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2017年）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年出版）问世25周年。这本书鲜有人读，却常遭诋毁，它或许是战后时代最饱受诟病、被不公地摒弃和误解的书籍。这至少在一个方

自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5年前宣称《历史的终结》以来，他一直饱受诟病。如今看来，他的著作颇具预言性。

今年（2017年）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年出版）问世25周年。这本书鲜有人读，却常遭诋毁，它或许是战后时代最饱受诟病、被不公地摒弃和误解的书籍。这至少在一个方面是令人遗憾的：相比其他任何人，福山或许更好地预测了2016年席卷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动荡——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当选，再到意大利公投。

这听起来或许令人惊讶。毕竟，二十多年来，福山的名字一直是一种世纪末西方必胜主义的同义词。按照普遍的看法，他据称主张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和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明确无疑是人类可能实现的最佳政治组织形式。对于他那些普遍的批评者而言——有时来自右翼，但尤其多来自左翼——《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因此是对一种极端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伪知识分子式辩护，而这种意识形态的顶点便是乔治·W·布什灾难性的政府管理。福山的口号——“历史的终结”——被批评者抓住，作为证据，证明他试图将新保守主义的傲慢合法化，并用一种必然性的外衣掩盖一种有害的意识形态。

但是（普遍的看法继续认为）傲慢之后紧随着报应：9/11袭击事件以及随后的伊拉克战争灾难，揭示了任何关于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必胜主义愿景是多么错误。在这方面，福山受到了尤为猛烈的抨击。弗朗西斯·韦恩（Francis Wheen）在其著作《胡言乱语如何征服世界》（How Mumbo Jumbo Conquered the World, 2004）中指责福山是新保守派利益集团的“托儿”，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在回答“你如何通过大胆做出社会科学中最糟糕的预测之一来获得成功？”这个问题时，韦恩讥讽道：“如果你要犯错，那就尽可能错得引人注目、错得离谱。”他声称福山“懂得需要什么来挑逗喋喋不休阶层那疲惫的味蕾”——并利用这一点谋取私利。

然而，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首先，将《历史的终结》视为任何形式的必胜主义，都是对其严重的误读，更不用说认为它是一种后来被激进伊斯兰的兴起或2008年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停滞所证伪的必胜主义了。这对福山本人也极为不公。尽管他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而非传统学者，但他这本饱受非议的书展示了博学和深厚的学识，并结合了抱负与气魄，这是很少有终身教职的学者能够企及的。他或许错了，但他绝非其批评者所描绘的那种傻瓜。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有必要阐明《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的实际论点。首先，福山从未暗示过事件会就此停止发生。如同任何其他神志正常的人一样，他相信小写的历史（history），即普通因果事件的延续，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选举将会举行，体育比赛会有胜负，战争将会爆发，诸如此类。对福山而言，有趣的问题在于大写的历史（History）——这个术语在他看来，指的是关乎人类社会存在深层结构的一系列问题。

关于大写的历史，福山提出了一套复杂的论点，阐述对立力量在社会发展中如何自行演变。在这方面，他受到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黑格尔（Georg Hegel）著作的启发，并借鉴了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对其的重新阐释。黑格尔（及科耶夫）提出，大写的历史是一个过程：社会秩序中的矛盾通过最终克服冲突而自行解决，从而迈向更高层次的整合；在这一更高层次上，先前的矛盾得以消除，因为根本性的对立已经得到解决。这种“辩证”观最为著名的例证是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同样是在黑格尔影响下形成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最终将通过一段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时期，超越他们之间的斗争性对立，进入共产主义的和谐状态。

实质上，对福山而言，大写的历史是对人类发展的一种理解，视其为一个合乎逻辑的演进过程（或矛盾的辩证解决过程），从而生成一种宏大的进步叙事，其中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世界变得更加理性。在福山看来，人类的长期发展脉络清晰可见：从黑暗时代到文艺复兴，再到至关重要的启蒙运动——其带来的世俗主义、平等主义和理性社会组织的理念，又进而为民主自由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这就是人类发展累积至今、呈上升曲线的轨迹。

福山摒弃了黑格尔那不太可信的形而上学，以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这些曾被认为是历史综合的驱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他提出，现代科学方法与技术进步相结合，再加上作为资源配置的大规模信息处理形式的市场资本主义，足以解释人类文明何以能够——尽管步履蹒跚，但确实地——沿着上升的轨迹成功发展。然而，关键在于，我们如今已经走到了可能企及的终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是大写历史综合的最终阶段：不可能存在内在矛盾更少的社会形式了。因此，尽管自由民主远非完美，但它已是我们所能企及的最佳状态。大写的历史已经终结，我们如今生活在“后历史时代”（post-History）。这就是福山提出其饱受非议的“历史已经‘终结’”这一说法时的真正含义。

诚然，许多批评者认为福山的理论并不比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或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更具说服力。并且，他的如下主张——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代表了人类存在宏大历史演进过程的必然终点，以至于不可能存在比1990年代的美国更值得向往的社会了——在许多人看来，其可能性并不比黑格尔那个声名狼藉的主张（即历史的终结是19世纪的普鲁士国家，而那个国家恰好是给他发薪水的地方）更高。

但福山的新黑格尔主义是否具有说服力，并非其论点中最引人入胜之处。因为在其整个分析过程中，福山始终强调“激情”（thymos，源自希腊语，意为‘spiritedness’，亦可理解为‘血气’）或者说“承认”（recognition）在人类心理中的核心地位：这也就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骄傲”（pride），以及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称的“自尊心”（amour propre）。这指的是一种被他人喜爱和尊重的需求，并且需要这种承认得到外在的肯定——必要时，甚至通过强制手段来获取。福山认为，一些人天生就具有竞争性，并且渴求获得承认。因此，有些人总是会争相要被视为最优越者——而其他人则会因此怨恨他们，并反过来与之竞争。这有可能引发诸多麻烦。人类要求尊重，如果他们感觉自己没有得到尊重，他们就会破坏事物——甚至伤害他人——作为回应。

福山声称，正是人类的这一心理特征确保了，尽管我们可能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胜利主义的。仅仅因为人类无法创造出比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更好的制度——无法发展出一种内在冲突和矛盾更少的社会形式——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中桀骜不驯、充满竞争的人口就会安于现状、心满意足。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可能是我们能够达到的最高文明阶段，因为它包含的矛盾最少。然而，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我们会从顶峰滑落，重新陷入历史，堕入某种更糟糕的境地。

福山认为，这是因为人类不仅表现出“激情”（thymos），而且还表现出他所谓的“优越意识”（megalothymia）：不仅渴望得到尊重和相应的认可，更是一种以夸张和壮观的方式不成比例地支配他人的需求。“优越意识”绝非总是或必然是坏事：正是它驱动了人类去建造大教堂、创作伟大的艺术作品、建立帝国和政治运动，并且总体上助推了大写历史向前发展。但如果未能引导至恰当的目标，它就可能迅速变得邪恶，在对他人的支配和压迫中找到发泄途径。

福山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显著之处在于，它成功地遏制了“优越意识”更具破坏性的表达方式，鼓励公民将此类精力导向社会无害的表达形式，例如登山或竞技体育。这听起来或许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结论。然而，福山认为，这种乐观的看法未能察觉到潜伏在历史终结之中的隐患。

福山著作标题的后半部分，即“最后的人”（The Last Man），直接援引了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思想。尼采认为，尽管现代社会注重真理与透明度，已经“杀死了上帝”（意味着西方政治的未来是平等主义和世俗化的），但它却未能找到任何东西来取而代之。绝大多数现代人如今将成为心胸狭隘、精神萎靡、可悲的生物，他们丧失了对如何成就伟大的感知，只懂得在一个物质主义、自我沉溺的世界里，积累琐碎的安逸和廉价的愉悦。换言之，如果“优越意识”（megalothymia）从人类生活中消失，那么伟大亦将随之而去。剩下的将只有卑下的平庸。

福山将尼采关于“最后的人”的观念与他自己对人类深层心理的诊断结合起来。他的预断是：“后历史时代”（post-History）的西方社会前景不容乐观。历史终结时的“最后的人”有可能沉溺于一种粗鄙的、耽于物质舒适的满足状态，颇像午后阳光下无所事事的狗（这正是科耶夫所预言的）。但他们也很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有可能的是，这些“最后的人”（男女皆然）会对自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安逸与奢华深感不满，因为它无法满足其“优越意识”（megalothymia）。如果“最后的人”果真如此，他们就会对福山所谓的“无主奴役——理性消费的生活”（masterless slavery – the life of rational consumption）感到厌倦。伴随世俗民主政治而来的平等主义价值观的传播，会为剧烈的怨恨情绪开辟空间——尤其是那些在社会等级中失去了传统地位顶端位置的人，他们觉得自己被剥夺了本应得到的认可。（听起来耳熟吗？）

福山预测，这种躁动不安和怨恨最终将需要一个政治宣泄口——而当它找到出口时，其影响将是爆炸性的。然而，反资本主义的左翼已是强弩之末。**主义已被证明是一种欺诈且已然失败，而受“优越意识”驱动的“后历史时代”的人们，对其平等主义的虚饰或其赤裸裸的暴政现实都不会容忍。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稳定构成远为更大威胁的，将是来自法西斯式右翼的、煽动人心的强人领袖的出现，他们会玩世不恭地利用狭隘的私利和民众的不满情绪，利用人类对于掌控和支配的冲动——而这种冲动是消费资本主义空洞的舒适感所无法安抚的。

福山在此展望的是一个仍在我们当下之外的未来（尽管我们或许正朝着它迈出最初的几步）。他发出了一个严峻的警告：，如果那些过度渴望认可的人生活在一个“以和平繁荣的自由民主为特征的世界”中，那么他们会与这种和平与繁荣以及民主作斗争。更直白地说：“现代思想未能给未来一场由那些在其（自由民主）怀抱中成长起来的人所发动的、针对自由民主的虚无主义战争设置任何障碍。”（Modern thought raises no barriers to a future nihilistic war against liberal democracy on the part of those brought up in its bosom.）

这绝非必胜主义。诚然，福山关于大写历史（History）可能如何被颠覆的看法，并未预见到动荡不安的2016年的具体动态，也未预见到更广泛而言的后9/11时代的全球政治细节。（例如，关于中国与美国相关的问题，他几乎未作论述，却表现出一种1990年代初典型的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尽管如此，相比其他任何人，他或许更有资格声称预见到了2016年动荡局势的到来，以及在那戏剧性的一年中所启动的事件最终可能将我们引向何方。尽管他近期的公开言论并未明确重拾其1990年代初的主题——而是转而强调通过民族认同和教育机会折射出来的阶级问题的凸显——但如今看来，似乎有资格发出那最后的空洞笑声的，恰恰是福山本人，而非他那些声音响亮的批评者。

最后还有一点。在描述“最后的人”所处的生存环境——那种肤浅的名人文化及其本质上的空虚时，福山心中有一个特定的例证。当他在寻找“优越意识”（megalothymia）的典型代表时，他用同一个人来进行阐释——此人非谁，正是“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开发商”（a developer like Donald Trump）。福山并未预测到，正是这同一个人会冲破“历史终结”所带来的安逸局面，将“后历史时代”世界的确定性彻底颠覆。但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接近真相。

作者：保罗·萨加尔（Paul Sagar）是伦敦国王学院政治经济学系的政治理论讲师。他是《人类的意见：从霍布斯到斯密的社会性与国家理论》（The Opinion of Mankind: Sociability and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from Hobbes to Smith, 2018）一书的作者。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