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器·归来——海外遗金集萃专场

摘要：何谓吉金？其自崇山峻岭、地表深处而来，到了能工巧匠手中，投身于熔炉，在烈火中涅槃，塑造出不同的质感与外在，这便是上古吉金，今人所谓之青铜。

何谓吉金？其自崇山峻岭、地表深处而来，到了能工巧匠手中，投身于熔炉，在烈火中涅槃，塑造出不同的质感与外在，这便是上古吉金，今人所谓之青铜。

何谓宗器？即是宗彝之器。所谓宗彝，即「宗庙之器」，亦即今日之青铜器，更是宗庙之礼中最为固定而显要的礼器。而礼器分宗器与乐器两种，宗器又分酒彝与（将鼎）彝两种，下又细分旅器与奠器，其中奠器为宗庙内不动之器，旅器则为军旅外出所用之祭器。

《荀子·礼论》曰：「秩序即礼的基本精神，和谐即乐的基本精神。」吾人之人文先祖，正是以天地之序与和为根本与准则，行其所宜，创造了社会之模式—礼乐社会与礼乐生活。宗庙之用具及盛装之器，必为特定之物。

青铜彝器，初成之时，称为吉金，耀眼夺目；千年光阴，使其翠衣裹身，化作青铜，沉静肃穆。王者之威，仍森森然，巍巍而至。格物致知，推究其因，商崇质，周尚文，其制器亦然。此承华夏之根脉，千年继之，勃勃而不衰。

何谓归来？「宗器·归来——海外遗金集萃专场」专注于高古青铜艺术。以对中华传统文化之深刻理解，严苛独到之审美判断，匠心独具地将百余年前流散海外之吉金纳致麾下。时光荏苒数载，此情无一刻逸豫。

吉金之优雅形态，精细纹饰，温润光泽，质朴本色，皆然如此。彝器虽冰冷，然遇慧眼明眸者，识其美之时，器则动情而重生。藏，乃青铜礼器之必然属性，而藏者，无言相伴，久长相视，则为话不尽之情缘，绵绵无期，温暖岁月。

暮春之初，中国嘉德（香港）「宗器·归来——海外遗金集萃专场」悉心甄选近乎完美之上品佳器。不仅涵盖流散欧美、极具艺术价值之三代精美古器，亦有香港及台湾仕绅藏家之珍品，同时网罗日本京都家族传世之战汉顶级错金错银镶嵌等特殊工艺之佳器。年代上至商周，下至汉唐，涵盖酒器、食器等各式器物，以详实学术资料为背景，架构一场青铜盛宴，以飨众友，共享其乐！

Lot 1260

神面纹三牺折肩尊

尺寸：高34厘米，直径24厘米，重5188克

HKD: 3,200,000-3,500,000

来源：

日本京都神宫寺家族旧藏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井中伟撰文

这件铜尊系日本京都神宫寺家族旧藏，圆体造型，敞口，侈沿，方唇，束颈，折肩，口径略大于肩径，深腹，腹壁微弧且向底部内收，缓平底，高圈足。口沿光素无纹，颈部偏下有三道凸弦纹。肩部饰以三组兽面纹构成的单层花纹带，三条纵向的卷云形扉棱恰作兽面鼻梁，每两组兽面纹连接处再饰浅浮雕兽首，兽首双角外展，臣字形双目，圆睛突出，额鼻中正，宽吻饰卷云纹，近似牛头形，这样三个牛头纹和三条扉棱均匀交叉将肩部纹饰六等分。

腹部偏上饰一周由六个单目双身夔纹组成的窄幅单层花纹条带，中部饰由三个大兽面纹组成的宽幅单层花纹带，每个大兽面纹两侧各有一个小夔纹饰边，平底，高圈足，上部光素有二道凸弦纹和三个等分且与牛头纹上下对应的十字形镂孔，下部饰由三个小兽面纹组成的窄幅单层花纹带，每个小兽面纹两侧亦有小夔纹饰边，腹中上部的三条卷云形扉棱不仅与肩部扉棱上下呼应，更将腹部纹饰三等分，腹部偏下素面无纹。圈足上部饰一周凸弦纹，被三个宽十字形镂孔等分间断，下部饰三个兽面纹。肩部、腹部与圈足上的兽面纹带上、中、下对应，分范痕迹清晰。底部外侧亦可见斜向交错的菱形加强筋铸造痕迹。该器通高34厘米，口径24厘米，圈足直径15厘米。

先秦经籍所载之「尊」乃是盛酒醴以献祭之器的统称，见《周礼·春官·司尊彜》。以尊作为具体器类名称，大概始于北宋元祐年间吕大临的《考古图》。由宋徽宗敕撰、王黼所着的《宣和博古图》虽沿用这一定名，但仍未给予论证和说明。王国维指出「『尊』有大共名之『尊』（礼器全部），有小共名之『尊』（壶、罍等总称），又有专名之『尊』（盛酒器之侈口者）」[1] 。

其实，金文中泛指酒、食器等礼器的「尊彜」或「宝尊彜」属于偏正结构词语，「尊」在此仅用以修饰或限定「彜」，与「宝」字相类。「尊」之专名，是一种分类学上的概念，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但也并非绝对。从形态上看，铜尊可分三大类：有肩尊、无肩尊和鸟兽形尊。其中有肩尊又有圆体和方体之别，流行于商代早期晚段至西周中期。无肩尊一般作圆体觚形，在中原地区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而在汉淮流域和江南地区春秋时期仍有存在。鸟兽形尊造型多样，栩栩如生，自晚商持续到汉代，艺术观赏价值很高。

京都神宫寺家族旧藏的这件铜尊属于有肩圆体尊，广肩微鼓，腹部较深，腹壁弧收，圈足较高且外撇，十字形镂孔宽圆，纹饰线条细密且无地纹，颇有二里岗上层偏晚时期的特征，但是，其肩、腹部已出现卷云形扉棱。如此造型特点和装饰风格，明显晚于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坑发现的两件铜尊[2] （图一），而与1954年郑州人民公园发现铜尊[3] 、1974年河南灵宝东桥发现铜尊[4] （图二）以及安阳小屯三三一号墓发现铜尊（R2071）[5] 非常相似，唯因腹部较深而显得体态瘦高。据岳洪彬研究，安阳小屯三三一号墓属于殷墟青铜器第二期早段，年代相当于商王武丁早期[6] 。由此综合判断，这件藏品的成器年代当不晚于殷墟二期早段，定在商代中期偏晚阶段是比较稳妥的。

图一：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铜尊

左：H1:3，通高37、口径32厘米，重10.5千克

右：H1:4，通高30.5、口径28厘米，重7.1千克现藏郑州市博物馆

图二：商代中期晚段的大口折肩尊

左：1954年郑州人民公园发现铜尊，通高24.9、口径22.7厘米现藏河南省博物院

右：1974年灵宝东桥发现铜尊，通高29.5、口径30厘米现藏灵宝县文化馆

大口有肩铜尊是商代重要的盛贮酒器之一，器体三分明显，上部为喇叭形口，长束颈；中部为广折肩，腹部粗硕而鼓张；下部为高圈足略外撇。除饰有富丽繁缛的花纹外，肩部还常饰浅浮雕兽首，兽首造型以牛首为主，也有龙首、羊首、鸟首等，个别则无兽首。兽首通常于圆体尊上设置三个，等分折肩圆周，也有二个或四个对称分布于方体尊折肩上的。这种铜尊个体大小不一，一般为年代早的个体小些，通高不超过四十厘米，以二三十厘米最为常见；年代晚些的个体大，通高多在四五十厘米[7]。目前所见，商代大口折肩兽首铜尊在河南郑州、安阳殷墟、安徽阜南、六安、陜西城固、湖北江陵、枣阳、湖南岳阳、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均有发现[8]，年代从二里岗上层时期至殷墟晚期，表明这类铜尊主要流行于商代中晚期。

值得一提的是，《收藏家》2003年第4期封面刊登1件商代中期的饕餮纹三牛尊（图三），其肩部无扉棱，器体造型与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铜尊非常相似。据考证，20世纪30年代，安徽阜南县朱砦镇村民张殿春在润河捕鱼时打捞出十三件青铜器，其中就包括这件饕餮纹三牛尊。当地官绅得知后将这批青铜器拿走，后来这件铜尊流落东瀛，被日本企业家千石唯司氏收藏，曾在日本大阪展览过，并出版《中国王朝之粹》图录，引起很大轰动[9]。无独有偶，1957年6月的一天，阜南县朱砦镇村民徐廷兰在润河捕鱼时又打捞出包括龙虎纹尊、兽面纹尊、斝、觚、爵在内的八件商代青铜器，其中兽面纹尊[10]与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品[11]颇为相似，肩部也有三个卷云形扉棱，仅器体尺寸略大而已（图四）。

近年来，考古人员在润河流经的阜南县朱砦镇台家寺遗址发掘出完整的方形围沟、大型建筑、铸铜作坊、奠基坑、祭祀坑、贵族墓葬等商代重要遗迹，其年代自早商晚期延续至晚商早期，遗存性质属于商文化系统，这里应是商王朝设在东南方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12]。据研究，上述阜南铜器的年代应属于洹北花园庄晚期[13]，也即商代中期晚段。由此或可推测，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牛首兽面纹尊」当初也很可能出自安徽阜南县台家寺一带。

图三：20世纪30年代安徽阜南发现的饕餮纹三牛尊

图四：商代中期晚段的大口折肩尊

左：1957年阜南月牙河发现，通高47、口径39.3厘米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右：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品，通高39.8、口径35厘米

总之，日本京都神宫寺家族旧藏的这件大口折肩兽首铜尊造型端庄和谐，纹饰富丽谨严，铸造工艺精良，堪称商代中期铜尊的上乘佳作，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和收藏价值，是研究中国早期青铜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1] 王国维：《说彜》，《观堂集林》，中华书局，2004年。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6～94页。

[3]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夏商1）》，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一一四器。

[4] 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县文化馆：《河南灵宝发现一批商代青铜器》，《考古》1979年第1期。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夏商1）》，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一一三器。

[5] 李济：《记小屯发现之青铜器》（上篇），《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

[6] 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80～182页。

[7]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夏商1）》，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一〇五至一二〇器。

[8] 施劲松：《论我国南方发现的商代青铜大口尊》，《文物》1998年第10期。

[9] 唐小萍、赵榆：《阜南多重器润河出瑞宝商代中期饕餮纹三牛尊考》，《收藏家》2007年第2期。

[10] 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的殷商时代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1期。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夏商1）》，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一一五器。

[11]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藏文物丛书：青铜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〇四二器。

[12] 陈冰白、何晓琳：《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发现高等级聚落》，《中国文物报》2017年4月28日第8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等：《安徽阜南县台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6期。

[13] 孙卓：《江淮地区中商时期的青铜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12期。

Lot 1242

兽面纹花脊铜尊

尺寸：高24.5厘米，直径20.5厘米

HKD: 750,000-830,000

来源：

阿奇尔·佩雷蒂（1911-1983年）先生旧藏

法国巴黎奥古特

阿奇尔·佩雷蒂先生（1911-1983年）为20世纪叱咤世界的风云人物，是法国著名政治家、伟大的抵抗运动战士、戴高乐将军亲密战友、法国国民议会主席。他担任塞纳河畔讷伊市市长长达三十六年，对20世纪的法国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尊早年流散海外，后来为法国阿奇尔·佩雷蒂先生所得。

Lot 1250

虎衔环耳连盖壶一对

尺寸：通高32.5厘米，宽19厘米

HKD: 350,000-390,000

来源：

香港金才记（T. Y. King）旧藏

瑞士玫茵堂旧藏

出版：

《玫茵堂藏中国铜器》，汪涛，伦敦，2009 年，页100-101，编号45

《玫茵堂藏中国铜器》，卷一附录，戴克成，香港，2013 年，页77，编号45

《中国古代青铜礼器》，戴克成：香港，2013 年，页50-51，编号16

展览：

典雅艺博，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2013年10月4日至7日

《玫茵堂藏中国铜器》

《玫茵堂藏中国铜器》，卷一附录

《中国古代青铜礼器》

Lot 1254

兽面纹爵杯配镂空龙纹醴柶

尺寸：爵高19.3厘米，宽16厘米；醴柶长16.5厘米，宽4.2厘米

HKD: 550,000-610,000

来源：

台湾王氏私人旧藏

顶视图

Lot 1239

错银云气纹铜对奁

尺寸：通高4.2厘米，宽3.7厘米

HKD: 50,000-55,000

来源：

欧洲重要私人收藏

巴黎佳士得

戴克成，伦敦，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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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展开图

顶视图

Lot 1246

鎏银錾花错金银铜盒

尺寸：高5厘米，宽8.5厘米

HKD: 50,000-55,000

来源：

香港苏富比

香港藏家旧藏

Lot 1253

错银变样兽菱形涡龙纹铜壶

铭文：「大九厢」

尺寸：高31厘米，宽32厘米

HKD: 2,800,000-3,100,000

来源：

日本京都神宫寺家族旧藏

此件艺术品来源于日本京都神宫寺家族的（Jingguji family old collection, Kyoto, Japan）百年传承秘藏，与京都川合定治郞氏重要旧藏（formerly in the family collection of Kawai Sadajiro, Kyoto）错银带盖簋（附图一）以及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50.46.112错银壶（附图二）在昭和时代初期均全部来源于法国巴黎卢芹斋。（C. T. Loo collection, Paris）一共四器，其中一件错银鼎不知所踪（附图三）后分散至世界各地美术馆或重要私人藏家收藏。目前为止，四件器物中近百年来仅见此一器释出。

附图一：京都川合定治郞氏旧藏

附图二：错银壶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

附图三：汉错银变样兽菱形涡龙纹壶

巴黎卢氏搜集品《欧米搜储支那古铜精华》

此器底部刻三字铭文「大九厢」（附图四），笔画刻画流畅，字口外宽内窄，字体舒展苍劲有力。据《周礼·天官》「九廪九厢」记载「掌九府货贿，以共邦之财用」，郑玄注：「九府者，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职内、职岁、职币、职金」。

铭文：「大九厢」

「九厢」为仿周制而设的库藏体系，但具体职能存在差异。「大九厢」为战国王室私库标识，为九府制度中的东北方位库廪，主管礼器吉金贮藏。「大九厢」铭文不仅是一个库藏标识，更是译码战国官僚制度与物质文明的金钥。其背后隐藏着从器用管理到空间规划的完整体系，甚至影响秦汉少府制度达三百年之久。未来研究需结合更多封泥、简牍与器物群，方能完全复原这套早于《周礼》记载的实践性管理制度。

器物上虽只錾刻铭文三个字「大九厢」，但对于历史与考古研究有极大帮助，尤其从字形、书写风格出发都能与考古材料对应。关于战国时代或以前的文字研究，我们知道王国维在《桐乡徐氏印谱序》里面总结：「石刻若《诅楚文》（宋王厚之考爲秦惠王后十二年作），皆秦未并天下时所作，其文字之什九与篆文同，其什一与籀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较之六国文字爲近。余曩作《史籀篇疏证序》谓『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即以此也。世人见六国文字上与殷周古文、中与秦文、下与小篆不合，遂疑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诸文字并自爲一体，与六国通行文字不同。」

因为战国时代东方各国分裂兼并，六国文字形态与商周时代差异巨大，唯有秦国文字尚存商周籀文风格。以1976年陕西凤翔县南秦公一号石磬文字为参考对象，所发现残损石磬碎片众多，石磬上刻有文字，经拼缀后从缀合的铭文观察，可见字形修长，与西周金文风格相近。秦国为周代早期封国之一，地处西陲，与其他诸侯国交流较少，因此能够在变化急剧的春秋战国时代仍然保存周室文化传统。以本件器物铭文与秦公石磬对比，能够清楚见到字形风格保留西周金文线条修长，且转折流丽的特色，以此可以断定本件器物铭文和东周王室有直接关系。

此器的错金银工艺是中国古代金属装饰的精工技法之一，它是延续中国青铜时代的一项精细工艺。它是源自于绘画的灵感，以青铜作为载体和基本背景，以金银体代替画料，从而实现在青铜器物上「绘」出精美华丽的图案效果。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重要装饰工艺之一。金和银不仅是贵重金属，还具有较好的延展性，可以制成极薄的箔或拔成极细的丝。

古代工匠利用它们优异的延展性，用来装饰器物。战汉错金银工艺流程：先设计器型，然后分范法铸造成型器物，器物成型后抛光打磨，后再在器表设计纹样图案、精细的纹饰，雕刻前需在器表用墨笔绘成纹样，然后根据纹样，先在铜胎上錾刻浅槽，在凹槽的底部凿出糙面，以利结合，然后将预制的金银片或金银线加热，以易于变形，用刀具或玛瑙、玉石制成的压子将丝或片嵌压入槽内，金丝或金片镶嵌完毕，铜器的表面并不平整，必须用错石磨错，用细错石或磨炭逐次加水错磨，再用皮革、粗织物等细致抛光磨错。

使金丝或金片与铜器表面自然平滑，以达到严丝合缝的状态。错金银工艺大多同时用于纹饰装饰上，使青铜器更加绚丽多彩，构图虚实相间，富有动感。这种工艺到战国及秦汉时期达到鼎盛状态。由于其制作的工艺极其复杂，又要结合商周的范铸法，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方能达成。因此多用于小件器物如车马器、装饰品、日用品，用在青铜礼器上是极其罕见，存世量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