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千年茶名“晚甘侯”考释

摘要：樵家本关东，代袭簪缨。藏书五千卷，常以探讨。幼而工文，得之真诀。提笔入贡士列，于时以文学见称。大中九年，叨登上第。从军浚国，忝历华资，久居兰省。广明元年，狂寇犯阙，驾避岐陇，诏赴行在，迁职方郎中。朝廷以省方蜀国，文物攸兴，品藻朝伦，旌其才行。诏曰：“行在三绝，

武夷千年茶名“晚甘侯”考释

吴斌

一、《全唐文》中有关孙樵的记载

大约在唐僖宗时期（873--888），中书舍人孙樵在《送茶与焦刑部书》中提到了武夷岩茶，其中写道：

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

为什么就这么肯定地说，孙樵所指的“晚甘侯”就是武夷岩茶呢？这还得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慢慢道来。

《全唐文》收录了孙樵的文集，其中有其“自序”，为我们提供了以下有关孙樵的生平信息：

朝散大夫尚书职方郎中上柱国赐绯鱼袋孙樵撰。

樵家本关东，代袭簪缨。藏书五千卷，常以探讨。幼而工文，得之真诀。提笔入贡士列，于时以文学见称。大中九年，叨登上第。从军浚国，忝历华资，久居兰省。广明元年，狂寇犯阙，驾避岐陇，诏赴行在，迁职方郎中。朝廷以省方蜀国，文物攸兴，品藻朝伦，旌其才行。诏曰：“行在三绝，右散骑常侍李潼有曾闵之行，职方郎中孙樵有扬、马之文，前进士司空图有巢由之风，可载青史，以彰有唐中兴之盛。”樵遂检所著文及碑碣书檄、传记铭志得二百馀篇，丛其可观者三十五篇，编成十卷，藏诸箧笥，以贻子孙，是岁中和四年也。

以上文字的大致意思是：

朝散大夫（朝中的文职散官）、尚书职方郎中、上柱国（军功荣誉）、赐绯鱼袋（表示朝官等级的服饰）孙樵撰。

孙樵本是关东人氏，家族世代为官，家有藏书五千多卷，自己常常用这些书来学习探讨，少年时就比较工于作文，体会到了书中的真谛，在地方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了贡士的行列，并以所写文章的文采与学识，受到人们的称赞，于大中九年（855）考中进士，开始时在军队为国效力，获得了一定的军功履历，后来主要是在朝廷的秘书省工作。

广明元年（880），黄巢贼寇猖狂进攻长安，唐僖宗移驾暂避陕、甘，僖宗诏令我随驾而行，在途中升我为掌管天下地图、城隍、镇戍以及沿边少数民族等事务的兵部职方郎中。唐僖宗带领着朝廷官员巡视蜀地，蜀地的文化、物产随之兴旺，品评鉴别朝中随行的人物，表彰他们的才能与行为。

唐僖宗说此行中有三绝：右散骑常侍李潼，有曾子与闵子般仁义孝顺的德行；职方郎中孙樵，有杨雄与司马相如般的文采；唐懿宗咸通年间（869年）进士司空图，有巢父与许由般的高风亮节。可以将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以彰显唐朝的中兴之盛（注：这是唐僖宗在自夸，其实此时的他只能说是在逃难）。

孙樵于是将自己所写的碑文、檄文、传记、铭文、志文等等整理了一下，共有两百多篇。从中选择了较好的三十五篇，汇编成十卷，藏在书橱之中，用以留给子孙。此时是中和四年（884年）。

据《四库全书》中记载，孙樵凭借着优秀的才华，出色的执行力与勤劳的品质，在书写上述“自序”之后，依然继续升迁，官至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官服）。孙樵自称是韩愈的四传弟子，其所编撰的文集名为《经纬集》。

二、孙樵《书何易于》透出的信息

《经纬集》中的文章，讲究构思，追求文采，刻意求新的同时比较注重纪实，较著名的篇目有《书何易于》《书田将军边事》《读开元杂报》等。《书何易于》中有一段文字为：

何易于尝为益昌令，县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尝乘春自上游，多从宾客歌酒。泛舟东下，直出益昌旁。至则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惊问状，易于曰：“春，百姓不耕即蚕，隙不可夺。易于为属令，当其无事，可以充役。”刺史与宾客跳出舟，偕骑还去。

这段文字的大意为：

何易于曾经是益昌县县令。益昌县离刺史（县令的上一级行政长官）的官署仅四十里，益昌县城在嘉陵江南岸。有一次，刺史崔朴在春光明媚之时，带着许多宾客，乘着大船，唱歌喝酒，从上游放舟东下。船到益昌县附近，由于水流变缓，刺史下令索要民夫拉纤。何易于将象征自己身份的朝版插在腰带里，与几个民夫一起拉着船，跑上跑下的奔忙。刺史惊讶地发现县令也在拉纤，赶忙问他这是为什么？何易于说：“现在正是春天，百姓不是忙于春耕，就是忙于饲养春蚕，紧张的农忙时间不可浪费。易于是您主管下的县令，现在没啥事干，可以来承当这个差使。”刺史听了，和几个宾客跳出船舱，上岸一起骑马回去了。

接着孙樵说自己曾经于会昌五年（845），出差路过益昌。老百姓详细地向他述说了何易于的事迹。由此可见，孙樵在工作中常常需要出差到地方。当时武夷山尚未建县，隶属于建阳县管辖，而从孙樵的《送茶与焦刑部书》中，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孙樵曾经到过建阳县的辖区范围。回过头，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武夷山，事实上当时的武夷茶是不怎么为人所知的，可武夷的“碧水丹山”却已经比较出名，这还得感谢“梦笔生花”与“江郎才尽”两个典故的主人翁江淹。

三、江淹与浦城的渊源

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省民权县）人，是南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书记载江淹“少孤贫好学，沉静少交游”，二十岁左右时，便在南朝宋新安王刘子鸾（注：就是去八公山昙济道人那里品茶，说出“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的小王子之一）幕下任职，开始踏上仕途。

江淹在仕途上，起初并不得志，泰始二年（466），江淹转入南朝宋建平王刘景素的幕府，因受到广陵令郭彦文案牵连，被诬受贿入狱。江淹在狱中上书陈情，言辞恳切，少年的建平王刘景素阅后，深受感动，将其救出。

此时南朝刘宋政权的内斗业已十分激烈，到元徽二年（474），建平王刘景素一者出于较大的野心，二者也是形势所逼，在背地里密谋叛乱，江淹对此有过多次的劝谏，刘景素均不采纳，厌烦之下将江淹贬到了建安吴兴（福建省浦城县）担任县令。

吴兴在当时是属于十分偏僻的蛮荒地区，江淹秋季从京口（江苏镇江）起程前往吴兴赴任，冬季才到达任所。直至元徽四年（476）秋，刘景素在京口举兵叛乱失败，江淹方得以返回京城（南京）。也就是说江淹在浦城担任县令头尾有三年。

到宋顺帝升明元年（477），齐高帝萧道成执政，江淹受到萧道成的赏识，被提拔为尚书驾部郎（管理朝廷车驾事务的官员）、骠骑参军事。从此江淹一路顺遂，历仕南朝的宋、齐、梁三朝，为官较为清正，不避权贵，敢于直言进谏，在那个政局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一个如此性格的文人，在仕途上能如此平顺，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话虽如此，但我们用后眼去看前人，评价的得失似乎就会有所不同。江淹一生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基本上均出自他被贬福建浦城的那几年间，如《别赋》、《恨赋》、《赤虹赋》等等。后人因此编出了“梦笔生花”与“江郎才尽”这两个成语典故，说的是江淹被贬浦城时，梦见神人授他一支闪着五彩光芒的神笔，自此才思泉涌，文词佳美，妙笔生花。而在他官运亨通，一帆风顺之时，又梦见一人，自称是郭璞（晋代文学家），对江淹说：“我有一支五色彩笔，留在你处已有多年，请归还给我吧！” 于是江淹从怀中取出笔，还给了那人。在这之后，他写的文章就日见失色，大家都说他是“江郎才尽”了。

事实上，江淹被皇帝看重的也主要是笔头上的本领，一生中多数的职位，实质上就是皇帝的首席秘书，负责起草诏书以及朝廷的重要文书等等。日常的文字工作已令江淹相当的烦、累，哪里还能像在被贬浦城之时，有闲情逸致去“红壁十里，丹山乔峰”，发“黯然销魂，唯别而已”，“跌宕文史，饮恨吞声”的千古叹息啊。

世事就是这么辩证，江淹在后来回忆自己被贬浦城的经历时，也不无感慨地说“放浪之际颇着文章自娱”，意即在闲适与放任之际，很是以撰写文章来自娱自乐。

四、 “碧水丹山”的出处

江淹在浦城时，常到武夷山东麓的九石渡景区游览，被那里丹霞地貌的秀色所深深打动，创作了名篇《赤虹赋》，其中写道：

东南峤外，爰有九石之山。乃红壁十里，青崿百仞；苔滑临水，石险带溪。

……于是紫雾上河，绛气下汉；白日无余，碧云卷半。残雨萧索，光烟艳烂；水学金波，石似琼岸。错龟鳞之崚崚，绕蛟色之漫漫。

……想番禺之广野，意丹山之乔峰。禀传说之一星，乘夏后之两龙。彼灵物之讵几，象火灭而出红，余形可览，残色未去。耀萎蕤而在草，映青葱而结树。昏青苔于丹渚，暖朱草于石路。霞晃朗而下飞，日通笼而上度。

……云或怪彩，烟或异鳞；必杂虹霓之气，阴阳之神焉。

文中说的“九石之山”即为现在福建省浦城县的九石渡景区，地处浦城县与武夷山市的交界处，与武夷山景区一样属于丹霞地貌。丹霞地貌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山色殷红，美丽无比。江淹在《赤虹赋》中，对丹霞地貌进行了灿烂炫目的描绘，如“红壁十里”、“丹山之乔峰”、“象火灭而出红，余形可览，残色未去”、“昏青苔于丹渚，暖朱草于石路”、“云或怪彩，烟或异鳞，必杂虹霓之气”等等。

江南多雨，这些丹山乔峰，多被清澈澄碧的溪水所萦绕，故而江淹在《赤虹赋》中有“苔滑临水，石险带溪”、“紫雾上河，绛气下汉”、“白日无余，碧云卷半，残雨萧索，光烟艳烂”、“水学金波，石似琼岸”等等。

江淹在晚年时将自己所创作的诗文汇集成《江文通集》，并为之撰写了《自序》。正是由于浦城周边的丹霞地貌在江淹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以至于在这个自序中，江淹深情地回忆道：

赋诗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为讽，王遂不悟，乃恶奴而黜之为建安吴兴令，地在东南峤外，闽越之旧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皆淹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矣。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放浪之际颇着文章自娱。在邑三载，朱方竟败焉，复还京师。

江淹这段文字的意思为：

我（江淹）赋诗十五首，大约地说明人生居中守正、明哲保身的道理，以此来进谏建平王刘景素，然而建平王刘景素不仅没有觉悟，反而嫌我啰嗦讨厌，将我贬黜到了偏僻的建安吴兴担任县令。这建安吴兴地处东南方向的高大山峰之外，就是无诸建立闽越国的故地。这里有碧水丹山，还有珍奇的树木与灵草，都是我平生的最爱，所以也就不觉得路途遥远了。在这大山环抱之中的小县任职也没太多的事，因此可以经常与优秀的书册、典籍为伴，还可以闲适地独自游览这周边的美景，有时到了日落都忘了归去。在那段闲适与放任自己的时期，相当喜欢以写文章来自娱自乐。在浦城一呆就是三年，直到建平王刘景素在镇江起兵失败，才回到京师南京。

朱方就是京口，也就是现在的镇江，当时建平王刘景素就驻扎在那里。江淹就是跟随建平王刘景素在镇江时，委婉地写诗规劝建平王刘景素不要谋反，建平王刘景素不仅不听，反而将他贬到了现在的浦城担任县令。因此说江淹是从镇江出发，沿水路经长江、运河到杭州，而后沿钱塘江、富春江而上到达现在的浙江江山市，再步行翻越高高的仙霞岭到达浦城，所以江淹说浦城是“地在东南峤外”，“峤”是指尖而高的山道，在此指的即是仙霞岭。

最为重要的是江淹在这段回忆中，将自己看到的浦城周围九石渡等丹霞地貌的美丽，首次归纳成了“碧水丹山”一词。这一归纳相当的了不起，不仅受到后人广泛的认同，而且还常常被用来代指秀美的丹霞地貌。武夷山是丹霞地貌的典型代表，自然也就是碧水丹山的典型代表。孙樵在《送茶与焦刑部书》中的“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就是这种引用的一个例子。

五、《送茶与焦刑部书》内容考释

或许有人会问，孙樵在《送茶与焦刑部书》中也只是说 “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怎么就能武断地认为“建阳丹山碧水之乡”就是武夷山了呢？

据前面对孙樵生平的考证可知，孙樵“送茶”的事，大约是发生在唐懿宗与唐僖宗年间（859-888）的事情。建阳建县的时间为晋朝太康元年（280），浦城建县的时间则更早，为东汉建安初年（196）前后，时以国为号，名汉兴县，属会稽南部都尉。三国时的永安三年（260），改汉兴县为吴兴县（属吴国地界）。而武夷山市原名崇安县，其建县的时间，史书载为：“宋淳化五年（994），建阳县西北乡的崇安场升为崇安县。”

也就是说，在孙樵送茶时（大约在859-888之间），武夷山尚隶属于建阳县。由此我们就可以分析孙樵写的“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指的到底是哪里？“丹山碧水”自然是借用了江淹的“碧水丹山”之典，如果这茶是出自江淹描绘丹山碧水的《赤虹赋》所指的武夷山东麓浦城九石渡景区，则当时浦城已经建县为“吴兴县”，孙樵就应该写成“吴兴丹山碧水”才是。那为什么又不写“崇安丹山碧水”呢？因为崇安当时还没有建县，而朝廷官员一般都只写到县这一级的地名，写崇安的话，焦刑部看了这短笺，也弄不明白这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因此就写成了“建阳丹山碧水”。在当时建阳县的辖区内，也只有秀丽的武夷山景区，当得起“丹山碧水、月涧云龛”的比喻了。所以孙樵所写的“建阳丹山碧水之乡”确指现在盛产岩茶的武夷山无疑。

在武夷山景区内的御茶园遗址里，有一口名泉，称为“呼来泉”。据清董天工在《武夷山志》中记载：

“喊山台”上为“喊泉亭”，称井为“呼来泉”。旧志云：祭毕，隶卒鸣金击鼓，同声喊“茶发芽！”而井水渐满，故名。

虽然这个记载是在孙樵之后的很多年，但从中可以看出，武夷先民早就有祭水制茶的习俗，故而孙樵说是“拜水而和”了。

古代的制茶方式没有现在的“走水”、“发酵”、“摇青”等去除苦涩的工序，因而采茶宜嫩，这样会更清甜一些。当时的武夷岩茶自然也不例外，春天伴随着初到的雷声，采摘刚发的茶嫩芽是最好的，就像是请雷声帮忙采茶一般，所以孙樵有“请雷而摘”之说。

唐朝时的中书省，通俗了说就是皇帝的秘书处，孙樵所任的中书舍人，相当于是副职，职责是比较繁杂的。如起草诏令、皇帝出行的侍从、宣旨、慰问、接纳上奏文表，充监中外考使（考核朝廷内外官员的监督使）、兼管中书省日常事务等等。

从孙樵《经纬集》中的内容可以看出，孙樵出差到过全国各地的很多地方，如《书何易于》中提到的益昌（现四川广元附近）等等。因此，他比较有机会见识到各地的风土人情与土特产品。或许有一次孙樵出差到了福建的建阳县，或者是在武夷山周边的某个地方，总之是有一个机缘，品尝到了当时还隶属于建阳县的武夷山所产的好茶。

当时武夷山所产的茶与现在的茶是有很大不同的，不是说茶树长得与现在不同，而是说成品茶的外型与现在是很不相同的。那时的武夷茶制作还比较粗糙、原始，只是将采来的茶芽与嫩叶，先微微蒸软，再捣烂拌入些许米浆之类的粘合剂，做成团状，而后再晾晒、烘干而成，外形基本与小鸡蛋的样子类似。

现在武夷山还有一味草药，学名叫端午茶，至今还保留了这种传统的制作方法与外形。在每年端午节这天，将功能为祛湿消寒，治疗感冒、预防中暑等等的多种草药采来，其中还有含胶质很高的南五味子藤根，将它们洗净后共同捣烂，捏成外形与小鸡蛋相似的小圆柱体，而后再晾晒焙干，密封收藏。使用时，泡水喝或者煎水喝都行，效果很好。老百姓根据其外形，亲切地将其称呼为“凤凰蛋”。如今的武夷山市，几乎家家户户都还会买一些这样的“凤凰蛋”，以备不时之需。

武夷山当时的这种“蛋”形团茶，可以简单地泡、煮饮用，也可以按当时士大夫流行的煎茶法来饮用。按煎茶法使用时，要先将茶团在火上炙烤一会儿，而后敲碎、碾成细末，用细筛子筛去粗杂的部分，再投入沸水中煎煮。这其中的备茶、择水、火候把握等等的煎茶技巧是很深的。孙樵作为朝廷官员来到地方，自然是会受到隆重的接待，因此他在当地茶人精心的服务与引导下，品尝到了武夷岩茶所具有的“回甘”特质，即入口比较刺激，而后口齿生津，清甜从喉底慢慢升起，渐渐化为满嘴的甘甜。

当时孙樵一定是赞不绝口的，所以接待他的人，顺势就送了一些武夷山的这种“蛋”形团茶给他。由于这种可爱的“蛋”形小茶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人偶，再加上那缓慢而绵长的回甘，即所谓“晚甘”的品质，是那么的美好，故而孙樵这位大文人，就为武夷山当时的这种可爱的“蛋”形小茶团，起了个雅致的拟人称谓“晚甘侯”。一者表达了慢慢“回甘”的特质，二者抬举武夷山的茶是茶中的“侯爷”，有如拜相封侯般的尊贵。孙樵为武夷茶取的这个名字，的确是既雅致又高贵，既贴切又传神，无怪乎被历代的茶人所追捧，到了清朝时，还有人专门为“晚甘侯”立传呢。

孙樵带着武夷山的“晚甘侯”回到京城，想着如此的好茶要与好朋友分享才是，于是匀出了十五个“茶团”，送给在刑部任职的焦姓朋友。孙樵担心这位朋友对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武夷茶的好处不太了解。因此特意附上了一个短笺，这就是孙樵的《送茶与焦刑部书》。

六、“晚甘侯”的出处

事实上，孙樵并没有把为送茶而写的《送茶与焦刑部书》收录进他自己的《经纬集》中，而是被北宋大臣陶谷（903－970）收录进了著名的《清异录》中。这《清异录》可不简单，作为重要的笔记，保存了汉民族文化史与社会史方面的很多重要史料，书中包含“晚甘侯”在内的一半以上条目被《辞源》和《汉语大词典》等所采录，相当难能可贵。《清异录》中记载 “晚甘候”部分的原文为：

孙樵送茶与焦刑部，书云：“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

茶为雅致之物，古人多在书房煎饮，所以孙樵有“遣侍斋阁”之说。首句用拟人的手法，表达的就是“送十五个武夷山的茶团‘晚甘候’给您，供您在书房品尝”之意。古人造句就是美，“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多么诗情画意啊。

《晚甘候》全文的大意为：

孙樵送茶给焦刑部，并附上了短信说：“送十五个武夷山的茶团‘晚甘候’给您，供您在书房中品尝。这茶可是人们乘着雷声采摘而来，用祭拜过的圣水蒸捣而和，产自福建武夷山秀丽的丹山碧水之乡，犹如月涧云龛之上的神品一般，请不要随意浪费了如此的灵物。”

经过这么一番的考证与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孙樵所指的“晚甘侯”就是武夷茶无疑。这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有关武夷茶的文字记载。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武夷茶一见诸文字，就如此的优美，孙樵像是未卜先知一般地明白武夷茶发展前景的美好，在短短的书信中，斟字酌句，将武夷茶描绘得美妙无比。特别是用“晚甘侯”三字来比喻武夷茶“入口霸道，回味甘甜、绵长”的品质特征，可谓是神来之笔。

我们在佩服孙樵才华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叹“造物”的神奇，让历史保留下来的第一份有关武夷茶的确切文字资料，是如此的优美，如此地与武夷茶的特质相吻合。难怪时至今日，许多的茶人一提起武夷茶，必然会引用“晚甘侯”的典故与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