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万溶江的水从湘西深山流淌而出，哺育了乾城这一脉的秉性和人文，正如沈从文先生在《湘西》一文中所述： 乾州，地方虽不大，小小石头城却整齐干净，且出了近三十年来历史上有名姓的人物……乾州，历史上为西南边陲军事、政治、文化中心，地灵人杰；这座城的每个角落似乎都隐藏着一

赵彬馨

万溶江的水从湘西深山流淌而出，哺育了乾城这一脉的秉性和人文，正如沈从文先生在《湘西》一文中所述： 乾州，地方虽不大，小小石头城却整齐干净，且出了近三十年来历史上有名姓的人物……乾州，历史上为西南边陲军事、政治、文化中心，地灵人杰；这座城的每个角落似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隐藏着一个个在历史中缀光织影的人物……

乾州北门巷里，我们见到了黄穆如先生的侄女——86岁的黄玉霞，这是他现今最亲近的人了。因为身体原因，她现在很少下楼，说起黄穆如，她喃喃地说：“大伯跟我讲，要读书，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黄穆如先生在湘西近代的历史波澜里，始终坚持自己内心的方向和信念，终身扑在家乡教育事业上，对家人的教育和影响，让黄玉霞成为吉首市第一家民办幼儿园园长，现在，她的女儿张清玲又继承了她的教育事业。而黄穆如先生不仅仅是这一家人的灯塔，更是乾州城的传奇。

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 黄穆如生于乾州北正街一贫寒家庭，他的父亲黄泽沛疾恶如仇、乐善好施，常年在门口设摊施水，灾年施粥。黄穆如幼时被送到乾州厅立高等小学堂读书，受当时名儒滕子香、李佩余熏陶。民国三年（1914年）春，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润之同窗共读。

毕业后，他选择回乡任教，将一腔心血倾注于乾城县立第一高初两等小学（州民族中学前身）。先生任教员时，废除体罚，推行启发式教学，有教无类，不论贫富，不分民族，倾心施教，一视同仁。很多苗乡的孩子成为先生的学生，在先生的关怀下渐渐树立起自己的人生方向。先生说：“立书但求切实用，教育总要合潮流。”他担任县立模范小学校长时，将“穷奋斗”作为校训；向学生宣讲“刻苦学，勤为径”和“学问，学问，又学又问”的学习精神与学习方法，时常以“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鼓励学生发愤读书，学以致用。

他的很多学生都记得他和蔼的模样、耐心细致的讲解和鼓励人的话语。学生吴生琳这样写道：“我敬慕先生，先生的教态洒脱、大方、张弛有度。他将平素的温良恭谦变幻成点兵旄将的气概，充满了力量！”抗战时期，很多沦陷区的孩子也成为他的学生，从安徽随家人逃亡到乾州的胡宜森回忆说：“教我常识的是当时民教馆馆长黄穆如先生，他讲授岳飞抗金兵一节，使我特别感动，要我们学习民族英雄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

他晗着首从眼镜上方投向学生的和蔼目光，粉笔字于黑板上蜿蜒如河流，最后都汇入少年们那一片豁然开朗的星海，照亮了越来越多的人。

先生一家与“垦荒书店”

谈话间，黄玉霞拿出几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中并没有黄穆如先生，是黄增颐先生和他的夫人孩子，我才忽地想起，黄穆如先生原名“黄增荣”，黄玉霞也讲起，照片中的人正是先生的六弟黄增颐——这组照片，又揭开了另一段传奇。

1938年南京沦陷，武汉、长沙会战，大量难民和机构取道湘川、湘黔公路和沅水西迁，乾州一时间成为战时学校、机关、工厂的转移地。时任乾城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的黄穆如，积极宣传抗日，并协助安置来自沦陷区的避难同胞。

他以“组织民众，培植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为由，办战时图书阅览室，组织穷苦民众上夜校读书，组织戏剧队下乡演出，举办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残杀我三十万同胞的“南京大屠杀”图片巡展，让抗日情绪、报国壮志在湘西民众中高涨。

随着战事推进，乾州一带成为江苏银专、国立八中、省立十三中、江苏临中等内迁学校的聚集地，加上乾城原有的学校，青年学子对于书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当时乾州城只有一家卖笔墨纸砚的“鼎新书店”。先生的六弟、县立模范小学老师黄增颐想开一家书店，黄穆如便把自己的工资积蓄悉数拿出，二人共筹资1000元，见此教育界同仁备受触动，纷纷解囊相助。黄增颐在《垦荒书店的回忆》一文中说：“乾所一带由于沦陷区内迁的学校甚多，莘莘学子不少，他们缺乏精神食粮，渴望学海之源。加上平时我同外地来乾的朋友聊天，他们开玩笑说，你们这里文化落后，连一个书店都没有，就像夜里不点灯，真是个‘不毛之地’。于是起名‘垦荒书店’”。并在临街的外墙上方，由黄增颐画一幅《春耕图》，作为书店的标志。1939年初，书店开业，设在县立模范小学门口，经营文具、教科书，以及生活、新知、读书等书店出版的《新群丛书》《中苏文化》《什么是列宁主义》《抗日三月刊》《抗日救国指南》《新华日报》及鲁迅先生的作品等。书店还编辑《垦荒大壁报》半月刊，版面有“时评”“县政介绍”“民间声音”“抗战新闻”“文艺作品”等。垦荒书店还发行《抗战新闻周报》，免费赠送各机关学校，并张贴在墙壁上供民众观阅，成为当时乾州的“一盏新灯”。

渐渐地书店成为接纳进步青年，宣传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阵地，还是乾城地下党接头开会的场所。地下党组织还把中共乾城县工委设在县立模范小学。当时，许多追求进步的年轻人，利用礼拜天或逢乾州场，冒着被特务盯梢的危险，以购买文具纸张的名义，到书店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资料。当时国立八中一批热血青年从这里分批出发去延安，追求光明，报效祖国。

垦荒书店在黄穆如和黄增颐的经营下，成为那个时代引导湘西学子、青年、知识分子前行的灯塔，是湘西文化传播的星星之火，更是抗日救亡、爱国的象征。

书店鲜明的“红色标签”，很快引起国民党的不满，国民党政府开始以各种理由逮捕进步教师，先生怒不可遏，拍案呐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教员和学生宣传抗敌，何罪之有！”但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于1940年底查封了垦荒书店，并将黄增颐软禁。经过地下党和黄穆如多方活动，加上先生四弟黄增寿（时任国民党装甲部队连长）施加压力，国民党最终释放黄增颐，但是垦荒书店就此关闭。

后来，黄增颐与国立八中初女部张子静老师的女儿张兆珊结成连理，与岳父母一家去了台湾。1989年，黄增颐一家回到乾州，在北门老宅和黄玉霞一家拍下了那组照片——这时，黄穆如先生已经去世多年。

孝亲尊师重教

黄玉霞老人继续回忆对大伯的印象：“我小时候，常领着一群小朋友到大伯办公室找他要钱，说要买书，他给我五毛钱，也给一起的小朋友每人五毛钱，还鼓励我们多读书。他从不偏私，不管是当老师还是当‘官’，都只会亏待自己，厚待他人。”

抗战胜利后，他任教于屯中（即后来的省立十三中），风雨寒暑朝夕长衫布鞋徒步天天往返数里，到校准时上课，教育乡里后进，循循善诱，务期百年树人。他常拿出微薄薪资，资助贫困学生，让他们不辍学业，终有所成。

黄穆如曾在“湘西王”陈渠珍麾下任书记员，后调任保靖盐税局，民国十六年(1927年)派任永顺县政府第一科长，主管民政事务，仕途广阔，但此时母亲年事已高，他毅然辞职归家侍奉母亲。同仁为之惋惜，先生说，老母年事已高，来日可数，为子者如不能侍养天年，有何面目立于人世？回乾州后，先生热衷于公益事业，但不论工作如何繁忙，他早晚都要到母亲榻前问安，母亲卧病期间，亲自侍奉汤药，喂药前必亲口先尝，试其苦尝其温。

黄穆如的启蒙老师李佩余一生清贫，后因年高不能从教，老两口生活贫困。先生邀集几个同窗，将薪酬匀出一份给李老师，每月亲自送钱送米，让老师安度晚年。李老师病故后，他们出钱为李老师买棺椁办丧事，把老师送上山。李老师过世后，师娘健在，大家仍凑钱按月送给师娘……新中国成立后，仅先生一人在吉首，此时师娘健在，先生便每月领工资后首先把师娘的生活费送去，直到师娘过世。

先生的另一老师胡温斋，曾在乾州飞山庙开私塾馆教学，黄穆如早年跟随其念书，胡老师去世后遗下师母家境困苦，黄穆如时常给予经济支持。师母逝世无棺材，亲属向黄穆如求援，他知道后立马筹了三十个银元，让师母入土为安。

黄穆如先生因一心扑在家乡的教育事业上，为民生谋福祉，为人乐善好施，德高望重，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代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政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副主席。

1950年，黄穆如应邀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期间，他被邀参加少数民族座谈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这对他鼓舞很大。

1952年成立湘西苗族自治区，黄穆如主笔撰写了《关于实行土家族苗族联合自治的调查报告》和实行土家族苗族联合自治提案，上报湖南省和湘西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1957年7月，吉首县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黄穆如被选为吉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同年9月，他当选为湘西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同时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副主席。

采访中，黄玉霞念起一段小时候的童谣：

乾州城墙筑得紧

层层炮楼有四门

内有三塘并五井

七十二庙在乾城

幼年常听老人论

乾州尽是读书人

……

黄穆如先生一家对家乡教育的奉献，让读书重教、书香满城成为乾州城的精神符号——她悠然苍远的声音推开了尘封百年的乾州城门，青石板上，是立诚书院的青青子衿，是寄居在文庙国立八中的学生们在高唱《万溶江之歌》，是垦荒书店里最亮的星火，终究落在“乾州尽是读书人”的吟唱里。

那些声音似被岁月拉长，与北门巷石板路上过往学童的步履声混同起来，一并带进巷子更深、更远处。

来源：湘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