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记得那年我十七岁，正上高三备战高考。爸爸下煤窑时被塌方砸断了腿，妈妈在县城小诊所打零工，家里穷得叮当响。

杨婶住在我们村最东头那排瓦房里，冬天北风刮来，她家总是最先挨冻。

记得那年我十七岁，正上高三备战高考。爸爸下煤窑时被塌方砸断了腿，妈妈在县城小诊所打零工，家里穷得叮当响。

那时村里人看见我总躲着走，因为谁都知道我家欠着一屁股债，怕我开口借钱。只有杨婶每次见到我都笑，拉着我的手让我进屋坐会儿。

“娃啊，吃了吗？”

我知道她不是真问我吃没吃，是想知道爸爸的腿好些没有。

杨婶十年前就瘫痪了，听村里老人说是生孩子时伤了腰，落下的病根。她丈夫在我记事前就走了，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跑了，村里人讲法不一。她靠一个小卖部过活，屋里总是堆着几箱方便面和几提啤酒。冬天冻得手裂口子，夏天蚊子多得不敢开窗。

我当时正担心高考报名费的事，爸妈的工资刚够爸吃药治腿。我高中三年没买过新衣服，校服早就褪了色，妈缝了又缝。

“叔叔阿姨身体咋样？听说你还差报名费是吧？”杨婶问我，她半边身子几乎动不了，但眼睛特别亮。

我撒谎说没事，学校会想办法。

杨婶不信，从枕头底下摸出个布包，那布包上绣着朵残缺不全的牡丹花，红色的那种，但已经变成暗红色了。

“给，这是婶存了十几年的钱，你先拿去用。”

我没接。

她硬是把布包塞我手里：“这两万块钱，是我这些年给人缝补衣服挣的，攒着也没啥用，你拿去。”

我打开看了一眼，心一惊，真是厚厚一沓。

“杨婶，这……”

“拿着，你爸当年帮了婶不少忙。再说我这辈子也没个孩子，你就当替我圆个大学梦。”

最后我还是收下了，那天杨婶炒了盘花生米给我下酒，虽然我不会喝，但她用勺子把花生米分成一堆一堆的，自己摆弄着玩。

“你知道吗，这花生米有的长得像人脸，有的长得像兔子。”她笑着说。

我记得那天她屋檐下挂着一串红辣椒，风吹过来，辣椒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还有门口那个破收音机，总是播着不清不楚的评书。

高考那天下雨，我穿着爸爸的旧雨衣去考场。妈妈在校门口等我，手里提着一个装鸡蛋的塑料袋，那袋子上还印着”谢谢惠顾”四个褪色的字。

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爸爸腿伤也慢慢好转。临走那天，我去杨婶家，想告诉她这个好消息，但她说她早就知道了。

“村里人都传遍了，说咱村出了个大学生，还是重点的！”她笑得牙都露出来了，那牙有点黄，但排列整齐。

我想告诉她我以后一定会还钱，她却摆摆手：“娃，上大学要花钱，你先顾好自己。”

那天她让我坐在她床边，抓着我的手，给我讲了她年轻时想当医生的梦想。

“那会儿，我刚上初中，数学考了满分，老师说我脑子好使。后来家里没钱，爷爷病倒了，我就回来照顾他……”

她说着说着就不说了，房梁上落下一点灰尘，她抬头看着发呆。

村里人常说杨婶是个怪人，有时半夜三更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什么。有时候又一连几天不出门，连小卖部都不开。

我上大学后很少回村。偶尔过年回来，也只是远远看见杨婶家的烟囱冒着烟，但没进去看她，我总觉得欠她的钱没还，不好意思见她。

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进了家还不错的公司，每月寄钱回家。爸妈搬去县城住，说是方便看病。村里的老房子荒着，听说杨婶的小卖部也关了，她病得更厉害了，连坐起来都困难。

十五年就这么过去了。

今年清明节，我回乡祭祖，正好看见我外婆从杨婶家出来。外婆看见我，眼睛一亮。

“娃，回来啦？”

外婆已经七十多了，背有点驼，但走路还挺快，手里拎着个不锈钢保温壶，那壶盖上贴着张褪色的胶布，像是写了什么字，但看不清了。

“嗯，回来给太爷上坟。外婆，您这是……”

“给你杨婶送骨头汤，她最近咳得厉害。”

我这才想起杨婶，顿时一阵愧疚。十五年了，我一次没去看过她，更别提还钱了。

“外婆，杨婶还好吗？”

外婆叹了口气：“不好，越来越差了。去年冬天发了场高烧，整个人就跟换了似的，有时候连我都认不出来。”

我跟着外婆去了杨婶家。

那排瓦房还是老样子，但比我记忆中矮了许多，屋顶少了几块瓦，露出的木头已经发黑。院子里长满了杂草，只有门前扫出一条窄窄的小路。

推开门，一股浓重的药味扑面而来。杨婶躺在那张我记忆中的木床上，盖着一条打了补丁的蓝色棉被。她比我记忆中消瘦了太多，脸颊深深地凹进去，像是纸一样薄。

听到动静，她慢慢转过头来，眼睛好像在努力聚焦，但看上去浑浊不清。

“谁呀？”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是我，杨婶，王家的小明。”

她愣了几秒，然后突然笑了，笑容在她憔悴的脸上显得有些诡异。

“哎呀，是小明啊！听说你在城里当大官了？”

我不是当官的，只是个普通职员，但村里人好像都这么传。

“没有，就是普通上班。杨婶，您身体还好吗？”

她没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你爸妈还好吧？结婚了吗？有孩子没？”

我一一回答了她的问题。聊了会儿，她突然闭上眼睛，像是累了。

外婆拉我出门，我问她杨婶平时谁照顾。

“村里轮流来看看，她那侄子偶尔回来一趟，带点东西就走了。平常就我和你李婶多照顾些。”

晚上，我和外婆在她家吃饭。她家那张方桌腿有点不稳，垫着一本旧历书，上面的日期停在了2015年。墙上挂着我姨夫的结婚照，他们早就离婚了，但照片还在那挂着。

盛饭时，外婆的手有点抖，饭粒撒了一些在桌上。她也不扫，就那么看着。

“外婆，您想什么呢？”

她叹了口气：“想起了你杨婶。”

我嗯了一声，有点不自在。这些年我确实亏欠杨婶，连看望都没去过。

“其实…她跟你有血缘关系。”外婆突然说。

我差点把嘴里的饭喷出来：“什么？”

外婆放下筷子，看着窗外。院子里的老梨树开了花，微风吹过，花瓣簌簌落下。

“她是你大姑。”

在我的记忆里，大姑是个模糊的影子。小时候听大人说，她十八岁那年跟村里一个后生走了，再没回来过，爷爷奶奶气得不认这个女儿。

“不可能吧？”我不敢相信，“大姑不是嫁到山那边去了吗？”

外婆的眼角有泪光。

“不是的，娃。你大姑那年确实跟一个后生跑了，但没多久就回来了，肚子大了。那后生不知去向，你爷爷一气之下把她赶出了家门。”

我开始感到不安，隐约猜到了什么。

“后来呢？”

“后来她就在村东头那排房子住下了，那是她娘家的老屋。她发誓这辈子不会原谅你爷爷，改了姓，自称杨氏。村里人久了也就叫她杨婶了。”

“那…她的孩子呢？”

外婆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难产，孩子没保住，她自己也落下了病根，慢慢就瘫痪了。”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

“你爸当年去看过她几次，她不认。后来你爸下煤窑出了事，她偷偷托人给你爸送了点钱，你爸也没收。”

这时我想起那两万块钱，心中一惊：“那她给我的钱…”

“那是她攒了一辈子的钱啊！”外婆抹着眼泪，“你出生那年，她站在你家门口看了你一眼，然后就走了。我问她为啥这么做，她说……”

外婆哽咽了一下，继续道：“她说，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我没能给老王家留个后代，总得看着有人把这一脉传下去。”

我的眼眶湿了。

“她那两万块钱，是这辈子的积蓄啊，她自己的棺材本。你爸腿断那年，她听说你可能交不起学费，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了你。”

我想起杨婶——不，是大姑给我钱时的神情，那么自然，好像只是借我点零花钱。突然间，很多事情都能解释通了。为什么村里人都躲着我，只有她总是笑着迎我进门；为什么她的小卖部里总是备着我爱吃的辣条；为什么她无儿无女，却对我的学业如此关心。

“她为什么不认我们？”我问。

“倔啊，跟你爷爷一个样。”外婆抬手擦泪，“其实这些年，她一直在暗中关注你们家。你考上大学那天，她拄着拐杖走到村口，远远地看着你们全家笑。”

我想起那天好像确实看见过一个拄拐的身影，但没在意。

窗外下起了雨，雨滴打在窗格上，发出轻微的啪嗒声。外婆的老座钟滴答作响，时针指向九点，但钟面上的玻璃有道裂缝，像是被什么撞过。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些水果和补品去看大姑。她比昨天精神好些，靠在床头，戴着副老花镜，在看一本泛黄的杂志，那杂志的封面已经掉了，看不出是什么内容。

她见我来，笑了：“又来啦？城里人事多，别往这跑了。”

我在她床边坐下，拿出一个红包放在她枕边：“杨婶，这是我还您的钱，还有这么多年的利息。”

她扫了一眼，没接：“拿回去吧，我不缺钱。”

“杨婶，我知道您是谁了。”我鼓起勇气说。

她的表情僵了一下，然后恢复平静，继续翻她的杂志：“谁告诉你的？你外婆？那老太太嘴上没把门。”

“您为什么不认我们？”

她放下杂志，摘下老花镜，眼神忽然变得清明而锐利。

“认了有啥用？都是一家人，你爷爷还不是把我赶出门去？”她声音带着苦涩，“再说了，谁知道我是不是你亲大姑啊，村里人嘴长着呢。”

我知道她是在推脱。

“大姑……”

“别叫我大姑！”她突然激动起来，“我姓杨，不姓王！”

我沉默了，不知该说什么好。

她平静下来，叹了口气：“娃啊，人这一辈子，有些事就这样了，不用非得认亲认故的。我过我的，你们过你们的，互不打扰多好。”

“可是您帮了我那么多……”

“那是我心甘情愿的，跟你们家没关系。”她顿了顿，“我这辈子没啥遗憾，就一点——当年没考上医学院。你知道吗，我初中数学年级第一，老师说我脑子好使。”

我想起她曾经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如果我考上了，或许就不会……”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没再说下去。

窗外，一只麻雀落在窗台上，歪着头看了会儿，又飞走了。房间里的空气有些凝固。

突然，她问我：“你手表走时准吗？”

我看了下手表：“应该准。”

“帮我看看几点了？我这老眼昏花的。”

“上午十点二十。”

“哦，”她点点头，“村里医生该来换药了。”

我接着问她：“您有啥需要帮忙的吗？”

她看着我，眼里闪过一丝犹豫，然后说：“没事，我都习惯了。”

正说着，门外传来脚步声，是村医来了。我识趣地起身告辞。

临走时，她突然叫住我：“小明。”

我回头：“嗯？”

“你考上大学那天，我看见你穿着你爸的雨衣从考场出来，当时心里特别高兴。”她忽然笑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你猜我当时想啥？我想，咱们老王家终于出了个大学生，祖坟都冒青烟了！”

她说”咱们老王家”。我有点鼻酸。

“大姑……”

“行了行了，别这么叫，听着别扭。”她摆摆手，“你爸妈不知道这事吧？”

我点头：“不知道。”

“那就别告诉他们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没啥意思。你回城去吧，好好过你的日子，别惦记我。”

离开大姑家，我没直接走，而是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了会儿。这棵树至少有七八十年了，树干粗得三个人都合抱不过来。小时候，村里孩子都喜欢在这爬树，我也不例外。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爸爸的电话。

“爸，您还记得杨婶吗？就是村东头那个瘫痪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记得，怎么了？”

“她……”我犹豫了一下，决定尊重大姑的意愿，“她病得挺重的，我刚去看了她。”

“哦，”爸爸的声音很平静，“她人不错，当年帮过你。”

“爸，您知道她给我钱的事？”

“知道，她托村长给我带过话，说那钱是借你的，以后不用还。但我知道，那是她的养老钱。”

我感到意外：“那您当时为啥不阻止我收下？”

爸爸叹了口气：“因为我欠她的更多。”

电话挂断后，我在老槐树下又坐了会儿。春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好像在讲述一个古老的家族故事。

回城前，我又去看了大姑一次。她看上去精神更差了，医生说可能挺不过这个夏天。

我把一张银行卡塞在她枕头底下，告诉她密码是她的生日。她瞪了我一眼，却没拒绝。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呢？”

我笑了：“听说我们老王家的人都挺倔的。”

她也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是，都是一个样。”

屋外，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打湿了院子里的那棵老梨树。树上的花瓣纷纷落下，像是下了一场白色的雨。

她看着窗外，轻声说：“其实我这辈子，也没那么多遗憾。”

我没说话，只是握着她的手，那只手枯瘦得只剩下骨头，但掌心依然温暖。

在回城的客车上，我想起了那个布包，那个装着两万块钱的布包，上面绣着一朵残缺不全的牡丹花。

原来，家这个字，有时候可以这么简单，也可以这么复杂。

来源：纸博士智能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