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赛纶之死背后的性同意争议

摘要：韩国女星金赛纶在2025年2月16日自杀。10岁成名，15岁恋爱，24岁离世，金赛纶之死并非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在“自由恋爱”的伪装下，遭遇的一场由不平等关系、资本与舆论构成的层层绞杀。金赛纶15岁时与27岁韩国男星金秀贤的关系成为舆论中心，背后是持续多年的全

韩国女星金赛纶在2025年2月16日自杀。10岁成名，15岁恋爱，24岁离世，金赛纶之死并非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在“自由恋爱”的伪装下，遭遇的一场由不平等关系、资本与舆论构成的层层绞杀。金赛纶15岁时与27岁韩国男星金秀贤的关系成为舆论中心，背后是持续多年的全球性同意年龄争议问题。

未成年人的性同意是否是一个伪命题？性剥削是否正假借“同意”之名为加害者带来豁免？不平等权力下的“自由恋爱”是否正成为罪恶的借口？

15岁恋爱，24岁离世

2025年2月16日，24岁的韩国女星金赛纶在家自杀身亡。当好友到访其住处时，发现金赛纶已停止呼吸，确认离世。同一天，韩国知名男星金秀贤迎来37岁生日。社交平台上，金秀贤晒出的庆生照中，来自粉丝的礼物堆满整个房间。

舆论并未强调两者间的关联。直到3月10日，韩国娱乐自媒体账号“横竖研究所”爆料称，金秀贤与金赛纶曾交往6年。恋情从2015年11月，金赛纶15岁时开始，持续至2021年7月结束。

消息曝光后，金赛纶的家属公开发言提供了更多证据，并披露了金赛纶的遗物和书信。更有消息指出27岁的金秀贤曾与15岁的金赛纶同居。在各方发声与追踪下，这段曾遭到金秀贤否认的恋情，逐渐得到证实。

金赛纶出生于2000年，金秀贤出生于1988年。12岁的年龄差下，“金秀贤是恋童癖”的舆论开始在网上发酵。越来越多线索浮出水面，也将金赛纶去世的悲剧引向更复杂的真相。与此同时，大众舆论中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

3月12日，一则来自韩国的帖子——“不懂金秀贤做错了什么的韩男们”——登上了中文媒体热搜。帖子中充斥着为金秀贤叫屈的网友：“和未成年人谈恋爱真的违法吗？不太懂啊”“谈了恋爱那就是金秀贤的错吗？就算是和未成年人金赛纶谈恋爱，法律上也没有明确的惩罚规定”。许多人将悲剧归结于金赛纶“自己的选择”，称“不应该把金秀贤也拖下水”。

以上种种说辞都表达着类似的意思：金赛纶与金秀贤的恋爱，是基于双方“同意”之下的自由选择。然而更多人对这种“同意”提出质疑：在悬殊的年龄和社会地位下，一个15岁女孩的“同意”是否奏效？

金赛纶2013年时的剧照

时间回到这场畸恋之前。金赛纶自小以童星身份出道，曾与金裕贞、金所泫并称为韩国童星界的“三金”，并获得“最美童星”的美誉。2010年，年仅10岁的金赛纶就凭电影《大叔》获得韩国电影奖的最佳新人奖项，一举成名。2014年，借由电影《道熙呀》，金赛纶踏上戛纳影展红毯。

那时的金赛纶，有着充满希望的未来。一切在她步入和金秀贤的关系后戛然而止。《广州日报》在2014年发布一篇文章曾指出，金秀贤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的择偶标准是，“她要愿意为我而死、只能想着我一个人，不能妨碍我工作，但在我需要的时候，一定要在我身边。”

从发言中可以看出，金秀贤的理想伴侣是以他为中心的附属存在。与此不谋而合，从2015年与金秀贤交往后，金赛纶的演艺事业逐渐走上下坡路。

2019年，金赛纶和原公司的合约到期。根据“横竖研究所”披露的金赛纶社交账号里一篇尚未发出的草稿，生前的金赛纶在长文里写道：“没怎么认真看合约就火速签到了金秀贤创立的Gold Medalist经纪公司。”文中还提到，公司不仅让她无偿给新人做演技培训，而且还让她以“金钱借贷”的形式签了续约书。

从情感剥削到无偿劳动，与Gold Medalist的签约更加扩充了金秀贤在金赛纶身上可以施展的权力边界。在精神世界之外，此时的金秀贤甚至可以进一步掌控金赛纶的经济和事业。

2022年5月18日，金赛纶酒驾撞到变电箱后逃逸，引起负面舆论。许多商务代言和影视剧团队纷纷和金赛纶解约，并要求其支付违约金。再加上酒驾赔偿，金赛纶背负上了7亿韩元（约372万人民币）的债务。

当金赛纶深陷经济危机时，金秀贤为金赛纶垫付了赔偿金，却设定了一年零一个月的还款期限，远低于类似债务通常的三年偿还期。

大规模的持续性网暴，令金赛纶迟迟无法重启演艺工作。但作为经济公司的Gold Medalist，并没有履行其经纪公司的职责，为金赛纶扫清负面舆情，反而选择切割，最终不再与金赛纶续约。

职业生涯中断的金赛纶，后被发现在咖啡馆打工为生，以偿还债务。在知道金赛纶生存困难的情况下，2024年3月，Gold Medalist仍给金赛纶发去了催债书，并威胁将起诉金赛纶。

金秀贤公司给金赛纶发的讨债文书

收到催债书后，金赛纶曾数次尝试联系金秀贤。金秀贤并未回复消息，还将金赛纶的短信和电话号码截图一并泄露给了媒体。随后，金赛纶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两人的贴脸照，试图引起金秀贤的注意，换取对方的主动联系。

这一举动，让金赛纶遭到了网友们的新一轮辱骂。当时，正值金秀贤新剧《眼泪女王》热播之际。金赛纶的做法被指责为“蹭热度”。面对对两人关系的猜测，金秀贤方发声否认恋情，并且为金赛纶贴上了“说谎”和“精神失常”的标签。

丑闻、网暴、债务、背叛，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一同压在金赛纶身上，最终，她在金秀贤生日当天自杀。

恋情败露后，金秀贤终于承认了这段关系。但面对交往时间、赔偿、催债等基于金赛纶家属披露的说法，金秀贤再次否认，就像他曾否认恋情时做的那样。

许多网友认为，从未来可期的童星到走向陨落，这场跨越十年的畸恋揭示了在权力不对等关系下，一位天才女星如何被盘剥殆尽直至死亡，也有人认为这一切都是金赛纶的自由选择。

一个女孩是否要为自己15岁时的“自由意志”付出生命的代价？15岁时的性同意是否有效？围绕金秀贤与金赛纶的关系，关于性同意问题的争议也就此展开。

失效的同意

与金秀贤交往时，金赛纶仅15岁，而对方却是刚因《来自星星的你》一炮而红的27岁国际明星。金赛纶的姨妈在采访中透露，面对金秀贤的追求时，还是中学生的金赛纶曾犹豫不决，并告诫他“不要玩弄我”。

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年龄，金秀贤和金赛纶都处在显然的不平等关系中。这样的“同意”往往是在盲目崇拜或社会期望下产生的，并非真正的自由选择。

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法律学者凯瑟琳 · 麦金侬，曾在20世纪80年代对“性同意”一词进行过本质批判。麦金侬提出，在传统法律和社会中，关于性同意的定义是由父权制塑造的。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她认为很多情况下女性的性同意是被“建构出来的“，并非出于她们真正的自由意志。

在此基础上，麦金侬提出一条振聋发聩的观点：在性别权力不平等的社会中，“性同意”本质就是一个伪命题，女性无法实现真正的“性同意”。

麦金侬的理论推动了司法的完善。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上设立了“性同意年龄”。它指的是法律规定的个人可自主决定发生性行为的最低年龄。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如果与低于此年龄的人进行性行为，不论此人是否表达同意，其性伴侣都视为犯罪者。也就是说，低于性同意年龄的“同意”不具有法律效力。

然而，法律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终归具有滞后性。2020年3月，韩国曝光了震惊全球的“N号房事件”。一位名为赵周彬的男子通过加密社交平台建立了多个聊天室，并通过会员制的方式向聊天室成员售卖女性的裸照、性视频。

这些被虚假约会广告、欺骗和威胁等手段诱骗进聊天室的女孩，大多是未成年人。操纵之下，她们在群聊中被迫拍摄裸照或进行性行为，部分视频和照片则被用于在聊天室中出售。有些女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和剥削。

这起大规模性犯罪案被曝光后，引发韩国社会的震怒，推动律法改革：在“N号房事件”之前，韩国的性同意年龄为13岁。事件曝光后，韩国政府重新审视了这一标准，并将性同意年龄提高到了15岁。

“N号房事件”共犯的公开照

关于性同意年龄的标准，在我国也引发过讨论。

2020年4月，烟台上市公司高管鲍毓明的养女，在网络上揭露了鲍毓明的性侵行为。受害者表示，自2016年起，她便和“养父”鲍毓明一起生活，3年时间里遭到多次性侵，“第一次被性侵时刚满14周岁”。但事件发酵后，鲍毓明却提供聊天记录等证据，以证明两人是恋爱关系，称性行为是对方“自愿”的行为。

“鲍毓明性侵养女案”发酵后，在社会各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性同意年龄的讨论。我国的性同意年龄是14岁。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儿童保护官员苏文颖，在接受《财经》采访的过程中曾表示：“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14岁的孩子就具备了认识和接受‘性’的过程和结果的能力，特别是当前各种网络信息良莠不分，网络社交又让孩子能接触到的人群范围大大扩展，14岁时就能基于自由和理性的判断作出性同意值得怀疑。”

在国外的立法中，许多国家或地区性同意年龄均高于14岁。如俄罗斯、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的性同意年龄都是16岁。美国的一些州性同意年龄达到18岁。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也于2020年5月14日提交议案，建议提高未成年人性同意年龄从14岁上调至16岁，并尤其指出不平等关系中的特殊性。

朱列玉表示，《刑法》规定奸淫14岁以下幼女的，无论幼女是被强迫还是自愿，一律以强奸罪论处，因为幼女没有性同意能力。但司法实践中的被害人若处于14到18岁，与犯罪人又有监护、师生、管理等特殊关系时，犯罪人常以对方同意为由辩护。

基于此，朱列玉建议将有监护、师生、管理等关系者的性同意年龄改为18岁；对男女年龄差不超过5岁的恋爱对象，性同意年龄仍保持14岁；而对其他一般情况，性同意年龄提高至16岁。

以自由为名的屠杀

以自由为名实施的暴行，往往隐藏着更深重的罪恶。

台湾作家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详细叙述了中学女生房思琪与语文老师的一段畸形关系，后在书籍出版后的2017年4月27日自杀。

林奕含在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说道：“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其原因正在于这类“房思琪式”案件的隐秘和不易察觉性。

“自由”成为施害者为欲望开脱的借口。他们利用受害者涉世未深的无知，轻易便能编织出一个铺满鲜花和蜜糖的圈套。而当受害者发现不对劲时，她们往往已深受其害，难以自救。

基于未成年人的性同意发展出的关系，是“自由”还是“犯罪”？此类辩论，在历史上也留有先例。

1977年，法国《世界报》刊登了一封名为《关于一场庭审》的公开信，呼吁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无罪化。此举是为了反对法国当局监禁三名与十三四岁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男子。许多知名知识分子、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和作家纷纷联名支持，在公开信上签名，其中包括左派代表人物波伏娃和萨特。

“仅仅是为了调查一个如此简单的‘道德’事件，就将他们在判决前羁押如此之久，更何况那些孩子并没有受到丝毫暴力的侵犯，恰恰相反，他们还特意向预审法官强调了自己是同意的（然而当前的司法系统并不承认他们的同意是有效的），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已然十分恶劣”，信中如是写道。

20世纪70年代，性解放思潮在法国席卷。以道德解放和性革命之名，当时的人们发声捍卫享受身体愉悦的权利，将禁止青少年性行为视为社会压迫。反抗欲望禁锢、反抗压迫成为当时的法国社会主旋律。

在令人眩晕的自由和激进的社会思潮前，对青少年的保护却被遗忘在角落。三十年后，曾刊登这些争议内容的媒体开始反思，辩解称自己只是“时代的映射”，而那些曾签署请愿书的人，大多对此表达了悔意。

但迟来的道歉，无法抹去铸下的伤害。

在亲历了那个时代后，法国作家瓦内莎·斯普林格拉以自身遭遇为原型，撰写了《同意》一书。书中记录了瓦内莎在14岁时，与年近50岁的法国著名作家加布里埃尔之间的畸形关系。这段关系看似是建立在自由恋爱之上，但瓦内莎在多年后才意识到，这其实是权力不对等下的操控与剥削。

瓦内莎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父亲长期缺席，母亲疏于陪伴。缺乏关爱的她，内心极度渴望被关注和认同，只能靠阅读文学作品自我慰藉。

这样的成长背景，几乎和金赛纶如出一辙。早在出道前，父母离异的金赛纶就频繁参加各种儿童节目和杂志拍摄，来养活患有抑郁症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年幼、早熟、缺爱、渴望被人关注，这些特质为加布里埃尔和金秀贤创造了绝妙的捕食条件。

14岁那年，瓦内莎结识了法国文坛的名人 —— 年近50岁的加布里埃尔。对方将她奉为创作缪斯，以文字为武器，将对未成年人的“爱”浪漫化，并引导瓦内莎陷入这段精心编制的“恋爱”陷阱。“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有权利和自由去爱任何她想爱的人。我很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更何况，我的存在能够成就艺术。”回溯年少时自己的想法，瓦内莎在书中写道。

成年后的瓦内莎开始反思这一切。在书中，瓦内莎详细记录了加布里埃尔如何利用年龄、社会地位和文化影响力等优势，重新塑造了她的成长。在加布里埃尔的侵占下，瓦内莎失去了她的时间、学业、朋友圈，在本该上课和参加同龄人社交活动的年纪，整天栖居在加布里埃尔的小屋内。

在此期间，加布里埃尔还不断用言语对瓦内莎实施精神控制。得益于悬殊的智识力量，他轻而易举地让瓦内莎成了自己思想上的奴隶。面对这一切，当时的法国社会选择保持沉默，在“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将这种关系视为“个体自由”的体现。

掠夺几乎是全方位的。在这段不平等关系中，加布里埃尔还用自己的文学才能，阻隔了瓦内莎继续发展自己的写作天赋。他为瓦内莎代笔，完成写作作业，在尚未丰满时便折去对方的羽翼，让她只能依附于自己生存。“就这样，剥夺开始了，并且是在越来越多的其他事情上。自此之后，G再也没对我的作文产生过兴趣，既不鼓励我写作，也不鼓励我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路。作家，他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