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党中央的系列战略部署，揭示了廉洁文化与治理体系在乡村振兴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廉洁文化建设通过价值引领夯实治理根基，治理体系通过制度创新规范权力运行，

作者：付文科(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全面从严治党[清廉杭州]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党中央的系列战略部署，揭示了廉洁文化与治理体系在乡村振兴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廉洁文化建设通过价值引领夯实治理根基，治理体系通过制度创新规范权力运行，二者共同构成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文化铸魂”与“制度塑形”的治理范式。二者协同发力，推动治理重心从“问题纠治”转向“生态涵养”，以实现“善治”与“善俗”的良性互动。

廉洁文化护航乡村全面振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

乡村振兴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振兴，需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协同共进。廉洁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乡村治理的价值内核，也是推动治理效能提升的实践工具。

从价值理性维度看，廉洁文化所内蕴的“崇廉尚洁”价值范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等伦理体系具有深层的价值同源性。这种基于道德理性建构的价值共识机制，通过文化基因的赓续与伦理规范的代际传承，不仅为乡村共同体意识形塑提供规范性基础，还通过集体良知的价值调适功能，消解现代化进程中利益格局重构引发的社会信任机制结构性危机。

从工具理性维度看，廉洁文化通过制度化嵌入村规民约、党员教育等组织化载体，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建构起非正式规范与正式制度结构的耦合效应。这种治理技术的理性化设计，既依托仪式化实践的文化濡化机制重构集体认同，又借助科层化监督网络实施权力规约，在治理现代化转型中形塑出价值理性化的乡村治理生态，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兼具制度效能与道德合法性的双重保障。

这种双重理性的统一，体现在乡村振兴的多维实践中。在经济领域，廉洁文化通过规范农村重点工程项目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管理等环节，防范权力寻租，保障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在政治领域，廉洁文化通过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在文化领域，廉洁文化通过移风易俗、家风建设，培育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

廉洁文化激活乡村发展动能：资源配置与治理效能的双向提升

廉洁文化作为制度变迁的催化剂，通过重构乡村社会的合法性认知图式，在“差序格局”的关系网络中植入程序理性的价值锚点。这种文化治理机制驱动资源配置逻辑从基于人情网络的“特殊主义互惠”转向遵循制度规范的“普遍主义分配”。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更通过透明化、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增强了市场主体的信心，吸引社会资本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参与乡村建设。

治理效能的提升则体现在决策机制的优化上。廉洁文化倡导的民主监督、科学决策理念，推动乡村治理从“精英主导”向“多元共治” 转型。例如，廉洁文化通过完善基层监督体系，重点强化村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履职行为的规范约束；优化村级事务透明度与集体决策程序，拓展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协商的多元化途径；着力推进涉农领域作风整顿与职务违法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使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得到有效保障，决策失误率显著降低。这种治理效能的提升，反过来又为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实践支撑，形成“文化促效能、效能强文化”的良性循环。

廉洁文化重塑乡村治理秩序：制度刚性与文化柔性的协同治理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治理秩序的规范化、制度化。廉洁文化作为治理系统的价值操作系统，其作用在于通过文化认同强化制度执行的内在动力，使其从外部约束升华为内生自觉。这种“制度——文化”共生机制在乡村振兴中体现为双重建构：一方面，廉洁文化通过培育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增强村民对制度的认同感和遵守自觉性，减少制度执行中的“象征性服从”现象；另一方面，借助“制度文化化”策略，在治理架构中植入“廉洁基因”，将道德承诺转化为可操作的“行为清单”，使抽象价值通过“道德律令→制度约束→行为准则”的传导链具象化为日常治理实践。这种制度与文化协同治理的“双重正当性”，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强化可信承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形成制度权威与文化认同的良性互构循环。

这种协同治理逻辑，在基层权力监督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持续深化整治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开展对村巡察，细化完善新时代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范”，其深层逻辑在于通过监督下沉重塑乡村治理秩序。廉洁文化对乡村权力监督的促进作用体现为三重价值转化机制：首先，文化认知重塑如通过“村史道德叙事”等文化符号的仪式化展演，将抽象廉洁价值具象为村民的集体记忆与道德评判标准，形成对权力异化的文化免疫系统。其次，非正式约束建构如借助“道德红黑榜”等治理剧场，将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转化为动态监督网络，使道德压力转化为实质性的权力制衡力量。最后，廉洁实践通过积累社会信任所形成的声誉资本如“清廉村庄”品牌建设，能够有效降低监督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推动村民从被动监管对象向主动监督主体的角色转变。

当廉洁文化深度嵌入乡村治理肌理时，其与制度约束形成的“价值-规则”共振效应，既通过文化认同软化制度刚性执行阻力，又借助制度权威强化文化约束效力，建构起可持续的基层善治生态。

廉洁价值滋养乡风文明沃土：传统基因与现代文明的创造性转化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旗帜。乡风文明建设绝非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通过价值重构唤醒乡村社会的精神自觉，而廉洁价值的融入为乡风文明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一方面，在物质丰裕的当下，部分乡村出现的功利主义倾向、公共精神弱化等现象，折射出价值坐标的偏移。而廉洁文化通过重构“义利之辨”，在个体欲望与集体利益、短期收益与长远发展之间建立平衡。另一方面，传统乡村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洁资源，如家训族规中的“戒贪”“尚俭”思想，民间故事中的清官廉吏形象，这些文化基因经过创造性转化，能够成为培育新时代乡风文明的重要素材。又如，将传统“耕读传家”理念与现代廉洁教育相结合，既传承了文化根脉，又赋予其反腐倡廉的时代意义。

廉洁文化建设的系统性重构：治理生态与发展模式的深层变革

面对乡村振兴的复杂诉求，新时代乡村廉洁文化建设需突破单向度治理窠臼，构建“价值引领—制度保障—实践创新”的协同体系。在价值层面，需提炼农耕文明中的廉洁基因，将其转化为契合现代语境的话语体系，例如将“克己奉公”升华为公共责任意识；在制度层面，既要建立权力清单、监督问责等刚性约束，也要设计廉洁积分、信用激励等柔性机制，形成“底线约束+正向引导”的双重驱动；在实践层面，须打破“政府主导—被动接受”的单向传播，通过“院落党课”“田间议事”等参与式场景，激发群众的主体创造力。更重要的是，廉洁文化建设还必须与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度融合，加强农村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使党员干部既成为制度的执行者，更成为价值的传播者，在“言传”与“身教”的统一中重塑治理生态。

廉洁文化建设促进这种系统性重构的最终目标，不仅要解决当前存在的腐败问题，更要通过价值引领和制度创新的双重路径，推动乡村发展范式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的转型升级。如，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中的制度供给、政务服务和法治保障体系，能够有效吸引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向乡村集聚，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体制机制支撑。

廉洁文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精神根基，既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关键密钥，更是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能的核心引擎。当其渗透于土地流转的契约精神、固化为集体决策的透明程序、内化为村民生活的道德准则时，便转化为推动乡村发展的深层动能。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