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科学院档案馆策划“档案见证·烽火中的科学之光”主题宣传，用档案讲述科学家的抗战故事。谨以此向在国家危难之际坚持科学理想、守护科学星火、延续科学力量的科学家们致敬。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科学院档案馆策划“档案见证·烽火中的科学之光”主题宣传，用档案讲述科学家的抗战故事。谨以此向在国家危难之际坚持科学理想、守护科学星火、延续科学力量的科学家们致敬。
张钰哲：日军轰炸阴影下的
第一次日全食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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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钰哲（1902-1986），天文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41年张钰哲带队赴甘肃开展中国境内第一次日全食观测的旅行护照
1941年9月21日，张钰哲带领考察队开展中国境内的第一次日全食观测，这次观测也被称为可能是世界天文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日食观测。
1934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公布1941年9月21日将有日全食进入中国。这次日全食将是明代以来近400年间在中国出现的一次日全食，也是观测研究太阳外层日冕结构等的极佳时机，因此这次日全食受到了国际天文学界的高度关注。当时正处于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在经历了观测仪器被炸毁、观测点调整等重重困难后，张钰哲一行带着这份护照，成功由昆明抵达甘肃临洮，冒着被日军轰炸的危险成功完成观测任务，为日食观测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和数据资料。
《档案里的新中国科技 · 一本特殊的旅行护照》
陈焕镛：誓与标本共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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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焕镛（1890-1971），植物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香港办事处时期的液浸标本室
1929年，陈焕镛在国立中山大学建立植物研究所，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研究所采得的华南区域植物标本已达十多万号。
1937年下半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相继遭到日军洗劫，机构所藏标本或遭损毁或落入敌手，损失惨重，国人开创生物学研究机构仅剩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一家，陈焕镛暗自将保护好所内珍藏的十几万号珍贵植物标本和四千余册图书视作个人使命。陈焕镛在写给好友美国植物学家梅尔的信中难掩其担忧：“我们每天都要躲避3-4次的空袭……我们非常担心，我们珍贵无比的标本馆和图书馆将在战火中销毁。”在此形势下，陈焕镛自筹搬迁费用，1938年与同事们冒着危险将重要的标本转运至香港，设立办事处，继续开展科研工作。
1941年香港沦陷后，陈焕镛立下“物亡我亦亡，物存我亦存”的誓言冒死留守，多方求索后于次年同大多数标本一同回到广州，为中国生物学艰难保存下这批珍贵的科学成果。
《情系草木 躬身大地——华南植物园创始人陈焕镛院士》
竺可桢：颠沛流离中的“文军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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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1890-1974），气象学、地理学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39年2月5日竺可桢拍摄的被日军轰炸后的浙大宜山校舍
抗战时期，为了保存中国教育之火种，时任国立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以惊人的胆略和魄力，率领全校师生从杭州出发，迁移4次，历时2年多，跋涉2600余公里，其间“不停课不停学”……这次“西迁”也被后人称为“文军长征”。
由于筹划周密、准备得当、组织有序，虽历经艰险，浙大的几次辗转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师生们面对日军的轰炸也能从容应对，1939年2月5日，敌机轰炸宜山校舍，学生们有序离开校舍避于江边，“无一重伤”。
在浙大西迁的艰难岁月中，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在竺可桢的推动下从未中断，他们坚守着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的“求是精神”，顽强地推动着中国的教育，让科学的精神不断传承。
《于无声处——竺可桢日记》节选
来源：中科院之声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