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8月15日，河南新乡的玉米地正绿得发亮。我蹲在田埂上，用树枝在泥地上画招娣的脸——她扎着羊角辫，嘴角有个小酒窝。远处传来广播声，是沙哑的男声：“各位同胞！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七章：归乡（1945年8月—1946年春）

胜利的消息

1945年8月15日，河南新乡的玉米地正绿得发亮。我蹲在田埂上，用树枝在泥地上画招娣的脸——她扎着羊角辫，嘴角有个小酒窝。远处传来广播声，是沙哑的男声：“各位同胞！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啥？”旁边的老杨头直起腰，锄头“当啷”掉在地上。

“日本投降了！”有人喊起来，声音抖得像筛糠。

我手里的树枝“啪”地断了。泥地上的招娣脸被雨水冲得模糊，我却突然看清了——那是她临终前的模样，眼睛闭着，嘴唇白得像纸。

“回家！回家！”老杨头扔了锄头，往村外跑，“卢沟桥的月亮该圆了！”

我摸了摸怀里的小木匣——里面装着父亲的木工尺、招娣的旧布鞋，还有那枚埋了八年的子弹壳。木匣的铁扣被体温焐得温热，像爹娘的手。

广播声还在响：“同胞们！我们胜利了！”

可我没哭，也没笑。我盯着田埂下的小水洼，里面映着片破碎的云。八年了，我在难民堆里学会了啃树皮，在破庙里学会了数星星，在黄河边学会了埋死人。现在，终于能回去了。

“小宇！”老杨头跑回来，拽住我胳膊，“走啊！再晚，卢沟桥的月亮都要等急了！”

我跟着他往村外跑。风里飘着高粱的甜香，混着远处传来的锣鼓声。有妇女扯着嗓子唱：“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进了中原……”

我摸了摸怀里的木匣，加快脚步。

故园之痛

小庄村的村口，老槐树的树桩还在。

我站在树桩前，喉咙像塞了团烧红的炭。树桩的截面泛着白，年轮被砍得乱七八糟——是去年冬天，日军撤退时用锯子锯的，说要拿去做枪托。树桩旁的野蒺藜长得比人高，扎得我裤脚全是刺。

“小宇？”

我转头，看见王阿公的孙子小栓子。他穿着灰布军装，胳膊上戴着八路军的臂章，手里提着桶热粥。

“大叔！”他跑过来，把粥塞给我，“俺爷说你今天准到！”

粥是玉米糊糊，飘着把野菊花。我喝了一口，烫得舌头直伸，却还是哽咽着说：“谢谢……”

“跟我来。”小栓子拽我胳膊，“俺爷在土地庙等着。”

土地庙的半面墙还在，墙上嵌着半块“有求必应”的砖，砖上的红漆早被雨水冲得斑驳。庙前的老槐树下，堆着半人高的瓦砾——是日军烧房子时留下的。

“宇儿。”

我抬头，看见王阿公坐在石墩上。他的背更驼了，脸上的皱纹深得能藏住半粒米。他手里攥着把旧镰刀，刀刃上沾着新割的艾草。

“你娘……”他声音发抖，“你娘走的时候，攥着你的木匣……说‘替我看看招娣的坟’……”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

“走。”小栓子扛起铁锹，“我带你们去。”

招娣的坟在村西头的河坡上。河坡上的草长得齐腰高，我蹲下来，用铁锹扒开荒草——土堆上插着根树枝，树枝上挂着块破布，是母亲当年给我缝的蓝布头巾。

“招娣。”我轻声喊。

风突然大了，吹得破布“哗啦”响。小栓子蹲下来，用铁锹在土堆前挖了个坑，把带来的野菊插进去。

“宇儿。”王阿公的手搭在我肩上，“招娣没受委屈……”

我没说话。我摸出怀里的子弹壳——它被我揣了八年，表面的锈迹像层黑壳，却依然硌手。我把它放在招娣的坟前，阳光透过云层照下来，锈壳泛着暗褐色的光，像滴凝固的血。

“爹，娘，招娣。”我跪下来，膝盖陷进新翻的土里，“我回来了。”

幸存者的重量

那天夜里，我们在李木匠家借宿。

李木匠的房子只剩半间，墙是用碎砖垒的，屋顶漏着天。他坐在门槛上，右腿的裤管空荡荡的——1940年，他被日军炮弹炸断了腿，现在只能靠拐杖走路。

“小宇。”他摸出个酒葫芦，“喝两口？”

酒是高粱酿的，辛辣得呛嗓子。李木匠喝了一口，咳嗽起来：“那年……你娘塞给我的半块灶糖，我揣在怀里，走了三个月……”

“我娘也给我塞过。”我把木匣放在腿上，“里面有块锅盔，是最后半块。”

李木匠抹了把脸：“你爹走的时候……攥着木工尺，说‘替我看路’……”

“我知道。”我把木工尺递过去，“您收着。”

李木匠没接。他盯着尺子上的刻度，突然笑了：“这尺子……比我的命金贵。”

夜很深了。远处传来狼嚎，混着李木匠的咳嗽声。小栓子裹着条破毯子，蜷在墙角打呼噜。

“小宇。”李木匠突然说，“明儿个……去村东头看看。”

“干啥？”

“日军留下的炮楼。”他的拐杖敲了敲地面，“咱村的账，得算清。”

我点点头。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村东头的炮楼里，还堆着日军抢来的粮食、农具，甚至有具没掩埋的尸体。

可更重要的是，炮楼的墙缝里，可能还嵌着子弹壳。

第二天清晨，我和小栓子去村东头。炮楼的砖墙上全是弹孔，像被蜂子蜇过的蜂窝。我们搬开堵在门口的木头，霉味扑面而来。

墙角堆着半袋糙米，袋子上印着“大日本军粮”。小栓子用刺刀挑开袋子，米里埋着个铁盒——是日军的铁皮饭盒，盒盖上刻着“昭和十二年”。

“宇儿。”小栓子把饭盒递给我，“打开。”

饭盒里装着张照片，是个穿和服的女人，怀里抱着个穿木屐的孩子。照片背面写着：“美代子，1940年春，卢沟桥。”

“这是……”

“日军翻译官的老婆孩子。”小栓子说，“听老人们说，翻译官死前喊‘我是良民’，被自己人打死了。”

我把照片放回饭盒，合上盖子。饭盒上沾着泥，却依然能照见人影——是个穿粗布衫的少年，抱着个穿蓝布衫的女孩。

“走吧。”小栓子扛起饭盒，“回村。”

村头的老槐树下，王阿公正往土地庙的残墙上贴红纸。红纸上写着“抗战胜利”，字迹歪歪扭扭。

“大叔！”我跑过去，“招娣的坟前……”

“我去了。”王阿公笑了笑，“给你娘留了块桂花糕。”

他的手背上全是老年斑，却把红纸贴得端端正正。风一吹，红纸“哗啦”响，像面小旗子。

傍晚，我坐在老槐树的树桩上，摸出怀里的子弹壳。它被我擦得发亮，表面的锈迹褪去些，露出“昭和十二年”的字样。

“招娣。”我轻声说，“等春天，我种向日葵。就在你的坟前，种一片。”

风从卢沟河方向吹来，带着水汽，混着新翻泥土的甜香。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是哪家的小娃在追蝴蝶。

我摸了摸裤兜里的木工尺——李木匠说要给我打个新桌子，刻上“周记木匠”。

我又摸了摸怀里的饭盒——小栓子说要拿到村公所，当战利品展览。

最后，我摸了摸胸口的红布包——里面是父母的牌位，还有招娣的照片。

“爹，娘，招娣。”我望着远处的山影，“我回来了。我会好好活着。”

山影里，升起第一颗星星。

它亮得像招娣的眼睛，像母亲的眼泪，像父亲的手掌。

像所有没熄灭的，希望。

来源：魔都斐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