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最后一任北平站长1983年在京被抓，潜伏多年，16岁就加入军统

摘要：天还没亮，宣武区的大耳胡同像往常一样安静，只有几只猫在院墙上翻来翻去。可就在1983年2月1日清晨，一下子，警车的灯光把整个院子照亮了。隔壁王奶奶还在院子里洗衣服，看到一群黑压压的公安冲进去，裤子都没来得及晾，又跑回了屋。不到十分钟，他们就从里面押出来一个精神

天还没亮，宣武区的大耳胡同像往常一样安静，只有几只猫在院墙上翻来翻去。可就在1983年2月1日清晨，一下子，警车的灯光把整个院子照亮了。隔壁王奶奶还在院子里洗衣服，看到一群黑压压的公安冲进去，裤子都没来得及晾，又跑回了屋。不到十分钟，他们就从里面押出来一个精神萎靡的老人。老头头发花白，脸上没啥表情。小院里住了十几年的人，认识他，都说这老李人不错，平时笑脸迎人，谁家猫跑丢了还帮着一块找。但这天早上的动静，让街坊都懵了。谁也没想到，和气的“李叔”原来是个特务头目，带着笑脸混在大家中间藏了几十年。

坊间向来像话匣子，尤其北平人最爱聊邻里琐事。这会儿有人悄悄问：“是不是传说里那种反革命？怎么又是我们院？”这事儿确实吓人，但要说李家琪的来头，还真不是随口胡扯。他本是正儿八经北京知识分子家庭出生，1927年那会儿，李宅常有朋友来聚，父亲李明轩是北大教授，教书弹琴都是一把好手；母亲程淑芬书橱里塞满了她写的小说杂志，左邻右舍的大学生还常来借书。家里的规矩特别多，饭桌上规矩得很，茶水摆哪都讲究。李家琪是独子，父母本想着“书香门第，光宗耀祖”，早早就要送他进名校了。

谁料1937年一声炮响，北平变了天。日军的黄皮卡开进城的时候，李家琪恰好十五岁。家里人都让孩子别瞎跑，可学校里不少同学已开始议论，要去当兵，甚至闹着要投身抗战。“我当时就觉得，不能只看着。”后来的李家琪回忆时对狱友这么说。在家门口听多了街头的流言，见到邻里有人被抓、有人跑路，他想自己不能再跟着父母守本分了。那时候李明轩其实特别矛盾，一边忍不住劝孩子，“你先念完书再说”，可耐不住儿子急脾气，最终还是叹口气让步了。据前院一位住了四十年的老太太说，“李明轩当年灰头土脸一整天，有次晚上喝闷酒，说‘孩子这一去，鬼知道还见不见’。”

李家琪报名那阵，正是抗战如火如荼，国民党在北平设招募点。他本以为只是普通士兵，可没多久就遇上了招兵里的“贵人”。军统组的人特别会看人，见他嘴巴严、动作利索，就把他拉去做秘密特训。集训那三个月真跟以前的生活天壤之别，没有什么诗书茶饭，每天都是严苛的体能、心理、甚至“思想工作”。教官们管三餐，只让吃到能站着打仗为止，嘴一软就拉去单独聊“到底站哪边”。据说那时屋子里贴满了反共口号，还强迫人做听力、记号练习，下到具体手法，比如怎么躲哨、怎么套话，都讲得明明白白。

等到正式入组，李家琪就变了，身上多了一股说不清的阴冷劲儿。后来的战友回忆，“他原本不是那种狠人，可训练出来后都跟变了个人似的。”在“豫东组”和“北平站”，他手法越来越狠——一桩最让人唏嘘的事，是他审讯一位地下党时，居然用了烧红的烙铁，硬生生把人烫死。听说有个新兵当场吐了，被训了一顿。外头人嘛，其实只听过一点风声，没人敢问细节。

到了1945年，风向转了。军统溃败前夕，老特务们都开始找退路，可李家琪很顽固。沂蒙山区那场大战，他带着最后几个人守了三天，几乎闭门不出。后来有人说，把指挥部炸得稀烂，解放军进来的时候只剩他一个沾满血的人。可奇怪的是，解放军没当场处决他，而是抬去了医院。他醒过来，看见新中国的红旗，让他自言自语：“怎么没杀我？”室友说那几天他夜里自言自语，分不清怨还是怕。

新中国成立后，李家琪被送到青海劳改。在农场里，他戴上劳改帽子，种地砍柴，表面上看跟普通犯人没两样。有人记得，冬天他手冻裂了还得码砖。有狱友讲，“李家琪那人表面很和气，从不惹事。”但夜里，他时常趴在小窗户旁，盯着月亮发呆。其实他的心思没停过。1975年刑满那阵，有人建议他“回京养老”，他却留在农场，没跟外头亲戚联系。有人以为他怕丢脸，其实他一直在谋划。

转机发生在1979年。陈道龙是他多年的老狱友，临出国前，李家琪找他聊了整整一夜。表面是托他去找“妹妹”，可只在青海劳改老乡中有人知道，那“妹妹”是行话，“接头暗号”意思。陈道龙还真跑去香港，居然就把消息带回来了。一来二去，李家琪又和特务网络连上了线。为掩人耳目，他谎称做边疆特产生意，常来回于广州、北京。大家以为他是卖药材的，是从苦处熬出来的商人。

最玄乎的是，李家琪重返北京的那年，还是靠“假身份”混开的。他住进宣武区大院时，左邻右舍以为他是来治老胃病，每天早上吃完豆腐脑，还会顺路给独居老人送一块油饼。这种“外来好人”形象，使得没人怀疑。麻将桌其实是情报中心，每天下午四个人，三个是特务机关安排的。别以为他们只聊牌，你要坐近了，能听见他们用诸如“后巷猫三只”这样的暗号，麻溜就传递了消息。曾有看门老头闲着问一句，“你们今儿谁赢了？”其中有条古怪的答法，后来被安全局查出来，这其实就是“行动结束”的信号。

机关还给他配置了“家庭伪装”。仇云妹，农业银行职工，老家在山东小城，是那种对人没防备心的好人。都说婚姻是三分真七分假，这桩“姻缘”不过是一场机关安排。仇云妹爱上李家琪后，几乎不问他的过去。他对她挺用心，生日送烟斗，过年买牛奶，还特意陪着去公园遛弯。她觉得自己嫁了个“老干部”，有时夸到同事面前，笑得见牙不见眼。可银行里人隐约察觉她最近总莫名寻找文件、有意留意客户资料。后来的调查显示，她已经不知不觉当上李家琪的“情报跑腿”。她没察觉，只以为是在帮家里改善生活。很多年后，她才明白自己稀里糊涂已经变成了“特务帮凶”。

1983年1月，特务头目蔡苹专程“探亲”进京，带来密信，正式点了李家琪的名头——让他担任北平站站长。他们在老院子密谈，连打麻将的桌角都被事后公安挖出来，藏有暗号。谁料蔡苹要回香港那天刚进机场，便被公安逮了个正着，有人说她连鞋都没穿好就被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