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2 年 10 月 11 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顷刻间，“高密东北乡”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坐标，被放大到世界眼前。有人问他：“你笔下的荒诞、残酷、狂欢，究竟是真是假？”莫言吸了一口烟，眯眼笑道：“全是假的，也全是真的

2012 年 10 月 11 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顷刻间，“高密东北乡”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坐标，被放大到世界眼前。有人问他：“你笔下的荒诞、残酷、狂欢，究竟是真是假？”莫言吸了一口烟，眯眼笑道：“全是假的，也全是真的。土地从不撒谎，只是借我的嘴唱了一段段‘猫腔’。”于是，我们循着那一声蛙鸣，走进莫言的文学王国，去谛听黄土地最蓬勃的心跳。

《红高粱家族》开篇一句：“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的地方。”一句话，把“人”与“地”的血缘狠狠绑在一起。

在这里，余占鳌敢爱敢恨，把新娘劫进高粱地；九儿用一把剪刀为自己剪开命运的绳索；罗汉大爷被日军剥皮，鲜血渗进黑土，来年却长出更火红的高粱。莫言不写“高大全”的英雄，他只写酒坊里蒸腾的汗、高粱地里交缠的肉体、血泊中仍不肯倒下的身影。于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原来“抗战”不仅是教科书上的战役，也是庄稼汉骨子里的烈酒与血性。土地用累累伤痕告诉我们：人之为人，是因为敢于向死而生。

《丰乳肥臀》里，上官鲁氏一辈子生养了九个儿女，像一株被命运反复砍伐又抽枝的老槐树；《生死疲劳》里，地主西门闹历经六道转世，驴、牛、猪、狗、猴、人，五十年恩怨情仇，被一只蓝脸猴一一道破。

莫言把宏大历史折叠进一个个血肉之躯：土改、大炼钢铁、文革、改革开放……政治风暴席卷而过，普通人像麦粒一样被抛起又落下。然而，土地不会嘲笑人的渺小，它用丰饶的乳房、肥硕的臀、轮回的畜生道告诉历史：任何口号与标签，都遮不住人活下去的渴望。所谓“生死疲劳”，不过是“生也疲劳，死也疲劳”，但人依旧哭着、笑着、爱着、恨着，在尘土飞扬的剧场上演永不谢幕的悲喜剧。

《蛙》是一部写给计划生育年代的长信。乡村女医生万心，前半生接生，后半生“杀生”。当“送子观音”变成“夺命瘟神”，她亲手把无数尚未临世的婴儿“计划”成一声声蛙鸣。晚年，她让丈夫捏出一群泥娃娃，排满整面墙，用供奉的方式向亡灵赎罪。

莫言没有拍案批判，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怜悯，他把最尖锐的伦理困境塞进一个乡村妇科医生的良心：在时代巨轮下，谁不是帮凶？谁又不是受害者？当蛙声四起，我们听见土地在深夜发出的叹息：人可以制定政策，却无法计算母亲子宫里的疼痛；可以统计人口，却无法统计悔愧的重量。

有人批评莫言“泥沙俱下、腥膻并存”，可这正是他的野心：让被文明规训的语言重新长回泥土。

他写尿骚味、蒜臭味、血腥味，也写月光像“新媳妇的脸”；他让猫腔、快板、顺口溜与《圣经》体并置；他让“我爷爷”“我奶奶”跳进高粱地，与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遥相呼应。于是，汉语第一次如此土得掉渣，又飞得冲天。莫言说：“语言是我的高粱酒，一杯下去，神仙也打滚。”

莫言在诺奖演说中讲了三句话：“我是个讲故事的人。”“我敢把高密东北乡写进世界文学版图。”“因为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今天，当高铁掠过华北平原，当短视频淹没田间蛙鸣，我们或许更该把耳朵贴在地上，听一听深埋的种子如何顶破硬壳，听一听母亲的乳房如何在深夜胀得发痛，听一听历史的囚徒怎样在轮回里仍喃喃自语：“我想活。”

这，便是莫言作品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文学不是装饰大地的花，而是扎进土地的根；不是俯瞰众生的塔，而是托举众生的手。

只要土地还在呼吸，人还在挣扎，故事就永远不会结束。而莫言，就是那个在“高密东北乡”的夜色里，提着高梁酒与狼毫笔，为我们一遍遍记录“人怎样成为人”的说书人。

来源：老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