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药食同源，中医药的起源实际是与人类食物的发现是同时的、分不开的，远古时代（原始农业时期）华夏大地先民们为了生存，遍尝百草，分辨出了能充饥的食物和能治病的药物。
药食同源，中医药的起源实际是与人类食物的发现是同时的、分不开的，远古时代（原始农业时期）华夏大地先民们为了生存，遍尝百草，分辨出了能充饥的食物和能治病的药物。
考古表明，中华大地上200万年前就有了人类生息繁衍，能制造成简单粗劣的石器，也即是进入到了旧石器时期，进行采摘野果和捕捉野兽来维持人类的生存。发展到一万年前，人类能制造成精细的石器，也即是新石器时期，同时也是第一个血缘家族，即母系氏族的后期。这时，人类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完全靠采摘野果和捕捉野兽已难以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人类面临饥饿危机，为了人类生存和延续，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发明了原始农业，教民耕种，使人类的食物从掠夺型转变为生产型，从此，中华历史进入了文明时代。炎帝神农氏在发明原始农业的同时“尝百草”发明了中医药（本草）。
一、中医药鼻祖炎帝
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文明始祖（中华儿女又称炎黄子孙），同时是中医药鼻祖，姓姜，名石年。母为有蟜氏女，名曰女登……其有圣德，以火承木，故号炎帝。因其教民耕种，故天下又号称神农氏。炎帝神农氏是中华原始农耕文明的创始人，为中华民族的始兴和繁衍作出了开创性的伟大贡献。他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遍尝百草，发明医药；织麻为布，制作衣裳；日中为市，首倡交易；作陶为器，冶制斤斧；相地造房，台榭而居；削桐为琴，始作蜡祭；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威天下；继伏羲氏创立八卦之后，炎帝神农氏承接伏羲氏“重八卦为六十四爻”，泽及后世，于中华民族贡献甚大，被尊为中华民族文明始祖。炎帝晚年为民治病，采药来到湖南长沙，日遇七十毒而不已，最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于长沙，葬“长沙茶乡之尾”（即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鹿原镇鹿原陂）。
炎帝称谓应该是人物、氏族（部落）、时代三位一体的“综合”概念。首先，炎帝是姜炎族一位杰出的首领；其次，炎帝作为姜炎族第一代首领的称谓，又具有承袭性，为姜炎部落代代首领所沿用，因而，炎帝又是氏族、部落的称谓。传说炎帝传八世，合为五百三十岁。如果是的话，这八世的首领也不一定都是父子关系。因为据《吕氏春秋》“慎势篇”说：炎帝“十七世而有天下”。一世若是以三十年计算，合为五百一十年，与“八世合为五百三十岁”基本相吻合。由此可见，“八世”为“十七世”之中的杰出首领，才留下称号和事迹，因而，这八世首领都称炎帝是肯定的。《路史·蚩尤传》说：“蚩尤逐榆罔而自立，号炎帝。”从一个角度来说，炎帝不仅仅是一个具体人的姓名和名号，而且，“应该是部落首领的称号”，是“沿袭称号”，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交叠形成的伟大形象”。第三，炎帝称谓还具有时代的涵义。炎帝作为一个氏族或部落，其前后存在比较长的时间，一般认为约5000年（距约今10000年至5000年）。这一时期正是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和整个父系氏族时期，也即是旧石器晚期与整个新石器时期。而炎帝神农氏是率先进入农耕生产的首领和氏族，又是第一个发明了刀耕火种，把火运用于农耕生产方面，发明了原始农业，故炎帝为身号，神农为世号，合称为“炎帝神农氏”，正鲜明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特征。因此，我们又认为炎帝称谓还具有时代的意义。
中华大地在旧石器末期、新石器早期（距今约一万四千年－八千年），由于人口越来越多，单靠掠夺型（采摘野果和捕捉野兽）的食物已无法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族民们在采摘野果时逐渐发现有些野果是可以种植的。经过长期的试验和选择，将野生稻繁育成人工稻，发明了原始农业（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了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尚保留野生稻、灿稻及粳稻的综合特征，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定，时代约在1万－1.2万年以前，被誉为“天下谷源，人间陶本”）。这本来是这一时期族民们的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当然也会凝结了氏族首领的智慧和心血，后人从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的心理，将这一发明者称为神农氏。所以，神农氏既可以是这一时期的氏族首领的称号，也可以是这一时期的氏族称号，又可以是原始农耕时代这一时期的时代称号。原始社会从时间上说，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0000年前。中华大地在距今8000－9000年前已是遍地炊烟的农耕时代。这一时期，是中华大地以农耕为主的原始社会的发达时期，所以，传说中将这一时期称为神农（神农氏）时代是切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从历史发展的次序说，神农氏是代表伏羲之后、黄帝之前的一个进入原始农耕的历史时代。
神农氏既是发明稻作农业的氏族族名，又可以是发明稻作农业这个氏族首领之名，还可以是整个原始农业时期这个时代之称。可是后世经过不断演变，神农氏更多地用于发明人工稻者的个人尊称，把人工稻的发明功绩也逐渐地转移到了神农氏个人头上了。如此，神农氏就成了发明人工稻者的个人尊号。
炎帝、神农氏、炎帝神农氏（烈山氏、赤帝），华夏始祖之一，与黄帝并称为中华始祖，中华远古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相传炎帝发明耒耜，尝遍百草，发明医药，因此号神农氏。他与黄帝结盟并逐渐形成了华夏族 （汉族），遂有中华儿女又称炎黄子孙。
先秦古籍中，炎帝、神农是两个人或者是两个氏族，可他们又都是发明原始农业的先民（英雄）或氏族。到了汉代，由于中华大一统思想的需要，炎帝和神农氏合称成了炎帝神农氏，也反映了原始农业和火有着密切的关系。
炎帝神农氏是中华远古时期著明的以德而王的帝王，炎帝神农氏的“德”体现在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让他的子民都享受到他的恩惠，真正是“以德而王”“德泽天下”。炎帝神农氏时期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或治理国家，还没有国家管理机器，社会还是各个分散的部落，炎帝以“德行”来感动和聚集各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以达到统一天下。而炎帝的所谓“帝王”之称也是后代人给他尊称的。在当时，他首先只是炎帝部落的头（首领或遒长），在组成部落联盟时，由于他的德行而被各部落首领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补佚》记载：“神农形悴。”炎帝事必躬亲，从不发号司令，他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先民。先用“德”严格要求自己，用“行德”感化“天下”。这些古籍多有记载，《文子·上义》记载：神农炎帝“躬身亲耕，妻室亲织，作为天下的表率。”《越绝书》记载：“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据考古发现，仰韶文化的墓葬中，殉葬品已有了数量的差别，说明此时已有了私有财产。但是炎帝神农氏作为一位部落联盟首领，“智能自贵于人”，却“不望其报”；对于剩余的产品，却“不居为己有”；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甘于奉献，不怕吃亏，不怕牺牲。传说，炎帝为民治病，遍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百死百生”。最后一次在长沙（株洲炎陵）误尝一种俗名“火焰子”（断肠草）的毒草，中毒身亡。炎帝为民而死实践了他的“行德”奉献精神。炎帝严于律己，而宽于待人。据《逸周书·尝麦》、《史记·五帝本纪》等书记载，炎帝神农氏（一说为榆罔，一说为共工氏）、黄帝曾为争夺联盟的最高领导权而在“阪泉之野”发生大战，史称涿鹿之战，黄帝“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战败后，并没有长期与黄帝为敌，而是“尊轩辕为天子”，带头加入到炎、黄、蚩三大部族组成的华夏（中华民族）联盟集团，与黄帝族、蚩尢族（东夷族）共同开创了华夏族历史新局面，让先民们安居乐业。炎帝也在战争中表现出他宽厚仁慈品性和华夏融合统一大局观念。
二、中医药的起源
传说医药的发明，是炎帝神农氏的一大功绩。中华大地进入到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期，炎帝神农氏在“在教民耕种”发明原始农业的同时，亲尝百草，治病救民，开医药之先河，为后世医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被中国医学界奉为开山祖师。
医药的发明，可能直接源于采集经济活动之中，原始先民在长时期采集活动中，逐渐地发现，吃了某一植物的根、茎、花、果，可以消除或减轻身体的一些病痛，或者可以消除因吃了某些东西而引起的中毒现象。由于我国古代药物学知识是从采集尝试植物开始，中药又以植物类所占比例最大，所以古人称药物学著作为“本草”。我国出现的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归之于炎帝神农氏，称为《神农本草经》。据说我们的东邻日本，也尊奉炎帝神农氏为医药之神。实际上，远古时期是“药食同源”的，在吃食动植物时，慢慢地掌握了各种动植物的特性，那种动植物对人的那种病有治疗作用，就有意思地选择那种动植物来治疗人的那种病。这样就长期地积累，人类就能用药物治病自救了。
汉刘安《淮南子·修务训》云：“古看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食，食赢蛇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之宜，燥湿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医药和农耕的发明，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幸福、健康。郑樵睁《通志·三皇纪》讲得更为详细，其书云：“民有疾病，未知药石。乃味草木之滋，察寒温之性，而知君臣佐使之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或云神农尝百药之时，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应周天之数。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又作方书以救时疾。”这些记述，充分体现了炎帝神农氏为了人民的福祉安康而出生入死、鞠躬尽瘁的英勇奋斗精神。
《世本·作篇》上说：“神农和药济人”。《竹书纪年》里也说神农“味尝草木作方书”。《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述：“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帝王世纪》记述：“尝味草木，宣荣疗疾，救夭伤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传说远古时期，人民有了疾病，不知道吃药，神农炎帝尝草木之滋味，分辨各种草木的寒温性情，并亲身体验，发明医药，为民治病。
传说宝鸡市南郊姜水河畔，自古以来产生姜闻名于世。这里流传着有关“薑”的故事传说，相传在炎帝神农时期，有一年，黎民百姓大部分都得了伤寒病，炎帝神农氏决定亲自出马，到秦岭山中去寻找起死回生的药物。炎帝神农氏翻越了天台山九十九座大小山峰，跑遍了濛谷沟九十九道沟岔河涧，最后，他来到姜水河畔，闻到一种辛辣香釁的气味，便判断这附近可能就有他苦苦寻觅的治伤寒病的草药，他就沿着河岸，一颗一颗品尝，吃了有毒的草，他就拨动一下自己头上的青龙角，毒素也就自然消解了，他整整尝了九百九十九种草，终于找到三棵有用的草药。拿回家后熬药分给病人吃，得伤寒的人奇迹般地全好了，为防备以后需要，炎帝神农氏把剩余两棵，分别种在姜水两岸的田地里，人们取名“薑”。
传说炎帝还始作傩舞。傩舞源于炎帝时代的祛疫除鬼仪式。《博物志》里说炎帝“制针灸，作巫方”，可见炎帝神农氏时期就有了针灸。
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充分说明中医药起源于中华大地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期（约公元前10000年—前5000年），也就是在发明原始农业的同时就发明了中医药（古代称“本草”），并应用于治病救民，而发明医药的人正是发明原始农业的炎帝神农氏，他既是中华文明始祖，又是中医药始祖。
三、中医药的传承
炎帝神农氏发明中医药以后，中华大地进入黄帝时期。这时候逐渐形成了国家，也有了简单的国家统治机器，黄帝成了华夏最高统治者。黄帝在治理国家的同时，传承了炎帝发明的中医药，为华夏民众治病。且在治病救人的实践中，凝聚成果，编写了中医药著作《黄帝内经》。以此，代代相传，中医药在治病救人的实践中得到发扬光大。
《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医药学典籍，系统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未病”和疾病治疗的原则及方法，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了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标志着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为千数年来中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后世尊为“医家之宗”。《黄帝内经》的内容十分广博，除医学理论外，还记载了古代哲学、天文学、气象学、物候学、生物学、地理学、数学、社会学、心理学、音律学等多学科知识和成果，并将这些知识和成果渗透到医学理论之中，遂使该书成为以医学为主体、涉及多学科的名著。并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另据考证，黄帝时期还没有黄老道家，认为今本中的黄老道家痕迹是隋唐时期的道士王冰窜入）。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
夏代（约公元前2070—前1600年）酒和商代（前1600－前1046年）汤液的发明，为提高用药效果提供了帮助。殷商甲骨文中就已有了关于医疗卫生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进入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前771年），开始有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分工。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以扁鹊为代表的中医药学家传承了中医药，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创立了切脉和诊断，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秦景公时代的著名医生——医和就用大自然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 ”失和来解释病因，这在世界医学史是最早的病因观。
扁鹊（公元前407年－前310年），渤海郡郸（今河北任丘）人，中医利用切脉诊断的创始人。扁鹊年轻时师从长桑君学医，尽得其传，善于诊断，尤精于望诊和脉诊。史载其以望诊判断齐桓侯病证，由浅入深，并预言其预后不佳，齐侯因拒绝接受诊治，果然因病不起。又曾从脉象判断虢太子之“尸蹶证”为假死，并据此以针熨诸法而救活。据记载，扁鹊当时曾游走各国，并随俗为变，或为带下医（妇科），或为小儿医，或为耳目痹医（五官科） 。后因反对统治阶级的骄横无理和他们提倡的巫术，被秦太医令李醯所妒忌而予以杀害。扁鹊反对唯心主义的巫术迷信，具有“六不治”的思想。扁鹊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中国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扁鹊的医学经验，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著作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等，均佚。
三国（东汉）时期，华佗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同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概括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药物配伍和药性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用药、提高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华佗（约公元145年－208年），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传承中医药，医术全面，创制了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并创新了外科手术，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晚年因遭曹操怀疑，下狱被拷问致死。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字仲景，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建安三神医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温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中医药学师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脉诊取得了突出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还传到了国外。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系统论述了有关脏腑、经络、腧穴、病机、针剌等理论，初步形成了经络、针灸理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针灸专著。制药有《雷公炮灸论》，外科有《刘涓子鬼遗方》，病因专著《诸病源候论》，儿科专著《颅卤经》，眼科专著《银海精微》等。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思想开放，有利于中药学发展。唐朝廷组织孙思邈、苏敬等二十余人，于公元659年率先编修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药典性本草——《唐本草》（又称《新修本草》），比欧洲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全书载药850种，54卷，分为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且增加了药物图谱，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还有孙思貌的《备急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医书。
孙思邈（约公元581年－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州区）人。唐代医学家、道士，中医医德规范和大医精诚的制定人。孙思邈自幼多病，故立志于学习医学知识。青年时期开始行医于乡里，其提倡并践行以“大医精诚”之医德对待患者，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谨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孙思邈不管贫富老幼、怨亲善友，都一视同仁，无论风雨寒暑，饥渴疲劳，都求之必应，一心赴救，并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深为群众崇敬。唐太宗、高宗曾多次招他任国学博士、谏议大夫等职，均谢绝，唯于673年时任承务郎，执掌尚药局，掌管合和御药及诊候方脉等事务。次年，因病辞退。682年，孙思邈卒。孙思邈在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中，编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晚年还主持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 孙思邈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法改为按方剂主治及临床表现特点相结合的分类法，成为以方类证之指南；提倡的脏腑虚实、寒热辨证，对后世脏腑辨证影响深远；总结妇、儿科成就，提出应独立设科，对后世妇、儿科形成专科有促进作用；提倡保健灸（足三里），按摩、导引、散步，轻微劳动及食治、讲求卫生等结合，为老年病的防治也留下了宝贵经验。孙思邈逝世后，被后人尊为“药王”。
宋代（公元960－1279年）中医学中针灸教学有重大改革，是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政府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专设“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最高机构。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作为最早的教学模型具有直观具体、形象逼真的展示效果，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并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宋朝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目前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中医典籍都是当时校订和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金元明清，中医药高速发展。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时期，形成了医学流派“四大家”。即刘完素（守真）、张从正（子和）、李杲（东垣）、朱震亨（丹溪）四家争鸣的局面。刘完素的“寒凉派”倡导“攻火论”；张从正的“攻下派”倡导“攻邪论”；朱丹溪的“丹溪派”倡导“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李杲的“补土派”提出了“脾胃学说”。
明代（公元1368年－1644年），一批医学家提出把伤寒、温病和温疫等病区分开。已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直到18世纪英国琴纳发明牛豆接种后才逐步代替。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流行，人们在同传染病作斗争中，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明代中医药文献整理总结和各科都有很大发展，如徐春圃的《古今医统大全》、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杨继洲的《针灸居成》、汪机的《石山医案》等。传承中医药的代表人物有李时珍等。且从明代开始，西方医学开始传入中国，一批医学家主张“中西医汇通”，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
李时珍（约1518年～1593年），号濒湖山人，世称李濒湖。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瓦硝坝人。明代医药学家、博物学家。李时珍出身于世医家庭，从小就喜爱医药，立志悬壶济世。经过刻苦学习和实践，在三十岁时已经成为当地名医。后楚王聘李时珍到王府掌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推荐其上京任太医院判后，经举荐补太医院之阙，一年后辞职回家。在此期间，李时珍阅读王府和太医院中大量的医书，医学水平大增。自1565年起，历时27年，先后到武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并拜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记录上千万字札记，历经二十七个寒暑，三易其稿，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被誉为中医药里程碑式药物巨著《本草纲目》。在前人本草著作的基础上进行彻底修订，参考文献800余种，全书载药1892种，附方11000多个，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分类法，蕴含进化论思想，体例详明，用字严谨，不仅是一部药物集大成著作，且是一部研究动植矿物的博物学巨著。1593年，李时珍逝世。《本草纲目》成为当时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中医药学著作，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医圣和药神，李时珍还著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五脏图论》等医书。特别是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在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创新发展了中药学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部药物学和博物学巨著。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清代（公元1644年－1911年），中医药的文献众多，涉及范围广，并且将中医药很好融合到日常生活之中，得到了更广泛应用。中医药传承者有黄元御、叶天士等杰出医学家。叶天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时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温疫（传染病）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清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明朝开始的西方医学的传入不断增加，一些学者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
黄元御（1705年－1758年）名玉璐，清代著名医学家；尊经派的代表人物；乾隆皇帝的御医，乾隆皇帝亲书“妙悟岐黄”褒奖其学识，亲书“仁道药济”概括其一生。他继承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理论，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被誉为“黄药师”、“一代宗师”。
吴鞠通（1758年－－1836年），清代中医学代表人物，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享年79岁。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医温病学家。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尤其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他对于理论的发挥和留下的诸多方剂，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当代中国，毛泽东提出：“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医药传承创新驶入了“快车道”，重人文、重继承、重实践、重体悟、重创新，建立了大批中医药院校、科研机构、制药企业，国家颁布了中医药法，实施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百千万”人才工程（岐黄工程），中医药传承创新体系不断完善。且有中医药杰出代表，屠呦呦这样世界级医学家。多年从事中药和西药结合研究，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1972年成功提取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命名为青蒿素。2011年9月，因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获得拉斯克奖和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2015年10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该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她成为第一位中医药获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诺贝尔科学奖项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岐黄传古今，健康进万家。自从炎帝神农氏在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期（原始农业时期）发明了中医药，数千年的传承创新发展过程中，中医药不断吸收和融合各个时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不断创新发展，理论体系日趋完善，技术方法（中药独特的炮制技术以减毒增效为目的，炮、炙、煨、炒、煅、炼、制、度、飞、伏、煿、爁、摋、镑、曝、露、煞，又根据草药的不同药性和功效，将其分类为寒、凉、温、热、平五味，均体现了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医药更加丰富，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中医药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从原始中医药（草药、本草、中药、中医）成为国医精粹（大约搜集整理有12000多种药用植物，2001年，中国农业部发布了《中草药良好农业规范》），升华为中医药文化，并传播到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药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和欢迎，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13个世卫组织成员国认可针灸等中医药诊疗方法，29个成员国为中医药的规范使用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绽放光芒，为人类健康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在远古华夏先民遍尝百草中起源，在中国古代文化如天时、地理、物候以及阴阳、五行等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理论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医药的最高境界就是致中和。《中庸》中至关重要的哲学命题是“致中和”思想，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可说，中医药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表现。在这一终极目标下，中医药是用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来具体解释生命的奥秘。同时是，天人合一（中国养生的核心价值），道法自然的宇宙观，自然观、生态观、发展观；重视正气，中和平衡的生命观、生活观、治疗观；腠理阴阳，身心共养，形神兼具，动静相宜，刚柔并济，重预防的顺势适时养生观；六脏平衡，六脏同调，融合会通，和而不同的集中体现。中医药为民众养生、防病、治病做出了重要贡献。大医精诚，止于至善，医者圣人心；坚定文化自信，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普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感悟中医药文化魅力。
“中医”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经方》，其云：“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夫也。”故彥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而本意“中医”名词的出现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区别西方医学和中国医学而给中国医学取名“中医”。1936年，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中医条例》，正式法定了“中医”这个名词。中医的名称有历史发展过程，主要的别称有：岐黄、悬壶、杏林、青囊、橘井、郞中、大夫、国医。中医药，最早叫本草、草药、中药，后来由于诊病的“望、闻、问、切”和治疗的针灸、麻醉、外科手术等的发明，以及医学理论的形成，中医、中药融合称为中医药，或中医药学。
中医药“不治已病治未病”，古代治未病思想：战国时魏文王问扁鹤曰：“子昆弟三人，其熟最善为医？”扁鹤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鹤最为下。”魏文王曰：“可得闻邪？”扁鹤曰：“长兄於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鹤者，钱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於诸侯。”养精神，调治未病，《内经》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从安来。”《素问·四气调神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中医治未病，有外用疗法治未病，运动疗法治未病（“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素问·上古天真论》）。生命的根本就是阴阳平衡，也就是说只有掌握了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律，天人相应，顺从阴阳的消长，适应四时的变迁，人体机能才能够维持正常，生命才能延长。因此，增强人民健康、增进人民长寿、增加人民福祉，以人为本，悬壶济世，中医药任重而道远。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应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关乎时变、继承创新的治学方式，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对于坚持中西医并重、打造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模式，发挥中医药原创优势、推动我国生命科学实现创新突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精诚仁爱，济世奉献；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光大炎帝神农氏“一日而遇七十毒”、“百死百生”不怕牺牲的精神，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为人类健康进步作出积极贡献！（作者 阮丽华 李龙生）
来源：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