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梳理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史，我们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规律：从秦扫六合到清帝退位，汉祚四百年、唐享国近三百年、明清各传十数帝，几乎都踩着 “开国治世 — 中期鼎盛 — 后期动荡 — 王朝更迭” 的节奏循环。深入分析后不难得出结论：所谓 “王朝周期率” 的根儿，其实是

梳理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史，我们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规律：从秦扫六合到清帝退位，汉祚四百年、唐享国近三百年、明清各传十数帝，几乎都踩着 “开国治世 — 中期鼎盛 — 后期动荡 — 王朝更迭” 的节奏循环。深入分析后不难得出结论：所谓 “王朝周期率” 的根儿，其实是社会资源从 “初期勉强均衡” 到 “中期攥在少数人手里”，最终只能靠暴力 “推倒重来” 的循环。本报告从秦至清的具体历史场景切入，拆解资源分配如何一步步失衡、矛盾为何最终只能靠战乱化解，再反思这种 “以血换均衡” 的模式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我们发现，古代王朝跳不出这个圈子，关键是没找到既能调节资源、又能管住权力的长效办法；而现代社会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让资源分配慢慢调平，不用再等战乱来 “洗牌”。

刚打完仗的天下，到处是荒地，人也少了很多 —— 秦末战乱后，全国人口少了四成；明末清初，四川一省的人口只剩原来的三成。新王朝的皇帝心里清楚，要是不让老百姓活下去，自己坐不稳皇位，所以都会搞 “资源均衡” 的法子，主要是三招：

第一是把地分给农民。刘邦入关中后 “约法三章”，连老百姓私藏的抛荒地，也明确 “谁垦谁有”，不用怕被官府收走；唐朝更细，搞 “均田制”，男子满 18 岁给 100 亩地，20 亩是 “永业田”，死了能传给儿子，80 亩是 “口分田”，死了要还官府。这么一来，农民有地种，才愿意好好干活 —— 汉朝初年，关中的耕地从 1.5 亿亩慢慢涨到 3.8 亿亩，仓库里的粮食堆得放不下；唐朝贞观年间，农户从 200 万户涨到 380 万户，街上卖粮食的价格都降了一半。

第二是把赋税降下来。朱元璋刚建明朝时，知道元末老百姓被 “三征”（粮、银、劳役）逼得活不下去，直接废了那些苛捐杂税，按家里有多少地来缴税，穷人家缴得少，富人家多缴点；康熙晚年更干脆，说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家里添了新丁，也不用多缴徭役钱。这样一来，老百姓手里能留些粮食，不用年年怕缴完税饿肚子 —— 明朝洪武年间，农民的税负比元末少了六成；康熙末年，全国人口破了 1 亿，比顺治刚入关时多了八成。

第三是盯着特权阶层。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就是怕贵族们占着地不缴税；汉朝把关东的豪强搬到长安周边，比如把齐国的田家、楚国的项家迁到关中，既好监控，又能防止他们在地方抢地；宋朝重文抑武，武将再能打也不能私占土地，就是怕像唐朝节度使那样，占了地还敢造反。这些法子管用 —— 秦朝初期，贵族占的地从战国时的四成降到一成五；汉朝初年，豪强抢地的速度比战国时慢了七成。

这时候的社会，有点像 “大家都有口饭吃” 的状态，矛盾少，所以能出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这样的好时候。

安稳日子过个几十年，问题就冒出来了 —— 资源开始往少数人手里集中，像堆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底层手里啥都没了。主要是三个方面：

古代农民最怕的就是 “没地种”，可王朝中期，当官的、豪强们总会想办法抢地。比如汉朝的丞相田蚡，不仅自己占了千顷田，还强要窦婴的城南田，连汉武帝都忍不住说 “君何不遂取武库”；唐朝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在地方说一不二，把老百姓的田直接划到自己名下，还不用缴税，到天宝年间，全国三成的地都在官僚和豪强手里；明朝万历皇帝更过分，给儿子们 “赐田”，光福王朱常洵就得了 200 万顷，相当于全国耕地的五分之一，这些田都是从农民手里抢来的。

为啥农民会愿意卖田？不是不想种，是没办法 —— 遇到旱灾水灾，颗粒无收，只能卖田换粮；朝廷加赋税，家里缴不起，也得卖田；有的农民干脆把田 “寄” 在乡绅名下，每年给乡绅交点钱，不用缴朝廷的重税，可时间一长，田契上的名字改了，田就成了别人的。宋朝没立 “均田制”，土地买卖没人管，到哲宗时，全国四分之三的地都在豪强手里，农民只能租田种，缴的地租占收成的一半以上，辛苦一年还是饿肚子。

王朝中期，朝廷总会缺钱 —— 要么要打边境战争，要么当官的太多要发俸禄，要么皇帝想修宫殿、下江南。缺钱了就加税，可当官的、豪强们有办法逃税，最后税都加到农民身上。

明朝 “一条鞭法” 没推行前，乡绅们把自家的田 “诡寄” 在皇亲名下，不用缴税；农民只有几亩薄田，却要缴全村的税，嘉靖年间，农民的税负比明初多了三倍。唐朝安史之乱后，朝廷搞 “两税法”，本来是按资产缴税，可地方官又加 “青苗钱”（春天给农民贷款，秋天收高利息）、“间架税”（按房子间数缴税），农民实际缴的税比初期多了五倍。清朝道光年间，漕运官收漕粮时，会多要 “耗米”（说运输中会损耗），农民要缴一石漕粮，实际得送两石，多出来的都被官儿们分了。

古代要想改变命运，要么当官要么读书，可王朝中期，这些机会也被垄断了。唐朝的 “五姓七家”（崔、卢、李、郑、王等士族），垄断了宰相职位，中唐时七成的宰相都来自这些家族，普通读书人再厉害也当不上大官；明朝的 “东林党”，全是江南士绅出身，他们反对给商人加税，却支持加农民的税，底层士人根本进不了这个圈子。

读书也得有钱 —— 古代的私塾、书院，多是乡绅办的，学费很贵。宋朝的书院多，可八成以上是士族资助的，农民子弟入学率不到一成；清朝道光年间，全国的书院里，能让农民孩子读书的不到五家，多数孩子只能跟着父母种地，一辈子没机会识字。

当农民没地、没粮、缴不起税，连读书当官的机会都没有时，就只能造反了。这个过程通常分三步：

一开始只是小规模的暴动，比如汉朝中期，荆州有流民没田种，聚集起来抢地主的粮食；唐朝中期，浙东的裘甫带着几千农民起义，说要 “均贫富”，虽然被镇压了，可地方官也怕了；明朝中期，河北的刘六刘七带着流民造反，差点打到北京。

朝廷会想办法 “补窟窿”，比如唐朝调整 “两税法”，明朝让张居正搞改革。可这些改革会得罪特权阶层 —— 张居正让官员缴欠的税，还丈量土地，乡绅们恨他，等他一死，改革就全废了。窟窿越补越大，矛盾也越来越深。

小反抗压不住，就会爆发大规模起义或战乱。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喊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起义军走到哪就把豪强的田分给农民，流民都跟着他们；明朝末年，李自成说 “均田免粮”，把藩王的地分给农民，一下子聚集了百万人，最后打进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

这时候地方军阀也会趁机抢地盘 —— 唐朝末年，朱温、李克用打了十几年，朱温最后杀了唐昭宗，建立后梁，把唐朝皇室的地分给自己的将领；清朝末年，曾国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后，掌控了江南的财税和土地，虽然没造反，却也让清朝的权力慢慢转移到汉族官僚手里。

打完仗，天下一片废墟 —— 明末清初，全国人口从 1.5 亿降到 8000 万，很多地方的田都荒了。新王朝会重新分地，比如清朝初年，说 “谁垦荒谁有”，还免 3-5 年的税，农民愿意种地了；顺治年间，全国的耕地从 2.9 亿亩涨到 4.8 亿亩，人口也慢慢多了起来，才有了 “康乾盛世”。

可这种 “重新分” 的代价太大了 —— 每次王朝更迭，人口都会少三成到五成，唐末的战乱让经济衰退了 20 年，江南的织布机都锈了；元末的战乱烧了很多典籍，连宋朝的活字印刷术都差点失传。而且，新王朝只是把资源重新分了一次，没改制度，过几十年又会回到老样子。

看了这么多王朝的例子，我们能发现四个关键问题，正是这些问题让王朝绕不开 “资源集中 — 暴力重置” 的坑：

古代的官僚体系，一开始是帮皇帝管天下的，可时间长了，就成了 “自己人帮自己人”。汉朝初年只有 1.3 万官员，到了中期，因为当官的会举荐自己的亲戚、学生，官员涨到了 10 万；唐朝中期，官员有 18 万，比初期多了 13 倍。这些官儿们拿的俸禄、办公的钱，占了朝廷财政收入的六成，老百姓的民生支出就少了。

更麻烦的是，他们会形成利益集团 —— 汉朝的外戚、唐朝的牛李党、明朝的东林党，都是这样。这些集团会反对任何损害自己利益的改革，比如王安石想让士族多缴税，保守派就天天骂他，最后变法失败，土地兼并更严重了。

古代的土地是私有的，农民可以卖，豪强可以买。王朝初期能分地，可中期后，政府没权力把豪强的地收回来重新分。唐朝的 “均田制” 一开始很好，可后来农民把口分田也卖了，政府没法管，最后均田制垮了，土地兼并更厉害。

遇到灾荒或战乱，农民只能卖田 —— 明末陕西大旱，农民卖一亩田只能换半石粮，豪强趁机买了很多田，最后农民没地了，只能跟着李自成造反。

古代的财税制度，一开始是想 “多的多缴、少的少缴”，可最后变成 “富的不缴、穷的多缴”。特权阶层有 “免税免役” 的权利，比如汉朝的贵族、唐朝的官员，占了很多田却不缴税，税都加到农民身上。

而且财税制度很少改 —— 明朝的 “一条鞭法” 用了几十年，白银涨价了，粮价跌了，农民缴的税实际变多了，可朝廷没改；清朝的 “摊丁入亩” 很好，可中期后地方官加 “火耗银”，农民的负担又重了。

古代的监督机构，比如汉朝的御史大夫、唐朝的御史台、明朝的锦衣卫，都是归皇帝管的。要是皇帝不管事，比如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乾隆晚年喜欢享乐，这些监督机构就没用了。

和珅在乾隆年间贪了 8 亿两白银，相当于朝廷 15 年的收入，乾隆不是不知道，只是要用和珅管钱，就不管他。直到嘉庆继位，才抄了和珅的家。老百姓也没法监督 —— 古代不让老百姓随便议论朝政，清朝还有 “文字狱”，谁骂官儿谁就会被抓，最后老百姓只能用造反来表达不满。

每次 “推倒式再分配”，都会带来三重破坏：

第一是人口和经济完蛋了 —— 东汉末年到三国，人口从 6000 万降到 700 万，耕地少了一半，农业生产几乎停了；明末清初，江南的 GDP 降了七成，50 年后才恢复。

第二是文化和秩序没了 —— 唐末战乱，长安被烧了，三成的典籍失传，唐三彩的制作工艺也没了；元末战乱，科举停了 20 年，农民没机会读书，社会秩序乱了几十年。

第三是只是 “低水平重置”—— 新王朝只是重新分了资源，没改制度，过几十年又会回到老样子。汉朝推翻秦朝，中期还是土地兼并；唐朝取代隋朝，安史之乱后还是资源集中。

古代王朝的教训告诉我们，要跳出 “周期律”，关键是要有能调节资源、管住权力的制度。现在我们能这么做：

土地方面，现在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耕地不能随便买卖，就算流转，也要村民大会同意，这样就不会有 “豪强圈地” 了。财富方面，我们有房产税、遗产税，能让有钱人多缴税，再通过 “财政转移支付”，把钱从富裕地区转到欠发达地区，缩小差距。

财税方面，我们搞 “营改增”“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让中低收入的人少缴税；2023 年还查了很多贪腐的官儿，追回了 500 亿赃款，这些钱都能用到民生上。

现在有监察委员会，不管是大官还是小官，只要贪腐就会被查，2023 年就查了 1.2 万个贪腐官员，比古代的御史台管用多了。而且政务公开了，老百姓能在网上查政府的财政支出、土地利用情况，要是发现官儿们乱搞，还能举报。

现在有低保、医保、养老保险，农民就算遇到灾荒，也能拿到补贴，不会像古代那样卖田；我们还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脱了贫，不会因为穷就活不下去。

教育也公平了 —— 农村有义务教育，不用交学费，还有营养餐，农民的孩子也能读书；大学招生时，会给欠发达地区多名额，不会像古代那样，读书只是有钱人的事。

翻完古代王朝的历史，我们能清楚看到：王朝的兴替，不是因为 “气数尽了”，而是资源分配失衡到没法调，只能靠战乱 “推倒重来”。刚建国时能分地减税，是因为战乱后资源多、人少；中期资源集中，是因为官儿们搞利益集团、土地私有没法管、财税不公平、权力没人监督；最后只能打仗，是因为没别的办法。

但现代社会不一样了 —— 我们不用等战乱来重新分资源，通过集体土地制度能防兼并，通过税收能调财富，通过监察能管权力，通过社保能保底层。只要把这些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就能跳出古代王朝的 “周期律”，让资源分配慢慢均衡，让老百姓一直有饭吃、有机会、有希望。

来源：青观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