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欧洲血液协会（EHA）年会在意大利米兰盛大召开，全球顶尖血液学专家齐聚一堂，共襄学术盛宴。在本次会议上，西班牙纳瓦拉大学诊所的Jesús San Miguel教授因其在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MM）领域做出的革命性贡献，荣获
编者按：2025年欧洲血液协会（EHA）年会在意大利米兰盛大召开，全球顶尖血液学专家齐聚一堂，共襄学术盛宴。在本次会议上，西班牙纳瓦拉大学诊所的Jesús San Miguel教授因其在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MM）领域做出的革命性贡献，荣获本届EHA终身成就奖。在其获奖致辞暨主题报告中，San Miguel教授以“治愈骨髓瘤：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为题，系统回顾了45年来的研究历程，并高屋建瓴地提出实现MM治愈的五大核心支柱，为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为现代血液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恶性肿瘤之一，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在过去二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实现“治愈”这一终极目标，仍是全球研究者不懈追求的梦想。在今年的EHA大会上，该领域的泰斗级人物Jesús San Miguel教授，以其毕生研究为蓝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通往治愈的清晰路线图。
San Miguel教授在报告伊始便谦逊地表示：“我确信在座有许多人比我更应获得这份殊荣，但无论如何，这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分享我们团队的梦想——治愈骨髓瘤。” 他的报告围绕五大核心支柱展开，深刻揭示了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的转化医学精髓。
深入病理机制：探寻治愈骨髓瘤的四大关键靶点
要治愈一种疾病，首先必须深刻理解其发病机制。San Miguel教授指出，其团队的研究聚焦于四个关键，以期识别出高风险克隆的独特印记。
首先是克隆区室。研究数据显示，在MM确诊前20至30年，可能就已存在克隆性B淋巴细胞的增殖，这为疾病的极早期起源提供了线索。
其次是免疫系统。MM的浆细胞扩增伴随着宿主、肿瘤与微环境相互作用导致的免疫功能障碍，因此，免疫监测在改善诊断风险模型、预测生存、评估感染风险乃至指导免疫治疗时机方面，都显示出超越微小残留病（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监测的潜力。
再次是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San Miguel教授团队通过单细胞转录组分析发现，CTCs与骨髓浆细胞高度重叠，其播散并非源于特定的基因事件，而可能是在缺氧和促炎微环境下，肿瘤细胞为寻求新的生长“土壤”而被迫进入外周血。临床上，CTCs数量已证明是强大的预后指标，可用于识别隐匿性浆细胞白血病，并有望成为一种新型的MRD检测手段。
最后，MRD作为克隆演变和疾病复发的“水库”，是实现治愈必须清除的目标。
MRD指导临床：从预后标志物到新药审批的“金标准”
在通往治愈的道路上，如何精确评估治疗深度至关重要。San Miguel教授回顾了MRD检测技术的发展历程，从二十多年前的初步探索，到如今能够检测百万分之一细胞的二代测序（NGS）和新一代流式细胞术（NGF）。
“我们整合了超过12，000名患者的数据，明确证实无论是在移植、非移植还是复发环境中，达到MRD阴性状态的患者均能获得显著更长的生存期。”San Miguel教授强调。这一里程碑式的成果，直接推动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ODAC）以12:0的压倒性票数，一致同意将MRD作为加速新药批准的早期终点。
他以一项正在进行的自体移植与CAR-T细胞治疗头对头比较的临床试验为例，说明了MRD作为替代终点的巨大价值。“若以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为主要终点，该研究可能需要12-15年才能得出结论；而通过分析MRD，我们仅需几年时间便可获得初步结果，这将极大加速创新药物惠及患者的速度。” 此外，利用液相流式或质谱法在外周血中监测MRD，正成为补充骨髓评估的新兴前沿。
治疗关口前移：早期干预为治愈高危冒烟型骨髓瘤奠定基础
正如多数实体瘤一样，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是治愈MM的前提。San Miguel教授指出，高危冒烟型多发性骨髓瘤（High-Risk Smoldering Myeloma, SMM）——即两年内进展为活动性MM风险超过50%的癌前状态——是实践这一理念的理想模型。
他分享了十余年前西班牙研究组发表的一项里程碑式研究成果：与观察等待相比，来那度胺联合地塞米松的早期干预，将疾病进展时间延迟了整整7年，并降低了43%的死亡风险。近期研究进一步证实，靶向CD38的单克隆抗体单药治疗也能显著降低疾病进展风险。
然而，如果目标是“治愈”，则需采取更强有力的方案。San Miguel教授展示了其团队的最新数据：“在移植环境中，我们使用与活动性MM相同的方案治疗SMM患者，70个月时，高达94%的患者仍未出现疾病进展。” 目前，他的团队正与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等机构同步，积极探索双特异性抗体与CAR-T细胞疗法在SMM患者中的应用前景，力求在疾病早期便将其根除。
革新治疗范式：从四药联合到前沿免疫疗法的突破
在治疗策略层面，San Miguel教授总结了过去60年的飞跃。从1960年美法仑的发现，到近20年间19种新药或组合的问世，MM患者的生存率已大幅提升。当前，基于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剂和抗CD38单抗的“四药联合”方案，已在多项临床试验中证实优于传统三药方案，其带来的深度缓解甚至开始挑战自体移植的“基石”地位。
“对于标准风险患者，这些新方案预测的中位PFS已达到惊人的10至17年。这意味着一位74岁确诊的患者，有望在84岁前都保持无病状态。”San Miguel教授激动地表示。
而对于预后不佳的高风险患者，他提出了两大前沿策略：一是基于MRD监测的“早期挽救性干预”，即一旦发现残留病灶便及时更换治疗；二是将更强效的免疫疗法（如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前提至更早线，并探索“双靶点”攻击。研究显示，即便是经历了七线治疗后无药可医的患者，CAR-T细胞治疗仍能使三分之一的患者在5年后保持无病。更令人振奋的是，靶向两个不同抗原（如BCMA和GPRC5D）的三特异性抗体，在极度难治的患者中展现出接近100%的缓解率。将这些革命性疗法用于新诊断患者的临床试验已全面展开。
未来展望：迈向个体化治疗与治愈梦想的实现
“我总是很羡慕淋巴瘤领域的同道，我希望未来我们谈论的不是‘多发性骨髓瘤’，而是‘多种骨髓瘤’（Myelomas）。” San Miguel教授在报告结尾呼吁。他认为，细胞生物学研究的深入，结合创新药物的涌现，最终将引导我们实现真正的个体化精准治疗，从而将治愈MM的梦想变为现实。
整场报告不仅是一次科学成就的全面展示，更是一次对合作、传承与人文精神的深刻致敬。正如San Miguel教授在获奖感言中提到的，他的成就离不开全球同道、西班牙团队、朋友及家人的支持。他引用萨特的名言总结道：“幸福不在于做你喜欢的事，而在于喜欢你所做的事。” 作为血液科医生，能够陪伴患者走过生命中的悲欢，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幸运与特权。
Jesús San Miguel教授以其四十余载的深耕与智慧，为全球血液学界注入了强大的信心。这条通往治愈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他的描绘下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和充满希望，激励着每一位从业者为最终战胜多发性骨髓瘤而继续奋斗。
来源：肿瘤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