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16年正月初一，统一了关外女真诸部的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自立为汗，建国“大金”，年号天命，史称后金。两年后，他“告天”誓师并宣读了与明朝结有“七大恨”的檄文，正式向对方宣战。

1616年正月初一，统一了关外女真诸部的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自立为汗，建国“大金”，年号天命，史称后金。两年后，他“告天”誓师并宣读了与明朝结有“七大恨”的檄文，正式向对方宣战。

1619年初，努尔哈赤取得了萨尔浒大捷。不久，他的军队先后攻克了铁岭、开原等辽东重镇，还彻底降服了“一生之敌”叶赫部。

萨尔浒之战示意图

不过话说回来，努尔哈赤并未被阶段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他敏锐地意识到，要想取得对明战争的全面胜利，必须将蒙古的“正统大汗”林丹汗拉拢到自己的阵营。原因很简单，唯有与之达成合作，才能稳住大后方，进而全力攻打明朝。

因此，努尔哈赤不仅主动遣使向林丹汗示好，还在信中坦言，“女真和蒙古，言语虽殊，服制亦类”。不过话说回来，狂妄的林丹汗并未买账。他不仅在回信中以“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自居，还轻蔑地称努尔哈赤只是个“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而已。

从这以后，双方纷争不断，关系日趋恶化。进入17世纪20年代以后，已经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蒙古（北元）政权只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而已，林丹汗更不具备调遣其他诸部的号召力。鉴于此，努尔哈赤制定了“察哈尔，我仇也；科尔沁，我戚也”的方针，同时展开了“拉拢科尔沁部”的计划。

萨尔浒景区内的努尔哈赤雕像

“科尔沁”一词，相传为鲜卑语，最早见于《南齐书》，在汉译本《蒙古秘史》中被转译为“豁儿臣”。“豁儿臣”的词根是“豁儿”，通常翻译为“箭筒”，有时也指“弓箭”。因此，“豁儿臣”直译过来就是“携带箭筒的人”。

学界普遍认为，科尔沁部是成吉思汗的同母弟哈萨尔及其后裔的部落属民。在众王与将领中，哈萨尔的地位比较显赫。比如《史集》就曾指出，“（成吉思汗）一直将崇高的官位和封号授予了他和他的儿子们”。

至于为什么叫“科尔沁”，应该与其本人拥有的高超箭术有关。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哈萨尔广场的哈萨尔雕像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将哈萨尔的驻牧地安置在了“蒙古斯坦东北部的额尔古涅河、阔连海子和海拉儿河一带”，即以苦烈叶尔山为中心，囊括了额尔古纳河、得尔布干河、根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1307年，哈萨尔的五世孙巴布沙被元廷敕封为“齐王”。从这以后，“齐王”也成为了哈萨尔家族的世袭爵称。

伴随着元朝统治的崩溃（1368），在故元疆域内，分别出现了“中央”明朝、长城之北的“北元”、西域察合台系政权以及西藏吐蕃诸部等大小不一的政权。至此，“中华”再度进入了交流与对峙并存的时代。

明初的中国局势

捕鱼儿海之战的惨败，使得蒙古草原进入到了持续百余年的动荡期，“黄金家族”后裔们更是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可即便如此，哈萨尔的后裔们不仅一直与正统大汗保持着密切往来，更坚定捍卫着“黄金家族”的权威。

进入15世纪以后，蒙古人已经习惯用“科尔沁”来指代哈萨尔后裔的部落民了。

大约在1510年左右，将漠南与漠北蒙古尽数置于麾下的达延汗，利用济农与万户制度，将各大小部落合并为六个万户。值得一提的是，除兀良哈以外，达延汗将其余的五个万户全部分封给了自己的九个儿子。

达延汗画像

不过话说回来，鉴于在达延汗的统一大业中，科尔沁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他不仅没有将科尔沁部纳入到直辖范围之内，还尊称其为“阿巴嘎科尔沁”即“叔王科尔沁”。

这一时期的科尔沁部共分为左右两翼，人口有二十万之众。其中，左翼七鄂托克归属“齐王”孛鲁乃统辖，游牧于呼伦贝尔、鄂嫩河下游及嫩江流域；右翼六鄂托克归属那颜博罗特统辖，驻牧于鄂嫩河上游一带。

实际上，即便在达延汗统治时期，科尔沁部不仅一直服从大汗调令，还切实将自身利益与“黄金家族” 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比如右翼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三部起兵造反后，科尔沁部首领鄂尔多固海第一时间率兵前来助阵。

科尔沁草原的大致位置

进入15世纪中叶，伴随着俺答汗的崛起，正统大汗的权威再度被削弱。再加上游牧经济的分散性和单一性特质，使得中央汗庭（察哈尔部）与包括科尔沁部在内的其他诸部的关系，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疏远。

截至16世纪中叶，尽管科尔沁部一直与东迁至辽东的库登汗和图们汗保持着往来，甚至结伴入塞，掠夺中原，但双方更像是一个暂时性的“军事联盟”。

因此，图们汗在即位之后，尽管向科尔沁部麾下的“珠尔齐特（女真人）、额里古特（鄂温克人）以及达吉忽尔（达斡尔人）三部征收了税赋”，但并未任命科尔沁部的最高首领担任“执政理事”一职位。

图们汗（1539—1592）时期，蒙古对明朝、女真、甘青和卫拉特部，均构成了构成不小威胁

1604年，达延汗的七世孙，年仅13岁，手握元朝传国玉玺与千金嘛哈噶喇佛像的林丹巴图尔成为了新一任的正统大汗，原则上具备了约束诸部和驾驭臣民的最高权力。

在明朝史料中，他被称为陵丹、民旦、虎罕、虎憨，蒙古文献称其为“库图克图汗”或“力必登可汗”，当代人更习惯称之为林丹汗。

得益于他的苦心经营，察哈尔部“帐房千余，牛羊倍足”，下辖八大营二十四部，驻牧地“东起辽西，西尽姚河，皆受要约，威行河套以西”，势力颇为强盛。

林丹汗形象

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科尔沁部也已经成为了一个具备较高“自治地位”的强大部落。可即便如此，科尔沁部的首领们不仅一直承认林丹汗的正统地位，还定期遣使纳贡。

作为对比，心高气傲的林丹汗似乎一直都没有将之放在眼里。

据史料记载，科尔沁部首领奥巴曾经有一匹宝马，当时努尔哈赤一度欲“以甲十副易之”，但遭到了对方的严词拒绝。林丹汗得知此事后，居然仅凭借一副非常普通的铠甲，就强行将奥巴的这匹宝马给据为己有了。

其结果就是，尽管双方并未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但林丹汗的肆无忌惮已经让两大部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1620-1630年间的东北亚，红色区域为林丹汗控制的察哈尔蒙古，灰色区域为崛起中的后金

1621年五月，奥巴首次遣使后金。1623年五月，努尔哈赤在致奥巴的信中指出，“尔等之间可举一人为汗，倘尔众皆齐心合力，则可使察哈尔、喀尔喀不再侵犯等”。

值得注意的是，努尔哈赤故意在信中称科尔沁部为“科尔沁兀鲁斯”，表明了自己“已经将科尔沁部视为独立政权”的态度。

见努尔哈赤与奥巴二人各种“眉来眼去”，林丹汗大为光火。1624年八月，内喀尔喀五部之一的乌济叶特部首领洪巴图鲁炒花暗中告知奥巴，“察哈尔将于下月十五日起兵往征尔处，拟于结冰草枯之前夹击之。”

奥巴闻讯后，第一时间向后金发出了求助。对此，努尔哈赤明确表示，“尔等借兵，多则多派，少则少派，勿庸过虑。”只不过，林丹汗并未派遣大兵征讨，只是派遣绰尔济喇嘛前往奥巴驻地，与之展开了会谈，但最终不欢而散。

17世纪的东部蒙古局势图

同年十一月，林丹汗于亲自率领察哈尔骑兵，协同内喀尔喀弘吉剌部的巴噶达尔汗与宰赛叔侄共同讨伐科尔沁部。但在联军开拔前，洪巴图鲁炒花再次遣人秘密告知奥巴，“察哈尔于本月十一日合兵，十五日启程”。

后者闻讯后，马上遣使向后金求援，同时号召各部积极备战，拼死固守。不久，林丹汗的大军抵至位于今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西南的格勒珠尔根城下并发动了围攻。

据史料记载，双方激战数日未分胜负。因为惧怕后金派兵来援，林丹汗主动撤出了战场。

《满文老档》中的努尔哈赤

1626年五月，奥巴亲率科尔沁各部首领“献貂皮、貂裘、陀马”，向后金致谢。努尔哈赤不仅“令三王、四王并众台吉等远迎之”，还“回赠雕鞍、马匹、金顶帽、锦衣、金带”并“每日设宴，待之甚厚”。

六月六日，双方宰白马、乌牛，祭告天地，举行了隆重的结盟仪式。至此，一个以“反林丹汗”为前提的“后金—科尔沁联盟”正式成立了。

在次日的大宴上，努尔哈赤主动“赐奥巴黄台吉以土谢图汗之名号”，以示友好。当奥巴率先提出“汗曾许我以女，若果允之，吾可娶”时，努尔哈赤立即将自己的养孙女肫哲公主嫁给了他。

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双方的正式结盟，双方原本“平等”的关系被正式打破了。显然，这也不是奥巴愿意看到的。因此，在他返回老营时，并未将公主领回，而是将其留在了娘家。

《满文老档》中的努尔哈赤形象

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奥巴遣人吊唁。同时，他向察哈尔和内喀尔喀部遣使，意欲索取被掳掠的牲畜。九月，皇太极即位。十二月，他遣使至科尔沁部，对其未能“应先告之于我，然后遣往（察哈尔、喀尔喀）”的行为，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指责。

值得一提的是，在1619—1628年间，志在“统一蒙古”并得到了明朝经济和军事支持的林丹汗，凭借更为强悍的武装力量，先后对科尔沁、内喀尔喀以及喀喇沁、土默特等蒙古各部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林丹汗的横行无忌，激起了蒙古其他诸部的恐惧和反抗。与此同时，皇太极也进一步加紧了降服漠南蒙古的步伐。

1629年九月，他集结重兵并与科尔沁、喀喇沁以及内喀尔喀等诸部会盟，组成了一支实力强大的联军，旨在向林丹汗发动“致命一击”。

九月六日，大军正式开拔。截至二十日，“进击（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席尔哈、席伯图、英、汤等处，俱下”。二十一日，大军追至兴安岭，获（察哈尔部）人畜无计其数，至十月中旬，各路人马凯旋而归。

战事结束后，后金与参战蒙古诸部“刑白马、乌牛”订盟，举行了“昭告天地”的仪式。

《满文老档》中的皇太极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尔沁部的众首领当中，只有皇太极的妹夫满珠习礼主动“携其俘获，来会大军”。反观奥巴，不仅没有主动与皇太极会师，还“自行劫掠”。或许在他看来，林丹汗势力的严重削弱，使得“后金—科尔沁联盟”已经失去了意义。

但对皇太极而言，奥巴的态度是无法容忍的。十二月，他特派近侍索尼、阿朱户抵达奥巴的大帐，不仅向他宣读了12条“罪状”，还以断交相威胁。

感到事态严重的奥巴，只能在一个月后硬着头皮向皇太极“登门谢罪”，并表示“私与明朝交市之罪，愿以十驼百马为谢；征察哈尔违约遽归之罪，亦愿以十驼百马谢。”

但在他返回驻地后的第五天，皇太极颁令，“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遵我朝制度”。至此，包括科尔沁部在内的五大蒙古部落，尽数沦为了后金的臣属。

西方人绘制的八旗骑兵

被后金联军重创的林丹汗，尽管此后几年依然南征北战，但一直都未能恢复元气。

进入1634年以后，因为部众缺衣少食、不愿再战，包括他的叔父茂奇塔特在内的大批人众纷纷归降后金。以至于皇太极在招降信中直截了当地表示，“我国与尔等，言语虽异，衣冠则同。其依异类之明人，何如来归于我？”

五月下旬，林丹汗的大军突然出现在了张家口边外，但很快就离开了。实际上，他的目的地是藏区，因为他在“反黄教”盟友、外喀尔喀部贵族绰克图台吉已经征服青海。

按照他的计划，自己后续将与朝克图台吉以及同样“反对黄教”的后藏的藏巴汗、康区的白利土司结盟，共同抵抗皇太极。

遗憾的是，林丹汗尚未走到青海就感染了天花。八月，“壮志难酬”的他死在了今甘肃境内的西拉他拉大草滩，时年只有43岁。

电影《绰克图台吉》中的林丹汗

林丹汗死后，察哈尔部几乎全面崩溃。庆幸的是，那些选择主动归附后金的部众，基本上都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安置。

1635年，多尔衮等四大贝勒领兵讨伐察哈尔残部。四月，走投无路的林丹汗之子额哲与生母苏泰太后率部向后金投降，同时向皇太极奉上了元朝传国玉玺。至此，北元彻底化作了历史的尘埃。

据说，这块玉玺上刻有“制诰之宝”四字。不过话说回来，是否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还尚待研究，但这个作为象征“黄金家族嫡系后裔”的道具，正式被转让给了皇太极，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传国玉玺复原图

1635年十月，皇太极统一族称为“满洲”。十二月，满汉群臣“请皇太极早正大号”。

次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盛京（沈阳）天坛祭天，然后“践天子位”，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改元崇德，同时接受了“博格达彻辰汗”的蒙古语尊号，并将自己的新国家更名为“Daicing Gūrūn”，即“大清国”。

鉴于此，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以此为节点，“大清”正式以“大元”的继承者的身份走上了历史舞台。

1644年十月初一，顺治在南郊天坛祭天并再次于皇极门（太和门）即皇帝位，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

至此，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正式开启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260多年的专制统治。

在清朝一统中原的过程中，科尔沁骑兵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科尔沁部不仅位列“二十四部之首”，上层人士享受的俸银俸缎也高于其他蒙古各部。他们不仅是清廷统治蒙古地区的重要依靠力量，也是外藩蒙古中的内札萨克。

清代内蒙古各部分布示意图

在征服察哈尔部之后，林丹汗的大部分妻妾们被爱新觉罗家族成员们“瓜分”。其中：

大约在1665年前后，阿布鼐之女嫁给了康熙的堂兄庄亲王博果铎；不久，布尔尼迎娶了安亲王岳乐的养女，即他的三哥、端重亲王博洛的第九女。

由此可见，至少在清朝前期，清朝皇室与林丹汗的后裔们一直维持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姻亲关系。

北京故宫

1669年，康熙以阿布鼐多年不朝觐等为由，削其亲王爵，将其监禁于盛京（沈阳）。于是，布尔尼继承了父亲的和硕亲王爵位，罗不藏被封为一等台吉。

三藩之乱爆发后，年轻气盛的布尔尼，于1675年联合弟弟罗卜藏以及阿杂里喇嘛、僧格浑津等人拉起了“反清”大旗，但迅速被清军击败。

“领三十余骑突围”的兄弟二人，狼狈逃至扎鲁特境内。不久，罗不藏的大舅哥、科尔沁亲王沙津率领王旗兵马抵达扎鲁特旗境内，将布尔尼残部团团包围。

见情况危急，罗不藏主动找到沙津，先是谎称布尔尼已经逃走，然后表示“自己前来乞命”，但沙津并未买账，同时要求罗不藏“先招来布尔尼之后，方可饶命”。

见缓兵之计不能得逞，罗不藏再度暗中逃遁，并与布尔尼“结伴而走”。沙津得知后勃然大怒，亲率骑兵追上了二人并“逐一射死在了草原上”。

出巡的康熙

叛乱平息后，布尔尼的亲信以及下属的主要官员几乎被尽数处死，林丹汗的后裔们遭到了清廷的疯狂报复。其中：

另外，布尔尼属下的察哈尔人被尽数押解京师，分散编入八旗满洲和蒙古佐领之内服兵役。至此，林丹汗后嗣断绝，令人嗟叹。

布尔尼之乱平息后，清廷将察哈尔部众转移至“宣化、大同边外”，分八旗为东西两翼，同时规定“此八旗在蒙古四十九旗外，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还将巴尔虎等其他蒙古部众夹杂在各旗之间，从根本上剥夺了察哈尔贵族决定部落大事的权力。

民国地图中的察哈尔省

伴随着平准战争（1755—1757）以及二次平定大小金川（1776）、越南之战（1789）、两次廓尔喀之役（1791、1792）的结束，旧时的明朝故地以及内外蒙古、东北、西域以及西藏等地，统统被纳入到了“一个国家”的版图，“中华”再度完成了新一轮的“大一统”。

不得不说，延续至今的这个“大中华”框架，当然可以视为是乾隆本人的“手笔”，但无疑也和昔日辉煌的“世界帝国”——元朝存在着妙不可言的关系。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