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著名作家浩然的儿子梁秋川，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发现了父亲1996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守灵》，此文记述了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的作家浩然，为毛主席守灵时的所思、所见、所闻，既是珍贵的史料，也是感人肺腑的纪实散文。

著名作家浩然的儿子梁秋川，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发现了父亲1996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守灵》，此文记述了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的作家浩然，为毛主席守灵时的所思、所见、所闻，既是珍贵的史料，也是感人肺腑的纪实散文。

​浩然在日记里写道：我跟几位守灵者站列一排，被这千万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泪。时间久了，泪水流干，两腿两臂就如同触电般抽搐。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她被人架着，哭嚎着不肯离开，几乎被人抬出灵堂。我还看到了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倒能够掌握住自己，眼泪枯竭，神情呆滞。她们默默地站到灵床边，深深地鞠躬过后，就默默地凝视她们的父亲，片刻过后，又默默地离去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分秒时间，我想多看一眼毛主席，拿我的心跟他交谈……

​回想1956年冬夜的大街，浩然攥着刚出版的《喜鹊登枝》样书，在路灯下逐字校对。北风卷起煤渣拍打他的蓝布棉袄，他却浑然不觉。书页间"李二叔偷麦穗"的段落被他折了角，这是根据通县宋庄真实事件改编的。三个月后，宋庄合作社的会计特意找到他："你写得太实了，李老汉现在出门都低着头。"浩然沉默良久，在日记本上写下："真实比镰刀更锋利。"

​这种对真实的执念贯穿了整个创作生涯。在《艳阳天》第三卷修改时，他特意跑到密云水库工地，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四十天。有天深夜，他目睹两个青年为争工分在月光下扭打，突然顿悟了"斗争"在现实中的复杂样态。第二天，他在马连良争当饲养员的章节里，加上了"手心攥着热馒头，想起老家饿死的三叔"的心理描写。

​后来重写《金光大道》时，他特意回访了当年采风的滦县村庄。站在分田到户后的责任田边，看着曾经的生产队长、现在的承包大户张老汉，他忽然明白：土地还是那块土地，长出来的庄稼却不一样了。这种认知直接催生了高二林这个复杂人物——既支持包产到户，又偷偷保留父亲的长衫。

​小说出版后引发的争论超出预期。有人骂他"把问题简单化"，他翻出访谈记录："李老汉说土改时地主老财往井里投毒，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在研讨会上，他拍着桌子说："你们质疑的不是我，是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窗外的槐树沙沙作响，像无数未说完的故事。

​雷达在《重读浩然》中提到的"复杂性与代表性"，在《苍生》的创作中达到顶峰。1985年春天，浩然在河北固安农村住了四个月。有天傍晚，他看见村支书田耕蹲在麦地里拔野草，夕阳把老支书的影子拉得很长。这个画面让他想起1953年在通县采访的老模范，同样的姿势，同样的土地，却隔着三十年的风云。他忽然意识到，集体化记忆像地层里的化石，既真实存在又遥不可及。

​在《苍生》手稿第17章的修改批注中，浩然用红笔重重圈出"田耕偷藏长衫"的情节。编辑建议删除这个"不合时宜"的细节，他却在页边写道："这是历史的痕迹，不能擦。"这句话透露出他对那个时代的复杂情感。就像他书房里那台老式海鸥相机，既拍下过分田到户的热烈场面，也收藏着1958年食堂的黑白照片。

​1980年代初期，浩然参加作协组织的"文学创新座谈会"。会上青年作家激烈批判"十七年文学"的僵化模式，他坐在角落沉默不语。散会后，有人看见他在未名湖畔徘徊，手里攥着本泛黄的《艳阳天》。月光下，他的影子与岸边垂柳重叠，仿佛跨越时空的对话。第二天，他在创作笔记中写道："我们要像保管种子那样，保存那些真诚的记忆。"

​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中，浩然拒绝将作品改编为电视剧。他在给编辑的信中写道："我的人物是长在土地里的庄稼，不是大棚里的观赏花。"这种坚持让他的创作在商业化浪潮中显得格格不入，却也保留了最本真的乡土气息。就像他书房里的那盆文竹，始终向着窗外的阳光生长，不管风向如何变化。

​2008年最后一次回乡，浩然蹲在老屋墙根抽旱烟。看着推土机碾过童年玩耍的土坡，他突然明白：自己笔下的土地，终究成了时代的注脚。烟灰落在《艳阳天》扉页上，那里印着1956年的麦穗图案，金粉在阳光下闪烁，像未熄灭的火星。这种对土地的深情，让他的创作永远带着泥土的芬芳，即使在最现代化的都市里，也能闻到那片红高粱的气息。

来源：一个人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