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的南京街头，浦熙修站在街角，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新民报》的招聘启事。作为一位美术专科毕业的少妇，她原本满怀希望地去地产公司应聘，想靠自己的专业技能谋一份工作，却没想到面试官一听说她“已婚”，就摆摆手把她拒之门外。

从家庭主妇到记者的华丽转身

1936年的南京街头，浦熙修站在街角，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新民报》的招聘启事。作为一位美术专科毕业的少妇，她原本满怀希望地去地产公司应聘，想靠自己的专业技能谋一份工作，却没想到面试官一听说她“已婚”，就摆摆手把她拒之门外。

她迈开步子穿过喧闹的街巷，朝《新民报》的办公楼走去。浦熙修站在门口，手里捏着简历，等了好一会儿，才有个工作人员抬头看她一眼。她赶紧走上前，把简历递过去。那一刻，空气里似乎多了一丝紧张的味道。几天后，她收到消息，自己被录用了。

1937年4月，报社突然接到通知，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周年纪念大会要临时召开。这可是个不小的活动，来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报社必须派人去采访。偏偏这时候人手不够，编辑们商量了一下，目光落在了浦熙修身上。

会议足足开了几个钟头，散场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浦熙修回到报社，连夜把笔记整理成稿子。她写得格外用心，把流徽亭畔的热闹场面一笔一画地勾勒出来，连那些名流们的只言片语都没漏下。次日，她的文章《流徽亭畔一盛会》登上了《新民报》。

报社里的人拿到报纸一看，都被她的文字给震住了。编辑们翻来覆去地看，嘴里啧啧称奇，说这文章写得活灵活现，跟亲眼瞧见似的。没过几天，报社下了通知，把26岁的浦熙修从营业部调到了采访部。

香港沦陷时的新闻传奇

1941年，日本军队步步紧逼，香港这座英国殖民地正面临沦陷的命运。浦熙修作为《新民报》的记者，来到了珊瑚坝机场，记录下了一段后来被载入新闻史册的事件。当时，机场成为了许多人逃离战火的最后希望，而浦熙修的任务是捕捉这一混乱时期的真实面貌。

宋蔼龄，孔祥熙的夫人，带着她的随从和七只洋狗，登上了一架专用的私人飞机。这些狗并非普通的宠物，它们被特别照料，甚至有专人负责喂食牛奶，这在物资匮乏的战时显得尤为刺眼。与此同时，普通官员的家眷却挤在机场的另一边，他们没有专机的待遇，只能依靠有限的运输工具，希望能被安排撤离。

浦熙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场景中的不平等。当时的新闻环境并不宽松，香港的英国当局和中国的国民政府都对媒体施加了严格的审查，直接报道这样的事件很容易被扣上“扰乱秩序”的帽子，甚至可能导致文章无法刊登。于是，浦熙修采取了一种迂回但高效的策略。她决定将这一事件拆分成三条独立的新闻报道，每一条都控制在审查范围之内，但整体效果却能让真相浮出水面。

第一条报道聚焦于香港的整体战况。她详细记录了日本军队的推进速度，英国驻军的防御准备，以及市民在空袭警报声中日益加剧的恐慌。这篇报道为读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信息，让他们了解机场撤离的紧迫性。

第二条报道转向了机场接机群众的处境。她描述了那些官员家眷如何带着简单的行李聚集在机场，长时间的等待如何让他们从满怀希望变为彻底失望，尤其是在看到其他飞机起飞后，他们的处境依然没有改善。第三条报道则以一种看似无关紧要的方式，提到了一件小事：撤离行动中“新增了七头喝牛奶的洋狗”。

这三篇报道在《新民报》上并排刊登，香港的危急局势、普通人群的失望，再加上权贵带着洋狗的细节，形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读者从中看到了战时社会的不公，看到了权贵阶层如何在危机中优先保障自己的利益。这

种策略被后人称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既规避了审查的风险，又达到了传播真相的目的。当天，《新民报》的销量激增了三成，市民们争相购买报纸，议论着这背后的故事。浦熙修的名字也因此传开，她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新闻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重庆的犀利笔锋

香港沦陷后，浦熙修跟随战局的变化来到了重庆，这座山城在1941年后成为了中国抗战的临时首都。她在这里的记者生涯达到了新的高度，尤其是在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住所兼办公地，她成为了那里的常客。

有一次，她参加了一场由教育部长陈立夫主持的记者会。她接连抛出了几个尖锐的问题：沦陷区的学生什么时候能复学？教科书的重编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拖欠的教师薪资什么时候能发到他们手上？

陈立夫显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追问，他试图用官腔搪塞，但浦熙修步步紧逼，每一个问题都像钉子一样砸过去。最终，陈立夫在回答时额头上渗出了汗珠，手帕拿出来擦了好几次。

到了1946年，重庆迎来了政治协商会议，浦熙修在这场为期22天的会议中展现了惊人的工作能力。她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采访所有与会代表。她带着笔记本和笔，每天穿梭在会场内外，找到一位位代表进行提问。她采访了38位代表，包括国共两党的要员和民主党派的领袖，比如李烛尘这样的人物。

她在采访中听到了李烛尘提出“工业建国该让民间来办”的主张，随后在报道中将这一观点与官僚资本的弊端联系起来，指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控制如何阻碍了发展。她的文章条理清晰，数据和事实信手拈来，每一篇报道都直指当时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

政治漩涡中的坚守与抉择

1947年，国共内战的局势愈发紧张，中共代表团即将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在撤离前夜，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核心人物，他仍然抽时间在梅园新村单独会见了浦熙修。那天，他对这位女记者说了简短却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小浦啊，你要多读点书。”作为一名记者，她已经在新闻界崭露头角，但周恩来显然希望她在乱世中拥有更深厚的知识储备，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时间推移到1949年初，内战已进入尾声，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北平被解放军包围，傅作义作为华北“剿总”司令，面临着守城还是投降的重大抉择。此时，浦熙修以《新民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北平，采访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

熙修找到机会与他面对面交谈，没有寒暄，直奔主题。她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李代总统，您如何看待傅作义将军守城的问题？”李宗仁显然被问得措手不及，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转移话题，先是提到北平的天气，随后又谈起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

这次采访后不久，浦熙修结合北平的局势、李宗仁的反应以及国民党整体的颓势，着手撰写一篇重量级的报道。她将这篇报道命名为《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文中明确写道：“崩溃始于民心离散。”这篇文章完成后，迅速送往《新民报》编辑部，并在报纸上刊登。

就在文章完成并送出的当晚，浦熙修在家中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那天夜里，她刚整理好第二天的采访计划，还没来得及休息，门外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几名穿制服的人员闯入，将她带走，理由是她的文章“煽动叛乱”。

在随后的审讯中，她被指控为“共党同路人”，当局认为她的预言是在为共产主义宣传造势。浦熙修被关进监狱，失去了自由，但她的文章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直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她才重获自由。

爱情与政治的无奈交织

浦熙修的个人生活与她的职业生涯同样充满了波折。1946年，她在工作中结识了罗隆基，一位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这一年，她刚刚结束与丈夫袁子英的婚姻。那段婚姻因两人三观不合而走到尽头，离婚后，浦熙修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新闻事业中。

两人初次相识是在重庆，当时浦熙修正在为《新民报》报道政治协商会议。此后，浦熙修和罗隆基的接触逐渐增多。两人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感情也在这一过程中迅速升温。

时间快进到1957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右运动在全国展开，罗隆基因其一贯的激进言论成为了打击目标。他曾在公开场合批评政府的政策，认为民主进程被压制，这些言论让他被贴上“右派”的标签。同年，他被中国民主同盟取消了副主席职务，政治生涯跌入低谷。

浦熙修作为他的伴侣，也无法置身事外。她的身份和与罗隆基的关系让她成为了审查对象，为了证明自己与罗隆基的“右派”行为无关，浦熙修被迫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她整理了过去十年间与罗隆基的所有往来信件，将它们全部上交给了上级。

此后，社会对浦熙修的评价变得复杂起来。一些报刊刊登文章，用“知人知面不知心”来形容她与罗隆基的关系，暗示她未能识破他的“真面目”。与此同时，罗隆基的政治失势让他本人陷入了沉默，他与浦熙修的联系也越来越少。

1957年底，罗隆基被送往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而浦熙修继续留在报社工作。政治的洪流将他们彻底分开，他们的通信中断，感情也随之消散。

参考资料：[1]马蛟龙.纪念浦熙修君[J].新闻知识,2003(5):38-38

来源：作家杨文山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