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在黄河一带生活的百姓，生活变得非常困苦，因为黄河决堤了，母亲河的大水冲垮了人们生活的秩序，逃难的百姓编出一曲歌谣：
1938年，在黄河一带生活的百姓，生活变得非常困苦，因为黄河决堤了，母亲河的大水冲垮了人们生活的秩序，逃难的百姓编出一曲歌谣：
“老蒋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但到底是不是歌谣，已经无从考证了，因为能唱出当年那段旋律的人，可能都已经倒在了逃难的路上，所以后来，这几句话就变成的顺口溜，成为了逃难百姓口口相传的玩笑话。
可玩笑话，不意味着这件事情就没有给人们带来伤痛。
很多人并不知道，1938年的黄河决堤，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为了挡住日军南下的机械化部队，蒋介石无可奈何，只能下令炸开花园口，让黄河的洪水灌满中原，阻挠日军南下的脚步，当年蒋介石做出这个决定，到现在都是褒贬不一，但实际上，炸开花园口，更应该说是过大于功。
因为蒋介石这么做，受害的老百姓反而非常多，日军受到影响的也仅仅只有千余人。
1938年的中国，正深陷抗战的艰难岁月，上海失陷后，南京已于1937年11月暴露在日军炮火之下，国民政府被迫发布宣言，迁都重庆。
但在实际运作中，蒋介石及政府要员先移驻武汉，作为过渡，再逐步西迁。
就在这一年5月，虽然经历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可是日军想要在徐州一带与国军决战的意图展露无遗，国军一旦决战失败，那么就会满盘皆输，所以只能提前撤离，这就导致徐州会战失利，国民党数十万大军被迫向豫东、豫南撤退，日军趁势推进。
华北派遣军土肥原师团由菏泽北面的董口强渡黄河，沿陇海线步步紧逼。
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部队拦截，却难以阻挡敌军攻势，郑州的第一战区司令部内，灯火彻夜通明，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参谋人员往来奔忙，程潜时而亲自接听前线汇报，时而口授电报，试图掌握瞬息万变的战况。
与此同时，远在武汉的蒋介石，面对同样的地图，反复勾划红蓝线条，沉思良久。
侍从室主任林蔚递上一份急电，蒋介石接过一看，眉头愈发紧锁，电报中，薛岳报告鲁西南下的日军正向归德推进，意图与华中派遣军会合，威胁平汉路沿线的许昌、郑州一线。
他自语道：
“敌之企图，不仅在支援土肥原兵团，更在进犯平汉路。”
随后，他踱步于青砖地面，似在权衡对策。
情势已不容拖延，蒋介石转过身，对林蔚下令：
“告诉程潜，即刻停止对土肥原部的攻击，除留一部守备开封一线阻敌西进外，主力迅速转移豫西山地。”
这一命令于5月31日发出，程潜接到后，与参谋长晏勋甫、副参谋长张骨行连夜商议，决定以20集团军的32军掩护主力撤退，但问题是，时间过去了如此之久，仅仅依靠撤退已不足以扭转局势，日军推进之速远超预期，郑州的安危直接关系到武汉乃至西南大后方的存亡。
而“以水代兵”的构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浮现。
晏勋甫曾于武汉行营时提出两个方案：
一是焚毁郑州，使敌军占领废墟无利可图。
二是决开黄河堤岸，以水淹敌。
他坦言：
“此非上策，非万不得已不可用。”
但当张骨行提及32军阻击未必有效时，程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晏勋甫进一步阐述：
“敌军多为机械化部队，装甲车、卡车、火炮牵引车逾千辆，若遇滔滔洪水，必寸步难行。”
此言正中蒋介石心中已有的念头，他虽未当场表态，却在随后召集的最高军事会议上，率先赞同决堤方案，众人随之附和。
从军事角度观之，这一决策确实有其合理之处。
6月9日，花园口决堤成功后，黄水汹涌而出，迅速淹没豫东南地区。
据当年留下来的资料记载，日军土肥原14师团先头部队1500人及16师团3000余人陷入洪水围困，沿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被迫中止，转而退守徐州，再从长江北岸进犯。
根据日本这两年公布出来的资料，日本南下的部队中，真正受到花园口决堤影响的，只有7000多人：
在1938年的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只有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中直接被淹死的日寇只有两千人。
日本军部事后透露，此举使日军夺取武汉的时间推迟约三个月。
但武汉最终还是在1938年10月失守，决堤的军事效果并未如预期般彻底。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后来对此评价：
“在持久战中，多几天少几天，未必关乎大局。”
所以蒋介石的这一策略，或许在短期内为后方争取了喘息，却难称扭转战局的关键一击。
若仅以军事得失衡量，花园口决堤尚可被视为一种迫不得已的战术。
但问题是，当目光转向那些未被战报记录的平民，这场决策的另一面便令人扼腕。
由于蒋介石以“最高军事机密”为由，未事先组织百姓撤离，当黄河之水从花园口奔涌而出时，无数村庄猝不及防地陷入汪洋。
反观日军只有以千为单位的日军士兵被洪水淹没，中国的百姓受损非常惨重，完全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花园口决堤产生了巨大的洪灾，此次洪灾波及豫、皖、苏三省44县市，受灾面积达2.9万平方公里，89万人丧生，500万人流离失所。
河南南岳堤村民田方武曾回忆：
“房也冲塌了，麦垛也冲完了，老百姓没法住了，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没法子的只能去要饭。”
这幅景象并非一处，而是黄泛区千万家庭的真实写照。
决堤的实施过程同样充满戏剧性。
最初，赵口被选为决堤地点，却因水位偏低、流沙阻隔等原因，三次尝试均告失败，6月4日清晨，20集团军53军一个团开始挖掘，却无力撼动坚厚的基石与护坡石。
次日，商震亲自督战，工兵实施爆破，虽炸毁基石，却因塌方堵塞而功亏一篑，第三次掘堤仍未成功，至6日凌晨，日军已攻占开封，兵锋直指郑州。
蒋介石一日数次催问进展，程潜与商震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
危急时刻，新八师师长蒋在珍挺身而出，他对河工水利颇有研究，主动请缨，承诺在花园口完成任务。
6月7日拂晓，他率部投入挖掘，动用两个团及一个工兵连，昼夜不停，9日清晨，决口终于挖成，上宽50米，下宽5米的缺口形成，随即实施最后爆破，黄水汹涌而出，堤岸在激流冲刷下迅速扩大。
蒋在珍目睹水势，难抑感慨：
“是功是过，且让后人评说。”
但是，他或许未曾料到，这场洪水的代价远超想象。
洪水下泄后，西沿颖河入淮河，东沿涡河至安徽怀远汇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沿岸顿成泽国。
受灾民众背井离乡，远逃至陕西、甘肃等地，形成了从中原到西北的漫长逃难之路。
蒋介石曾表示：
“政府应尽力救济。”
可问题是，面对如此巨大的洪灾，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与中央赈灾会的救援行动，在如此规模的灾情面前显得杯水车薪。
6月13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在记者会上承诺：
“政府将不惜代价，尽早堵塞决口。”
可事实上，直到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工程才完成，历时近九年，黄泛区的苦难才告一段落。
这场牺牲的代价，远非蒋介石口中的“小的牺牲”所能涵盖，蒋介石的这场决策，更像是一场以无数生命为筹码的军事冒险，而这些生命的逝去，却未能在战报中留下姓名。
而花园口决堤的真相，在战后多年被国民党严密封锁。
当时还把这个花园口决堤的责任推给了日本。
1938年6月12日，汉口《大公报》《申报》等报纸刊载消息，称：
“日机轰炸黄河堤岸，导致决口”。
中央社更于次日发文，指责日军“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致水势愈发不可收拾。
蒋介石甚至指示：
“任其报道，且要如实报道灾情。”
他嘴上是这么说，但他同时要求隐瞒真相，将责任推给日军，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建议加强新闻检查，却被他否决，转而以“日机轰炸”为官方说辞。
日本方面迅速反击，电台与报纸一致否认，称此为中国自导自演的嫁祸之举，双方各执一词，国际舆论难辨真伪。
而在中国民众看来，日军暴行早已令人切齿，中央社的报道更易为人信服。
6月13日，陈诚在中外记者会上怒斥日军“惨无人道”，并称：
“日寇惯用欺骗宣传，血口喷人，令人愤慨。”
这番话在当时激起了举国同仇敌忾之情。
而真相的披露，还要等到多年之后。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仍坚持“日机轰炸”的说法，直到1975年他去世，政治环境渐趋宽松，相关人士才陆续发声。
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在1967年的《蒋总统传》中写道：
“中国方面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之敌。”
后来的《蒋总统秘录》亦记载：
“中国军队准备了一个秘密策略，掘开黄河堤防，以人工洪水阻遏日军进攻。”
不过，这些记述均未明确指出决策者，仅以“中国方面”代称。
1981年，20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在《生平自述》中披露：
“先总统蒋公决定掘开黄河堤防，自策划至完成，悉由汝霖主持。”
次年，他在《战史会刊》发表《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以日记形式详述经过：
“6月4日，第53军一个团奉先总统蒋公电令，在中牟县境赵口掘堤……汝霖奉命昼夜监临，知之最详。”
至此，花园口决堤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站在今日回望，这场决策的功过难以简单评判。
从军事层面看，它迟滞了日军攻势，为后方争取了时间，从人道层面看，它却酿成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台湾省的“抗战史”将其归为“抗战需要”，试图为蒋介石正名。
但是无论如何辩解，黄泛区的89万亡魂与千万灾民的苦难，都无法被轻描淡写地抹去。
来源：闲说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