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邻座的大叔电话里嚷着：“老家拆迁了，回去签字分房！”语气亢奋如炒股套现。

时隔七年，我再回故乡。

高铁的速度快到模糊了窗外的风景，却清晰了内心的忐忑。

邻座的大叔电话里嚷着：“老家拆迁了，回去签字分房！”语气亢奋如炒股套现。

斜对的女孩刷着抖音，外放声里传出网红歌曲：“回不去的远方，叫家乡……”

我闭上眼，想起鲁迅《故乡》的开篇：“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百年过去，我们仍在这条归路上重复着类似的焦灼——

物理距离越来越短，心理距离却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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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的老槐树不见了。

母亲说：“前年修路，嫌它碍事，砍了。”

树墩旁新立着一块电子屏，滚动播放着“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的标语。

童年的井台塌陷成坑，堆满塑料瓶和快递盒。

表叔咧嘴笑：“现在谁还打井？自来水通十年了！”

他翻出手机给我看抖音：“俺孙子上次回来，拍这井台搞怀旧直播，赚了好几百打赏哩！”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井水甘甜，夏夜聚在井边听老人讲狐仙故事。

如今故事没了，讲故事的人埋在后山，听故事的我们散在天南地北。

故乡的物理坐标正在消失，精神坐标何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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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儿时玩伴小斌。

他开着奔驰回村，车窗摇下时，我瞥见后座的高尔夫球包。

“现在搞物流，常驻杭州，”他递来中华烟，“老家？一年回来一趟呗。”

我们努力用方言交谈，却总在不经意间掺入几句普通话词汇——“项目”“KPI”“元宇宙”。

他父亲蹲在门口磨镰刀，突然插话：“你俩小时候偷李奶奶家杏子，被追着打半条街！”

我和小斌同时愣住，干笑两声。那瞬间，方言重新流利起来，仿佛还是那两个光脚野孩子。

但电话铃声切断幻觉。小斌接起电话：“张总您说！方案我马上改！”

他转身拍拍我肩膀：“加个微信，拉你进‘老乡资源群’！”

我们成了故乡的游客，带着他乡的烙印，进行一场年度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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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坡的麦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田园综合体”的广告牌。

大伯说：“一亩地种粮赚八百，流转给公司种草坪，能拿一千二。”

麦子不需要了，草坪需要。

因为三十里外新开发的别墅区，那些城里来的业主们需要“推开窗看见草原”。

几个老人仍在坚持种菜，但动机早已改变——

“儿子说超市的菜有农药，非要我种点有机的，每周开车来摘！”

土地从生存资料变成情怀消费品，这是农耕文明的诗意退场，还是无奈妥协？

黄昏时走过田埂，遇见一台生锈的犁铧半埋在土里。

它像最后一个坚守的士兵，守着无人需要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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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公叹气：“现在磕头都看手机计步器！”

但某个瞬间，传统仍在缝隙中呼吸——

三婶偷偷塞给我红鸡蛋：“按老规矩做的，祛邪气。”

她小声说：“别发朋友圈，你姑妈看了要说我迷信。”

我们在抛弃与留恋之间拉扯，成了最拧巴的一代。

既羡慕城市的便利，又渴望乡村的温情；

既批判传统的桎梏，又依赖仪式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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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七离乡，母亲往行李箱塞满腊肉、干菜、土鸡蛋。

重复着与千万母亲相同的台词：“城里东西没味儿！”

高铁启动时，她突然拍打车窗，大声喊：“下次带宝宝回来！村头建了儿童乐园！”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

父母正在用尽力气，为我们的乡愁搭建新的落脚点。

哪怕这些“仿造景观”生硬突兀，却是他们能给出的最笨拙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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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故乡》结尾写：“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但今天的问题可能是：老路消失了，新路的方向在哪里？

我们怀念的或许不是那个物理意义上的故乡，而是：

井台边听故事的夏夜；

麦田里追逐蜻蜓的自由；

宗族祠堂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敬畏；

以及那个尚未被城市化模板修剪过的自己。

故乡是一条断流的河，我们是上岸的鱼。

河床干涸了，但鱼鳃里仍留着水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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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逝中寻找永恒

每次归乡都是一场告别，每次告别都是一次重建。

也许真正的故乡不在任何地图上，而是：

母亲手缝的虎头鞋，父亲修好的旧桌椅，以及所有游子梦中重复的、模糊的童年场景。

它终将成为精神意义上的“根”，让我们在高速流动的时代，不至于成为彻底的浮萍。

就像村口被砍的老槐树——

树身已朽，但深埋的根须仍在黑暗中延伸，等待某场春雨后，冒出一株意外的芽。

来源：点点星光微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