌晨的一阵枪响，撕碎了德国人的所有美好期望。8名巴勒斯坦极端组织“黑色九月”成员潜入奥运村，劫持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

而这场震惊世界的悲剧绝非仅仅由恐怖分子所引起，当时联邦德国政府的应对失误，以及此后以色列特工长达九年的全球追杀，都让这场惨案成为了至今仍然被人所反思的重大事件。

1972年的联邦德国（简称西德）政府，是西德向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民主德国形象的最佳契机。为了这个目标，西德政府可谓是下了血本，但谁也没想到，这场盛会竟成了恐怖分子的“完美猎场”。

虽然在硬件上下了很多功夫，然而为了显示西德的民主、和谐的一面，西德政府刻意减少警察巡逻，甚至允许运动员在深夜自由进出。更不要说，慕尼黑奥运村围墙仅有2米高，连铁丝网都没安装。一名澳大利亚运动员曾开玩笑说：“我喝醉了都能翻进去。”

而令人讽刺的是，8名“黑色九月”成员并没有越墙而入，反而是穿着运动服、背着装满武器的运动包，用钥匙打开一扇未上锁的门，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以色列代表团所在的31号公寓。

更为荒唐的是，恐怖分子头目伊萨早在袭击前三天就伪装成奥运村园丁，摸清了所有路线。而西德安保人员对此浑然不觉——他们连选手宿舍的钥匙管理都漏洞百出。

袭击开始后，以色列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甚至只能体重挡住大门，为自己的队员争取一线逃跑生机，而就是这种情况下，以色列隔壁的韩国代表团甚至以为这是“夜间狂欢”，直到听见枪声才开始仓皇逃命。

凌晨5点，西德政府就接到运动员被劫持的消息，然而，由于西德政府根本就没有配备专业的反恐部队，竟然只派了毫无反恐经验的慕尼黑警察局局长曼弗雷德·施赖伯担任现场总指挥。而这位毫无专业性的局长在谈判时又犯下了一连串致命错误：

他允许恐怖分子通过电视观看警方部署，甚至给他们送去啤酒和烤肉。当恐怖分子要求直升机撤离时，警方准备了9架直升机，却只安排5名狙击手埋伏——每人仅配发5发子弹，连无线电通信设备都没带。

与此同时，当事件传回以色列国内之时，以色列方面紧急提议派摩萨德特工和“野小子”特种部队支援，但却被西德内政部长根舍一口回绝：“这是德国领土，必须由德国人自己来解决。”

然而，当西德警察假扮成直升机机组人员接近恐怖分子时，有人因为穿错了白色网球鞋暴露身份，直接引发交火。

9月6日凌晨，当最后一名人质的尸体从直升机残骸中抬出时，西德政府的第一反应不是哀悼，而是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奥组委主席威廉·道默对着镜头微笑：“奥运会必须继续！”34小时后，慕尼黑体育场重新奏响交响乐，观众席上甚至有人吹起口哨欢呼让全球媒体一片哗然。

以至于《纽约时报》痛批慕尼黑奥委会的做法就如同“在表演一场‘我们很快乐’的黑色喜剧。”更令人心寒的是，西德政府试图销毁证据。他们迅速清理了31号公寓的血迹，将以色列运动员的遗物打包寄回国内，甚至阻拦遇难者家属查看尸体。

2012年慕尼黑惨案40周年时，德国终于交出了当年隐瞒的档案，人们发现：西德警方曾提前收到恐袭预警却未重视，向恐怖分子提供武器甚至还有两名东德间谍。而直到2022年慕尼黑惨案50周年，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才正式道歉：“我们本可以拯救他们，但我们失败了。”

西德政府的种种荒唐行径，根源在于其扭曲的政治焦虑。时任总理勃兰特正推行“新东方政策”，试图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

惨案发生后，西德外交部私下向阿拉伯国家保证“不会影响双边关系”，甚至拒绝将凶手引渡给以色列。一名参与谈判的德国外交官后来透露：“我们当时满脑子都是石油危机和巴勒斯坦的政治筹码。”

这种政治投机最终反噬了西德政府。惨案发生的第五天，勃兰特在以色列大使馆献花时，被愤怒的以色列人泼了一身墨水。

1972年9月6日，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在议会发表讲话。她站在讲台上，双手紧握演讲稿，声音因愤怒而颤抖：“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让凶手明白——犹太人的血不再廉价。”

这句话拉开了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复仇行动——“天谴行动”（Operation Wrath of God）。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利比亚驻罗马外交官瓦埃勒·兹瓦伊特。这个表面文质彬彬的诗人，实则是慕尼黑惨案的后勤策划者。

1972年10月16日晚，兹瓦伊特像往常一样回到罗马的公寓。当他低头掏钥匙时，两名摩萨德特工从阴影中闪出，用装了消声器的贝雷塔手枪朝他连开14枪。兹瓦伊特倒地时，口袋里还揣着刚买的《阿拉伯诗集》。摩萨德用这种方式传递信息：复仇没有谈判，只有处决。

接下来的目标是马赫穆德·哈姆沙里，是巴解组织驻巴黎的代表，被称为“恐怖工程师”。他擅长用外交身份掩护袭击策划，在慕尼黑事件中负责通信。为了除掉他，摩萨德展现了“特工艺术”的巅峰。

1972年12月8日，以色列特工潜入他家，在电话上安装了微型遥控炸弹。三天后，当哈姆沙里接到一个“错拨电话”时，以色列特工按下了炸弹的按钮，爆炸将他半个身体炸出窗外。

1973年1月24日，摩萨德锁定了“黑色九月”欧洲联络人侯赛因·阿巴德·希尔。以色列特工提前三天入住隔壁房间，在墙内埋入30公斤炸药。当希尔与情妇共进晚餐时，整面墙化作火海。服务员后来回忆：“床垫飞到了街上，上面还粘着半条胳膊。”

1973年7月21日，一场意外的误杀让“天谴行动”蒙上了污点。摩萨德在挪威利勒哈默尔追杀“死亡名单”第六号目标阿里·哈桑·萨拉马时，因为线人误导，将摩萨洛酒吧的服务员艾哈迈德·布希基错认成了目标——只因为他也留着大胡子，爱抽埃及香烟。

当晚11点，布希基带着怀孕四个月的妻子看完电影回家。四名特工突然冲上前，朝他连开13枪。直到尸体运回摩洛哥，摩萨德才发现杀错了人。事件发生后，挪威警方逮捕了6名以色列特工，整个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也正因着这一次误杀事件，以色列不得不暂时结束了暗杀，但他们的复仇并有结束，只不过是更加小心，更加细致：

给目标寄去装有神经毒素的牙膏管，触碰即死；

在酒店床垫夹层安装压力传感器，人躺下便引爆；

女特工假扮记者接近目标，在亲吻时注射蓖麻毒素。

最戏剧性的刺杀发生在1979年1月22日。头号目标阿里·哈桑·萨拉马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被一辆装有遥控炸弹的甲壳虫汽车炸成碎片。为了这一刻，摩萨德追踪了他七年，甚至买通他的牙医在假牙里装上了追踪器。

从1972年慕尼黑惨案发生到1981年“死亡名单”上的11人全部殒命整整历时了九年之久。在此期间，虽然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误杀了至少5名平民，以色列花费了3亿美元（相当于2025年的20亿美元），还牺牲了两名特工，但以色列政府从来就没打算住手。

然而，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激起了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更大报复行动。从此，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仇恨越杀越深。慕尼黑惨案改写了奥运历史，催生了现代反恐特种部队的诞生，却也暴露出国家利益与人道主义的冲突。

53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在对以色列政府的复仇行为不断追问：以暴制暴究竟是在终结恐怖，还是在播种更深的仇恨？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间的恐怖仇杀，更在2024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

《档案春秋》：1972年“慕尼黑惨案”回溯

《南方周末 》：慕尼黑1972：告别昨日德国

来源：枕梦子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