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投降矣！”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五个醒目大字，为中华民族14年的血火征途刻下胜利丰碑。同年9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日本投降矣！”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五个醒目大字，为中华民族14年的血火征途刻下胜利丰碑。同年9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202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行至今日的宝山路499弄口，目光掠过晾晒着彩衣的阳台、街上蹦跳的孩童、不同业态的商铺，这里好像是一处再普通不过的居民区，清晨有上班族匆匆的脚步，夜晚有归家者点亮的窗灯，祥和，宁静。

商务印书馆旧址，如今是居民区。劳动报记者李美慧摄影

然而，我们能从脚下刻满历史记忆的金属嵌板和沿街随处可见的纪念设计，一窥这里的不平凡。这片充满烟火气的居民区，正是曾承载中国近代文化荣光的商务印书馆旧址。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硝烟里，日军的炸弹将这里炸成火海，文化瑰宝在烈焰中焚尽，上万民众惨遭屠戮。原宝山路东宝兴路口的坐标，静静锚定着今昔两个时空，那是一段不容忘却的血泪回忆。

宝山路上崛起“文化宝山”

想要真正读懂这片土地的厚重，不能不回溯商务印书馆曾经的辉煌。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建。1904年，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购地5万余平方米，兴建商务印书馆总馆和编译所。1907年，新馆建成，后设总务处印刷所、4个印刷厂、库房、尚公小学、疗病房、员工宿合等，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印刷企业和重要文化教育事业单位，印刷出版了大量进步书籍、杂志。

1919年五四运动后，商务印书馆积极推动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不仅旗下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大力革新，“北京大学丛书”等新著也陆续问世。商务印书馆还积极支持马克思主义译作的出版和发行，《东方文库》刊有范寿康、施存统等翻译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

商务印书馆红色主题教育基地中，展出了商务印书馆旧日建筑模型。劳动报记者李美慧摄影

就在总厂街对面，是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图书馆，于1924年落成，藏书最多时达46.3万余册。其中，中文图书26.8万册，包含善本古籍近5万册；外文图书8万册；地方志2千多种2万多册，占全国地方志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还藏有5万多张照片、地图、图表和绘画；海内外孤本和珍本多达574种5千余册，还有不少中外报章杂志。

东方图书馆收藏之浩瀚、精粹，在当时中国乃至亚洲都名列第一。自1926年起，东方图书馆每日下午定时对外开放，年接待读者3万多人，极大启迪了民智。这两处精神宝库，可谓是全国人民的“文化宝山”。

“世界文化史上莫大浩劫”

变故发生在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进犯淞沪。当时报纸记载，日军于晚上11时许突然进攻闸北，十九路军为自卫奋起抵抗。日军没能得逞，就从29日凌晨4时许开始起飞多架飞机，在闸北上空盘旋示威。10时许，多架日军飞机接连向商务印书馆总厂投下六枚炸弹，第一枚炸中印刷部，第二枚炸中仓库，马上就爆炸起火。救火车因在战区无法施救，只能任由火势蔓延。日军还在继续投弹，最后整个总厂都陷在火海里，浓烟弥漫天空。当天下午3时许，总厂彻底被烧毁，直到5时左右火势都没完全熄灭。

1932年2月1日，又有几名日本浪人突闯东方图书馆，疯狂纵火。起火时，“火势燎原，纸灰飞扬，烟火冲天，遥望可见，直至傍晚，此巍峨璀灿之五层大厦方焚烧一空。”

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印刷厂（资料图）。来源：商务印书馆官网

据统计，此次商务印书馆资产损失超过1630万元，占总资产的80%。更让人痛心的是，除了事先存放在银行保险库中的5千册孤本珍本外，东方图书馆全部藏书都在熊熊火光中化为灰烬。时人评论，“其损失非金钱所能计，实为世界文化史上莫大浩劫。”

此次轰炸与普通战场轰炸截然不同——日军选择闸北，不仅因为这里有铁路、工厂，更因这里是上海乃至中国的文化重镇。日本海军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曾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日军刻意摧毁这两处非军事目标，本质是希望通过毁灭中国的文化传播载体、知识生产基地与精神象征，把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连根拔起”。

以至于，后来商务印书馆经过半年艰苦努力，于1932年8月1日浴火重生，日军依然十分仇视，于1933年2月16日，以落款为“日本国军署缄”的匿名信对商务印书馆进行威胁，信中写道，“尔馆独销学校之书，印些腐败之物……我国不忍傍观，所以毁尔书馆，今若不速改恶习，我军到处，是商务印书馆尽烧毁。”该匿名恐吓信是日军当年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史证。

上海各界掀起抵抗怒潮

日军妄图通过实施无差别轰炸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然而，他们错了。其针对文明与平民的战争暴行非但未能慑服中国人民，反而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与坚决抵抗。

左翼文化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1月29日，《生活》周刊增刊《紧急临时增刊》，号召民众团结御侮。2月3日，《文艺新闻》增出战时特刊《烽火》日刊，报道抗日动态。同日，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丁玲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宣示“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斗争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以及压迫革命的民众。”2月7日，鲁迅、茅盾等129人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2月8日，中国著作家抗日会正式成立。各种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类抗日书报刊物、艺术创作层出不穷，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上海各界爱国团体和民众也纷纷行动起来，竭尽所能支援前线。1月30日，仅上海银行公会向闸北前线运送的慰劳品就装满十余辆货车；上海市商会募集点的物资也堆积如山，食品、衣物、医疗用品等各类物资被源源不断地送来；工商界更捐献了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无数上海民众自发加入抗日救亡行列，积极参加义勇军、募捐队、运输队、救护队等多种组织，承担起司机、担架员、医护、通信等战时任务。在敌我实力悬殊的背景下，十九路军在上海民众鼎力支持下血战逾月，屡挫强敌，迫使日军三次更换主帅，彻底粉碎其速占上海的企图。正是这般军民同心、同仇敌忾的伟大力量，最终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日军能炸塌建筑、焚毁书页，却炸不断中华文化的传承脉络，烧不毁中国人民的不屈信念。商务印书馆后来辗转于上海、香港、长沙、重庆等地，在极其困苦的年代始终屹立不倒，开创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先河，并用出版事业继续守护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在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东方图书馆被毁后，商务印书馆专门拨款收集图书，全国学界、民间掀起捐款捐书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原属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得到妥善处置：包括存放在银行保险库中的孤本珍本（其中有21册《永乐大典》）、新募书籍等在内的藏书，除小部分供商务编辑部自用，其余全部献给国家，现保存于国家图书馆。

宝山路上，有着商务印书馆的诸多纪念设计。劳动报记者李美慧摄影

如今，战火的痕迹早已被岁月抚平。商务印书馆旧址已满载寻常人家的安稳日子，东方图书馆旧址也已建起上海市市北职业高级中学，一片朗朗书声。步入校园，可以看到这里建起了一座“商务印书馆红色主题教育基地”，指尖轻轻触碰泣血的字句，仿佛还能触到历史的余温。我们所习惯的和平与繁荣，正是当年先辈们在炮火中坚守、在浩劫中抗争时，拼尽全力想为后来者创造的未来。

头图为宝山路499弄小区。劳动报记者李美慧摄影

来源：劳动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