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年，日本的年度钢产量是580万吨，而全中国的总产量，包括东北地区在内，勉强超过4万吨。日本拥有超过9万台新式机床，而中国不足其零头。日本一年能制造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744门，而这些现代战争的入场券，中国的年产量几乎是零。

1937年的中国，是一个在地图上看起来幅员辽阔，但在工业时代的资产负债表上却极度贫瘠的国家。战争的胜负，在战场之外的统计年鉴里，往往早已预判了结局。

当年，日本的年度钢产量是580万吨，而全中国的总产量，包括东北地区在内，勉强超过4万吨。日本拥有超过9万台新式机床，而中国不足其零头。日本一年能制造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744门，而这些现代战争的入场券，中国的年产量几乎是零。

这组冰冷的数据，定义了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底色：它不是两个同级别选手的对抗，而是一个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对一个仍停留在农业时代的国家的降维打击。这种打击，首先体现在每一个士兵赖以生存的武器上。

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状况，用“万国牌”来形容，都显得过于笼统。其本质，是一场后勤官员的噩梦。以最重要的单兵武器步枪为例，中央军的精锐部队装备的是“中正式”步枪，仿制于德国7.92毫米口径的毛瑟1924式。而地方军阀五花八门，晋绥军偏爱日式6.5毫米的“三八大盖”，桂军和川军则有大量老旧的“汉阳造”，其使用的8毫米圆头弹药早已落伍。

手持汉阳造的中国士兵，脚上穿的草鞋

这意味着，即便在同一条战壕里，不同部队之间的弹药也无法通用。一场战斗中，经常出现装备7.92毫米弹药的部队，缴获了6.5毫米口径的机枪却无法使用；或者在紧急关头，后方送上来的弹药，与前线部队的枪械口径完全不符。

步枪的混乱尚且如此，被誉为“战争之神”的火炮，则暴露了更深层次的绝望。整个战争爆发前，中国陆军拥有的75毫米以上火炮总数不足千门，且型号杂乱、性能落后、弹药储备严重不足。

而日军仅一个常设师团，就配备了数十门性能先进的75毫米山炮和野炮。在战场上，这种火力差距被不成比例地放大。日军可以轻易地集中数十门甚至上百门火炮，对中国军队一个几百米宽的阵地，进行长达数小时的“炮火准备”，将阵地反复犁上几遍，直到防御工事和有生力量消耗殆尽。而中国军队的炮兵，往往只有几门炮，打几发就必须转移阵地，否则马上就会招来对方十倍以上的火力报复。

硬件上的巨大差距，根源在于“软件”——也就是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缺位。每一发子弹、每一发炮弹的背后，都需要钢铁、化工、机械制造等一系列现代工业的支撑。而这恰恰是中国最薄弱的环节。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兵工厂在八年间生产的步枪总数，大约为40余万支，尚不及日本战时一年的产量。机枪、火炮的产量更是相形见绌。

为了保存这仅有的一点工业血脉，沿海的兵工厂，如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等，在战争爆发后，进行了一场悲壮的“敦刻尔克式”大撤退。数万吨的机器设备被拆解，沿着长江水路或崎岖的川陕公路，向重庆、昆明等大后方转移。整个过程历时数年，在日军的持续轰炸和追击下，损失惨重。

面对这样一个几乎无法战胜的对手，当时的中国做出了唯一可能的战略选择——“以空间换时间”。这个战略听起来充满智慧，但执行起来，每一寸“空间”和每一分钟“时间”，都需要用人命去填。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将自己手中最精锐的、刚刚完成德械整编的三个师投入上海这个“血肉磨坊”。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将日军“由北向南”的进攻轴线，强行扭转为“由东向西”，迫使日军在一个不利于其机械化部队展开的城市水网地带，进行逐屋逐寸的消耗战。同时，将战争的惨烈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以期获得西方的干预。

这个战略目标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三个月的鏖战，彻底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言，但中国付出的代价是毁灭性的。参战的70余万中国军队，伤亡高达30万。更致命的是，这些伤亡者中，包含了“十年建军”培养出来的全部精华——训练有素的士兵、拥有现代军事知识的下级军官以及仅有的技术兵种。经此一役，中央军的元气伤筋动骨，此后多年都未能完全恢复。用空间换来的时间窗口，是以牺牲掉自己最现代化的一部分武装力量为前提的。

淞沪会战后，南京陷落，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所谓的“空间”，指的是中国放弃了自己最富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这意味着政府失去了主要的财政和税收来源，战争资源变得愈发匮乏。而后方的所谓“纵深”，则是交通不便、工业落后、经济凋敝的西部地区。

在整个抗战中后期，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陷入了一种持续性的困境：装备严重匮乏，士兵营养不良，部队缺员严重，只能依靠修筑复杂的防御工事和官兵的意志，进行被动的防御战。一场战役的后勤补给，往往需要数十万民夫用肩膀和独轮车来完成，其效率和损耗，与日军的铁路和摩托化运输，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二战期间，当德国用V-2火箭开启弹道导弹时代、用Me-262喷气机划开天空；当美国启动核反应堆、将B-29轰炸机送上万米高空；当苏联生产出革命性的T-34坦克时——世界强国正纷纷迈入喷气、核能与弹道导弹时代的门槛。而同期的中国，最尖端的技术探索，或许只是在极其有限的资源下，艰难仿制一战水平的马克沁机枪散热管。

1945年，中国以一种惨烈的方式，迎来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国家名义上成了“四强”之一，但实际上，工业基础基本被摧毁，经济濒临崩溃，数千万的伤亡留下了一代人无法磨灭的创伤。这种源于深渊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成为了一种集体记忆，为此后几十年中国对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的执着追求，提供了最原始、也最强大的心理动能。

1949年，新成立的共和国从前任手中继承了一支规模庞大但装备混杂的军队。这支军队的武器库，更像是一座记录近代战争史的博物馆，从日本的“三八大盖”到捷克的ZB-26轻机枪，再到美国援助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不一而足，被人戏称为“凑齐八国联军才能看懂的装备展”。

海军的名片，是重庆号巡洋舰——一艘英国造于1916年、几经转手的老舰。最能体现家底窘迫的，是空军。东拼西凑只有17架飞机，为了让场面显得壮观一些，时任军委航空局局长的常乾坤向周恩来建议：

“总理，我们的飞机不够，能不能飞两遍？”

这种“万国牌”装备带来的后勤混乱，使其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面对一支标准化、现代化的工业国军队时，体系性的脆弱暴露无遗。当美军的物资可以通过铁路、卡车和飞机，以吨为单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时，志愿军的后勤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数以十万计的民夫，每人背负几十公斤的炒面和弹药，在夜色掩护下穿越“联合国军”的空中绞杀线。

美军的B-29战略轰炸机，可以对鸭绿江上的桥梁和志愿军后方的交通枢纽，进行日以继夜的毁灭性轰炸。这迫使志愿军的一切大规模行动都只能在夜间进行，极大地限制了其作战能力。这种来自空中的、无法反制的打击，给整整一代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烙印。

战争的残酷让决策层获得了最清晰的共识：没有工业，就没有国防。在当时“一边倒”的国际环境下，唯一的工业化导师就是苏联。从1952年开始，“156项工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为中国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工业DNA移植。这不仅是提供机器和图纸，更是输出了全套的工业标准、管理体系和技术规范。

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被改造成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苏联专家深入到每一个车间，手把手地教授工艺流程和质量控制。其成果是标志性的：1956年，沈阳飞机制造厂仿制出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1959年，包头的工厂里诞生了第一辆59式中型坦克。中国第一次拥有了独立生产标准化武器装备的能力，军队的装备体系开始从混乱走向统一。这是第一次奠基，一次自上而下的、全面的苏式工业化改造。

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一夜之间全部撤走。曾经的“老大哥”和技术来源，变成了北方边境线上陈兵百万的头号威胁。此前在苏联帮助下，集中建设在东北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基地，瞬间从一个安全的后方，变成了与潜在敌人脸贴脸的最前线。

这种深刻的不安全感，催生了世界现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庞大、也最决绝的工业迁徙——“三线建设”。其核心逻辑，是在远离海岸线和北方边境的、以四川、贵州为核心的西部内陆山区，建立一套完整、独立、平行的“备份”国防工业体系。这是一个纯粹基于底线思维和生存考量的战略决策，经济效益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山、散、洞”（靠山、分散、进洞），是“三线”选址的原则。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数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告别沿海繁华的城市，举家迁往西南的深山峡谷。上千个工厂、研究所从零开始，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拔地而起。

中国的核潜艇研发基地，被放在了四川的山沟里；重要的航空发动机研究所，藏在了贵州的瀑布旁边。这次大规模的“战略乾坤大挪移”，耗费了国家巨额的财力物力，其建设过程中的许多低效和浪费，在日后也备受争议。但它确确实实为中国打造了一个“战略核后方”，保证了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国防工业的血脉也不会被切断。

三线建设时期的大后方

如果说“三线建设”是为国家安全准备的物理备份，那么“两弹一星”工程，则是为国家主权购买的一份终极保险。在同时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威慑时，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是唯一能确保本土不受侵犯、不被讹诈的非对称手段。这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所能做出的最昂贵的战略投资。

在一个连火柴和自行车都无法充分供应的国家，要将极其有限的电力、精密机床、高级人才等稀缺资源，大规模地投入到一个短期内看不到任何经济回报的尖端项目中，其难度和决心可想而知。1964年，罗布泊的一声巨响，标志着这份“保险”正式生效。它让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可以不必时刻担心来自外部的、最致命的生存威胁。

纵观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三十年，中国的国防工业在一种独特的、充满矛盾的逻辑下完成了奠基。一方面，通过“156项工程”，在东北建立起苏式工业基础；另一方面，出于极度的不安全感，又在西南腹地，用“三线建设”复制了一套备用体系。而在这一切之上，漂浮着“两弹一星”这把巨大的战略保护伞。

这个基础是牢固的，因为它保证了国家的生存底线。但它也是脆弱和畸形的，因为它地理上过分分散，技术上全面落后于世界潮流一代以上，并且完全是为了一场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和核战争而构建。

当1978年国门打开，世界的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时，这个建立在生存焦虑之上的庞大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迎来它最痛苦的一次冲击和重塑。

1979年初，邓小平的身影出现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牛仔竞技表演上。那顶著名的牛仔帽，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中国正尝试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融入世界。

这次访问带回的，除了合作协议，还有对中美之间巨大差距的直观认知。回国后，“四个现代化”的蓝图全面铺开，一个深刻影响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战略决策也随之清晰：集中所有资源发展经济，国防建设必须为这个中心任务让路。

这个决策后来被总结为两个字：“忍耐”。

这是一个基于战略判断的理性选择。当时高层的核心判断是，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中国可以争取到一个长期的和平发展窗口期。钱，必须先投到能快速“生钱”的领域。

数据是这种战略最直观的体现：1979年，中国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7.5%，而到了1989年，这个数字骤降至8.2%。整个八十年代，军费的年均增长率远低于经济增长率，甚至多次出现负增长。与此并行的是1985年开始的“百万大裁军”，以及为了弥补经费不足而催生出的“军队经商”这一特殊历史产物。

“忍耐”的代价，不仅仅是装备更新的停滞，更是一种无形的损耗——人才的流失。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大潮汹涌，“下海”成了最时髦的词汇。一时间，社会价值观发生剧烈扭转，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最能概括当时的窘境：“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这句民间俗语的背后，是国防科研单位和“三线”军工基地人才大量流失的残酷现实。这些为国铸剑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拿着微薄的固定工资，看着窗外倒卖批文、投机经商的人一夜暴富，内心的冲击可想而知。

许多建在深山老林里的军工研究所，开始出现“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大量中年技术骨干和青年才俊，脱下军装或辞去公职，奔赴深圳、广州等沿海开放城市，进入外企或自己创业。这种看不见的“内出血”，对国防工业体系的伤害，比少造几架飞机、几艘军舰更为深远。

当内部在忍耐和流失中挣扎时，外部世界的军事技术革命，却并不会为你而停步。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通过有限的电视画面和事后大量的军事分析报告，中国军方第一次系统性地观摩了一场真正的高技术战争。它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作战理念的差距，更是硬件上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当时中国空军的绝对主力是歼-7和刚服役不久的歼-8II。歼-8II本质上是一款基于60年代米格-21放大的高空高速截击机，其装备的国产雷达探测距离短，且不具备真正的“下视下射”能力，在面对低空突防的目标时形同“睁眼瞎”。

而美军的F-15“鹰”式战斗机，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36:0的空战神话。其搭载的APG-63脉冲多普勒雷达，可以在上百公里外稳定锁定目标，并引导导弹攻击。当歼-8II的飞行员还需要用落后的半主动雷达导弹，全程照射敌机直到命中时，F-15的飞行员已经可以发射“发射后不管”的先进中距弹，从容脱离。

当时解放军陆军的标志是数以万计的59式坦克，一款仿制于苏联50年代T-54的“钢铁爷爷”。它装备一门100毫米线膛炮，火控系统简陋，通常需要停车才能进行精确瞄准，其铸造均质钢装甲在现代反坦克武器面前，无异于“薄皮馅饼”。

而美军的M1A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在著名的“73东沙岭之战”中，凭借120毫米滑膛炮、贫铀穿甲弹、热成像仪和能在行进中精确射击的火控系统，以近乎零损失的代价，摧毁了伊拉克上百辆技术上领先59式一代的T-72坦克。M1A1能在2500米外精准猎杀对手，而这个距离，几乎是59式坦克火炮的极限射程。

在海上，差距则更为悬殊。解放军海军的主力是051型“旅大”级驱逐舰，是一款60年代设计的军舰，其标志性武器是巨大的“海鹰”反舰导弹，但防空能力几乎为零，仅有的几门高炮在面对掠海飞行的反舰导弹时，基本等于心理安慰。

而美军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装备着“宙斯盾”作战系统。其核心SPY-1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同时追踪上百个空中目标，并引导导弹进行拦截，构成一个半径数百公里的“防空天穹”。一艘“宙斯盾”舰的区域防空能力，就超过了当时整支中国海军的总和。

落后西方30年的“旅大”级驱逐舰

这种全方位的技术碾压，让海湾战争的“范本”显得格外刺眼。如果说这还只是理论上的警示，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则让这种技术落后的无力感，变成了切肤之痛。

1993年7月，“银河号”货轮在公海被美军舰机强行截停并逼迫检查。在长达33天的对峙中，我们除了外交抗议，军事上几乎无法做出任何有效反应。海军最先进的舰艇航程不足，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天基侦察能力，无法独立获取现场的实时情报，只能被动地接受对方的说辞。

三年后，1996年台海危机，这种无力感被放大到极限。美国将“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到台湾东西两侧海域。两个满编的航母战斗群，是一个浮动的国家级空军基地，其拥有的制空、制海和电子战能力，远超当时解放军海空军的总和。

这场危机，成为了中国军事思想转变的“最后通牒”。海湾战争回答了“未来战争怎么打”的问题，而台海危机则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明天战争来了，我们拿什么打？”

始于1986年的“863计划”，作为一项旨在追踪世界高新技术的宏大蓝图，其在航天、信息、自动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开始加速向国防应用转化。而在台海危机的直接刺激下，一项代号“995工程”的专项计划被紧急启动。这个工程的目标非常明确：集中力量，突破一批能改变战局的“杀手锏”武器，以非对称的手段，对抗技术上占绝对优势的潜在对手。

在这个从忍耐转向奋起的大背景下，有一个人的名字无法绕开，他就是刘华清。作为一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高级将领，他在80年代访美登上“小鹰”号航母时，因美方保密规定，只能踮起脚尖努力去看清那些细节。

这个瞬间，后来被解读为一个大国海军追赶世界步伐的标志。在军费全面收缩的年代，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推动着航母的前期论证。他组织专家翻译了大量国外资料，并于1987年向总部提交了清晰的航母发展“三步走”战略。

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对发展航母的思考：“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也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必要手段。”据相关人士回忆，他曾表示，如果中国不建航母，他死不瞑目。这句话，并非情绪表达，而是一位老军人对国家海权和民族未来的深层忧虑。

从1978年到2000年，这二十二年，是中国军队历史上最特殊、最痛苦的一段时期。它经历了从“准备打仗”到“为经济建设让路”的战略收缩，又在一次次外部刺激下，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和能力。这种“阵痛”，是技术代差、人才流失和战略迷茫交织的综合征。

2011年1月11日，成都黄田坝机场，一架通体黑色、外形充满科幻感的双发重型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加速、呼啸而起。这是歼-20的首次公开试飞。

这个时间点颇为微妙，当天，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正在北京进行正式访问。对于外界关于“巧合”的猜测，中方给出了标准答案。但无论如何，这次首飞，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成为了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军事科技的“忍耐”与“潜行”期，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涌现”阶段。

这种“涌现”并非无源之水。其背后，是中国经济在“忍耐”年代里积累的庞大能量的集中释放。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军队为国家“存钱”；进入21世纪，国家开始为军队“花钱”。最直接的体现，依然是数据：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的官方国防预算几乎每一年都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总额翻了数倍。

中国海军的变革，常被军迷们形象地称为“下饺子”。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海军下水舰艇的总吨位，多次超过当年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海军下水吨位的总和。这种速度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技术迭代与追赶之路，其核心，正是刘华清那一代人魂牵梦绕的航空母舰。

世纪之交，中国从乌克兰买回了前苏联未完工的航母“瓦良格”号。这艘空壳船体被拖回大连港后，开始了漫长而艰巨的改装续建工程。当时西方军事观察家普遍认为，缺少图纸、经验和关键技术的中国，即便能修复船体，也无法为其配备合格的作战系统和舰载机。然而，2012年，“瓦良格”号被重新命名为“辽宁”号，正式交付海军，歼-15舰载机成功着舰。这解决了航母从无到有的问题。

“辽宁”号更像一个科研和训练平台，真正的考验是能否实现完全自主建造。五年后，2017年，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大连下水。它在外形上与“辽宁”号相似，但在舰岛设计、雷达电子系统、机库容量等方面进行了大量优化，标志着中国完整掌握了苏式滑跃起飞航母的建造技术。

等到了2022年，上海江南造船厂，第三艘航母“福建”号下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它平直的甲板和三条电磁弹射轨道上。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跳过了蒸汽弹射，直接进入了电磁弹射时代，也意味着舰载机的出动效率和作战半径将实现质的飞跃。从改装、模仿到技术跨越，“航母三步走”的规划，在20年的时间里变成现实。

与航母一同“涌现”的，还有一支世界级的护航舰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055型万吨级大型驱逐舰。这款驱逐舰拥有112单元通用垂直发射系统，装备了先进的双波段相控阵雷达，其设计理念、隐身性能和综合作战能力，被普遍认为是全球顶级水面作战舰艇之一。

当数艘055型驱逐舰与航母组成编队，驶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进行常态化训练时，曾经因“银河号”而生的远海无力感，已然烟消云散。

美媒对055的报道分析

如果说海军的涌现是“盾”的加厚，那么另一支神秘力量的成熟，则是“剑”的磨砺。

台海危机后启动的“995工程”，其核心目标，就是发展能对强大对手形成有效威慑的“杀手锏”武器。这背后，是一种清晰的非对称战略思想——“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其目标，是在中国周边划定一个“禁区”，使得潜在对手的武力干涉行动变得极其危险，成本高到无法承受。

支撑这个战略的，正是“东风快递”家族的一系列新型号。

先是“航母杀手”东风-21D，凭借末端机动变轨能力，将航母战斗群的活动范围向外推拒1500公里。射程更远的东风-26将威慑范围拓展至第二岛链，战略态势从“拒止”升级为“威慑”。而东风-17搭载的高超音速滑翔体，以其无法预测的飞行弹道，则宣告了现有反导体系的失效。最终，在这次九三大阅兵上，东风-61、东风-5C、巨浪-3等的集体亮相，构成了这套战略体系的完整拼图，清晰地展示了技术进步如何重塑战略格局。

以歼-20为龙头的“20系列”装备，标志着中国空军从一支国土防空型力量，向“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性军种转型。歼-20之后，运-20补上了空军战略投送能力的最大短板，直-20使中国有了自己的“黑鹰”。而在无人机领域，中国的“彩虹”、“翼龙”等系列无人机，不仅自己大量装备，更远销海外，在中东等地区的局部冲突中大放异彩，成为该领域不可忽视的全球性玩家。

在这些看得见的钢铁洪流背后，是看不见的战场上的同步崛起。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全面建成，让解放军摆脱了对美国GPS的依赖，拥有了自主可控的时空基准，这是精确制导武器和信息化作战的“命脉”。

硬件的“涌现”，最终带来了国家战略姿态的演变。亚丁湾护航行动的常态化，利比亚、也门等多次大规模海外撤侨行动的成功实施，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建立，以及在南海、东海等区域日益自信的军事活动，都表明这支军队正在承担更多的海外利益保护任务。

2025年的阅兵，是对这百年征程的最好总结。它不再有“飞两遍”的心酸，也不再有“万国牌”的尴尬。从“深渊”里的悲壮，“奠基”时的求索，“阵痛”中的忍耐，到如今的“涌现”。这不仅是武器的进化，更是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科技水平和民族意志的全面投射。

这段漫长的征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完成了一个闭环。但“涌现”之后，并非终点。它带来的是全新的责任、更复杂的国际博弈和更高的期待。那个曾经踮起脚尖看航母的国家，如今自己也成了被别人密切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新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 Tai, Ming Cheung. Fortifying China: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Modern Defense Econom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Cordesman, Anthony H., and Martin Kleiber.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Force, Doctrine, and Strateg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2007.

[3] Pollack, Jonathan D. A Grand Strategy for a New Era: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RAND Corporation, 2015.

[4] 刘华清. 《刘华清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5] 《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当代中国出版社.

[6] 丁伟.《致命的差距：抗战前期中日陆军装备与编制比较》.

[7] 徐焰.《从“小米加步枪”到信息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程》.

来源：郭大路的小酒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