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北伐”始终是绕不开的热血主题——蒙恬北击“却匈奴七百里”，卫青奇袭龙城打破匈奴不败神话，霍去病封狼居胥成为武将终极荣耀，还有李靖夜袭定襄灭东突厥，蓝玉捕鱼儿海扫灭北元……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北伐”始终是绕不开的热血主题——蒙恬北击“却匈奴七百里”，卫青奇袭龙城打破匈奴不败神话，霍去病封狼居胥成为武将终极荣耀，还有李靖夜袭定襄灭东突厥，蓝玉捕鱼儿海扫灭北元……

这些名字与功绩早已刻入民族记忆。

可少有人注意，当他们与北方铁骑鏖战时，另有一批将领正跋涉在湿热的岭南丛林、穿越瘴气弥漫的西南山地，用刀剑将岭南、交趾、云贵纳入华夏版图。

他们就是“南征将军”，功绩并不输北伐名将，却大多隐没在史书的角落。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史上九大南征将军，还原他们的铁血征程，并探寻其“无名”的根本原因。

作为始皇平定百越的核心将领，任嚣是中国历史上首位系统经营岭南的统帅。

前221年秦灭六国后，始皇将目光投向百越之地，先派屠睢率军南征，任嚣为副。

彼时的百越部落散居，秦军初征遭遇顽强抵抗，三年征战失败，主帅屠睢战死，南征陷入停滞。始皇遂又命任嚣为帅，续领大军南下。

任嚣吸取前战教训，摒弃单纯武力压制，改为“剿抚结合+移民实边”：

一方面凭借装备优势大规模征伐，形成武力威慑；一方面又亲自安抚各部首领，申明秦廷“置郡施治、与民生息”政策，瓦解岭南敌意；最后是“发亡人、赘婿、贾人”随军，每占领一地，便将其部分留驻，不仅使之有了较稳定后方，也使秦军在人力消耗中有所补充，而大批商贾在岭南的经营，也为军队粮饷补给创造了条件。

经过五年的血雨腥风，任嚣最终征服了百越，占领了今越南中、北部的广大地区，始皇始在此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任嚣成为首任南海郡尉，总领三郡军政，故称“东南一尉”。

任嚣在岭南任职八年，期间他修筑番禺城（广州之始），安抚流民，传授农耕，推动移民与土著通婚，为岭南的早期开发奠定了根基。

中原大乱时，任嚣与赵佗共商割据岭南以避战乱，后闻秦亡，病重而逝，临终委任赵佗代南海郡尉，是为南越武帝。

提到“伏波将军”，多数人会想到马援，却不知西汉的路博德更早担此称号，且南征功绩丝毫不逊。

路博德出身军旅，早年随霍去病参加漠北之战，因功封邳离侯，可真正让他青史留名的，是平定南越与东越的叛乱。

前112年，南越丞相吕嘉刺杀了一心附汉的南越王赵兴，自立为王，汉武帝遂命路博德为伏波将军，率十万大军南征。

与任嚣一样，路博德同样采取了“恩威并施”策略：一方面派使者招降南越各部，申明：“降者免罪，抗者灭族”；另一方面亲率精锐从桂阳出发，沿湟水南下，攻克南越重镇番禺。史载，路博德进入番禺后，严禁士兵劫掠，仅诛杀吕嘉及其核心党羽，其余降兵百姓一概赦免，短短三月就平定南越之乱，将南海、苍梧等九郡纳入汉朝版图。

五年后，东越王余善又叛，路博德再次领兵南征。此次他吸取南越之战经验，先派间谍离间东越内部，再率水军从海路突袭，不到半年就逼得余善被部将所杀，东越之地彻底平定。

路博德的南征，不仅巩固了汉朝对岭南的统治，更开辟了“海路南征”的新模式，为后世将领提供了借鉴。可因其一生未参与对匈奴的大规模作战，在以“北抗游牧”为主题叙事的史书中，功绩逐渐被卫、霍的光芒掩盖，仅在《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留下零星记载。

若说路博德南征凭得是“谋略”，那杨仆凭得便是“刚猛”。这位出身河南宜阳的将领，因擅长统领水军，被汉武帝封为“楼船将军”，统领楼船军（与期门军、羽林军齐名）。其人以“刚猛”著称，甚至留下了“东移函谷关”的传奇典故。

当时，杨仆的家乡宜阳属于“关外”，汉朝有“关内为尊”的观念，为了不做一个被人耻笑的“关外侯”，他竟上书武帝，要求将函谷关东移至宜阳。函谷关，关中之东门户，千年雄关，竟因他一言而就此改址，诚乃“千古壮举”！

前112年南越叛乱时，杨仆与路博德分兵作战，他率领的“楼船军”是当时汉朝最精锐的水军——战船高达十余丈，可载数百士兵，配备强弩与投石机。他率军从豫章出发，沿赣江南下，一路攻克南越横浦关、寻峡等要塞，直逼番禺。

番禺之战中，杨仆率先破城，却因急于邀功，令士兵焚城，导致大量百姓流离失所。路博德赶到后及时制止，两人虽因此产生矛盾，但最终合力平定叛乱。

《汉书》记载，杨仆南下平叛一年有余，足迹踏遍了今天的广州、珠海、深圳和海南岛等大片土地，为打击叛乱，维护民族大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战后，武帝虽肯定其战功，却也批评其“烧城扰民”，仅封其为将梁侯。太史公更是在《史记》中评价他“楼船纵欲，怠傲失惑。”

此后，杨仆又参与平定东越之乱，率水军从海路包抄，立下大功。可这位猛将的结局却颇为凄凉。元封二年，杨仆受命率兵五万横渡渤海，与左将军荀彘共征朝鲜，却因指挥不力、战术陈旧、士卒死伤过多而被武帝重罚，削去爵位，流放敦煌。

总体来说，杨仆的南征充满“铁血与争议”，他的刚猛为平定南疆立下汗马功劳，可性格缺陷与作战风格，也让他难以成为史书中的“完美名将”，知名度远不及同期的卫霍，甚至路博德。

马援是少数因南征而闻名的将领，但其知名度多赖于“马革裹尸”的典故，而非南征本身的功绩。

公元42年，交趾征侧、征贰姐妹因不满汉郡守的压迫，发动叛乱，很快占领交趾、九真等郡，自立为“征王”。光武帝刘秀遂命老当益壮的马援率两万大军南征。

马援吸取前人教训，不仅带足粮草，还配备医生应对瘴气，更注重争取当地民心——他严禁士兵劫掠，对归附的部落首领加以安抚，甚至帮助当地百姓修建水利工程。

军事上，马援采取“速战速决”策略，率军沿北部湾南下，在浪泊大败叛军，斩杀数千人，随后追击征侧姐妹至禁溪，最终将二人擒杀。

平乱后，马援并未撤军，而是在交趾推行汉律，规范习俗，甚至在日南郡立起两根铜柱，作为汉朝南疆的界碑，此即“马援铜柱”。

公元48年，时年六十有二的马援又主动请缨征讨武陵蛮，然而这次，蛮兵知汉军强大，据高凭险，紧守关隘，拒不出战。时间一长，军中瘟疫横行，许多士兵得病而死。马援也身患重病，虽然他令靠河岸山边凿成窟室，以避暑气，但最终还是病逝于军中，实现了“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誓言。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刘秀竟然听信耿舒、耿弇片面之言，以为马援畏难不前，贻误战机，甚至贪财好货（南征交趾时，马援曾运回一车“珍稀”之物，刘秀以为是交趾财宝，实际是除瘴气的薏苡），以虎贲中郎将梁松代之，而这时马援已死，最终马援竟然不能归葬。这也是刘秀一生最为人诟病的地方。

吕岱是三国时东吴名将，以“高龄南征”闻名，从四十到八十，四度南下平定岭南叛乱，为东吴稳定南疆近四十年，是少有的“长期经营型”南征将军。

公元220年，交趾太守士燮去世，其子士徽反叛，孙权遂命吕岱为交州刺史，率军南征。时年四十的吕岱采取“快速突袭”策略，率三千精锐从东路出发，昼夜兼程，仅用十天就抵达交趾首府龙编，士徽来不及防备，被迫投降。

吕岱平定叛乱后，并未撤军，而是在交趾推行“分化治理”——将交州分为交趾、广州两郡，任命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同时引入中原的农业技术，帮助百姓发展生产。

231年，九真郡（今越南清化）夷人叛乱，已谕五十的吕岱再次南征，此次他不再依赖武力，而是派使者招降叛乱首领，晓以利害，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

242年，海南岛的珠崖郡反叛，七十岁的吕岱仍主动请缨，率水军渡海平叛，将海南重新纳入版图。

256年，八十岁的吕岱还在镇守交州，孙权特意下诏褒奖他“忠勤为国，老当益壮”。可在《三国志》中，吕岱的事迹多附于《吴书・士燮传》之后，篇幅不及北伐的陆逊、吕蒙，只因三国时期的历史叙事聚焦于“魏蜀吴争霸”，南疆的稳定被视为“后方事务”，难以进入核心历史视野。

刘方是隋代最杰出的南征将军，他平定交趾叛乱、跨境灭亡林邑（今越南中部），创下中国古代征伐“最南纪录”，却因“师出无名”与 “战绩短暂”，几乎被历史遗忘。

公元602年，交趾俚帅李佛子拥众十万叛乱，占据越王故城。而此时开皇末年，名将凋零，唯有杨素可堪重任，然他却因岭南险恶，不愿出征，遂举刘方为帅。

时年五十多的刘方面对“远险瘴疠”的交趾，非但不畏，反而视为建功良机。他率十万大军南下，刚入益州就遭遇瘟疫，士卒病倒无数，就连长史敬德亮也因病不起。刘方一面严明军纪，“有犯禁者，造次斩之”，一面亲为病卒奉药抚慰，最终稳住了军心，顺利进入交趾。

首战刘方就在都隆岭击破2000俚兵，随后三战三捷，直逼李佛子大营。他并未强攻，而是“大张旗帜，四面鼓噪”以营造声势，同时派使者劝降，最终迫使李佛子出降。

平定交趾后，刘方又率军经略林邑——关于出兵原因，史界多认为是林邑不敬隋朝，有北侵之意。他分兵两路，一路由宁长真率步骑出越常，自己则亲率舟师直奔比景城。

林邑王梵志派出最精锐的“象兵”迎战。隋军战马从未见过大象，顿时大乱，刘方只得退守阇黎江。十天后，他想出妙计：派秦雄率部诈败，将林邑军诱入谷地，待象兵陷入地坑后，以大弩射之。大象受痛后冲入己方军阵，林邑军大乱，隋军趁势掩杀，八日之内长驱直入破林邑国都，刘方焚其宫室，夺其金人，刻石纪功。

此役隋军斩首三万，其兵锋直抵马援铜柱以南，创下华夏武力南征之极！然回师途中士卒染疫死者十之四五，刘方本人亦病逝于归途，功成身殒，其用兵之智与结局之悲，令人扼腕。

更遗憾的是，隋朝仅在林邑置三郡数月就放弃，这场跨境大捷的影响也因此被大幅削弱。《隋书・刘方传》虽详细记载其事迹，却因“伐林邑非君命”的争议，让他难以成为“正统名将”，最终被历史尘封。

高骈是晚唐为数不多的“南征名将”，他率军收复安南，保障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却因晚唐的混乱局势，功绩鲜为人知。

公元863年，安南都护李琢治理无方，导致安南百姓民怨沸腾，南诏趁势入侵，占领交州，唐廷被迫迁州治于海门，并屡派兵征讨，但均劳而无功。次年，宰相夏侯孜推荐高骈为安南都护、经略招讨使，主持收复事宜。

高骈深知收复安南的关键在于“熟悉地利”，他抵达前线后，并未急于进攻，而是先勘察地形，在交趾城外修筑防御工事，同时又招抚少民，宣慰政策，使安南民心初定。后南诏以大象军攻之，高骈借鉴田单的经验，以“火牛阵”大破之，“一战而蛮卒遁去”，成功收复安南全境。

征战期间，高骈考虑到安南地处海上丝路要冲，必须建立稳固的防御体系，于是，在交趾城基础上，增修了周长十三里的安南罗城，同时他还疏浚河道，使广州、交趾的商船可直达中原，自此之后，“舟楫无滞，安南储备不乏，至今赖之”。

公元874年，南诏又大举进犯西川，唐僖宗授高骈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自天平（今山东东平北）移镇西川。正在围攻雅州的南诏听闻高骈赴任，竟不战请和，解去雅州之围。但高骈并未就此罢休，他至成都次日，就率步骑五千追击南诏军，在大渡河大破之，擒其酋长数十人。

为防止南诏再度入侵，高骈又在成都修筑起大玄城，还在南诏入蜀的要道增修关隘城寨，如邛崃关、大渡河、沐源川等，此后数年，南诏不敢再犯。

高骈的南征西讨不仅收复了失地，更保障了晚唐的对外贸易，可此时的唐朝已陷入“黄巢起义”与藩镇混战，他的功绩很快被乱世掩盖。《新唐书・高骈传》中，对其南征的记载仅寥寥数语，更多篇幅聚焦于他晚年割据扬州的事迹，让这位“海上丝路守护者”成了历史的“边缘人”。

张辅是永乐年间的名将，他先后四至交趾，三次以总兵官讨平安南叛乱，“凡三擒伪王，威镇西南”，是明代南征功绩最卓著的将领。

公元1404年，安南权臣胡季犛袭杀明使，以及护送前来的原安南王之孙陈天平，震怒的朱棣遂命朱能为帅，张辅为副，并十八将南征安南。

同年十月，朱能病逝于军中，张辅继为统帅。他一面发檄历数黎季嫠二十条罪状，一面斩关破隘，芹站击走安南伏兵，嘉林江大破敌军，随后一路南下，兵临安南重镇多邦城。

张辅以疑兵之计麻痹多邦城守军，暗中却派数百敢死士，持火炬和铜角，夜间用云梯登城。安南军毫无防备，被一举破城。随后，安南军驱象迎战，张辅用画成的狮子蒙在马上冲击，再补以神机火器，大破之。之后，张辅又克东都、取西都，击破安南援军，逼迫黎季犛烧宫室，逃亡海上。

再后，明军又取得了富良江大捷，擒获胡季犛及其子胡汉苍，彻底平定了安南。战后，朱棣在安南设交趾布政使司，下置十五府、三十六州，独立达四百余年交趾，至此又重入华夏版图。

1408年，张辅回师后不久，陈氏旧臣简定又叛，朱棣命沐晟征讨，结果沐晟在生厥江战败。张辅只得再次挂帅南征。咸子关之战，张辅以火攻之计大败叛军，擒杀简定。张辅回师，沐晟留镇。

1411年，安南又发生陈季扩叛乱，沐晟无法控制局势，张辅第三次南征，次年八月，于神投海大破安南水军，随后又在爱子江用“先射象奴，再射象鼻”策略破安南大象军，迅速了叛乱。

1415年，张辅刚刚抵京，残余的陈军势力陈月湖等又作乱，朱棣旋即命张辅为交趾总兵官，第四次率军南下，张辅又将他们一一讨平。次年冬，张辅被宦官马骐弹劾，称他私取壮勇土人为护卫，引起朱棣怀疑，被召还，李彬代守交趾。

张辅一共四征交趾，前后建州置县以及设驿增运，规划很全面。史称交趾人所怕的只有张辅，他回来一年黎利又叛乱，朱棣多次遣将征讨，收效都不大。这也是宣宗继位后，放弃交趾的根本原因。张辅虽极力反对，却也无力回天。

沐英是朱元璋的养子，早年随之南征北战，最终镇守云南近十年，平定土司叛乱，征讨麓川（今云南瑞丽），为稳定西南边疆立下汗马功劳，其家族更是世代镇守云南，成为“南疆传奇”。

公元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沐英率军三十万南征云南，目标是消灭元朝残余势力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沐英作为副将，率部从四川出发，攻克乌撒（今贵州威宁），随后与傅友德会师，攻破云南首府昆明，梁王自杀。平定云南后，傅友德班师回朝，沐英留镇云南。

沐英在云南采取“恩威并施+改土归流”策略：对归附的土司加以安抚，承认其统治地位；对反叛的土司则坚决镇压。

1383年，云南土司杨苴叛乱，沐英率一万精锐不到一个月就平定叛乱。1387年，麓川宣慰使思伦发率十万大军进攻云南，沐英亲率三万骑兵迎战，在定边大败麓川军，斩杀三万余人，思伦发被迫投降。

除了军事行动，沐英更注重云南的发展——他组织士兵屯田，兴修水利，推广中原作物，同时设立学校，传播儒家文化。1392年，沐英因马皇后病逝，悲痛欲绝，最终病重不治，朱元璋追封其为黔宁王，命其子沐春袭爵，继续镇守云南。

沐氏家族镇守云南近三百年，直到明朝灭亡，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 “世代南疆守护者”。可在明代历史叙事中，沐英的功绩多被“洪武北伐”掩盖，加上他长期镇守边疆，远离政治中心，知名度远不及徐达、常遇春等北伐名将。

盘点完九位南征将军的功绩，我们不禁疑问：他们的战绩同样辉煌，为何知名度远不及蒙恬、卫青、霍去病等北伐名将？这背后并非偶然，而是地理环境、历史叙事、文化心理与战绩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地理威胁认知：北方“心腹之患”vs 南方“边缘威胁”

中原王朝的核心长期位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是直接威胁——他们擅长骑兵作战，可快速突破长城，直抵中原腹地，甚至威胁都城安全。这种“心腹之患”让中原王朝不得不将“北防”视为首要任务，北伐将军的功绩直接关系到王朝存亡，自然被重点铭记。

而南方的威胁多是部落叛乱或小国侵扰（如百越、交趾、南诏），他们缺乏统一的政权与强大的军事力量，难以威胁中原核心区。即便发生叛乱，也多局限于岭南、西南等“边缘地带”，对王朝冲击较小。这种“边缘威胁”让南征被视为“后方整顿”，功绩的重要性自然被弱化。

二是历史叙事偏向：“北定中原”的正统性vs“南定蛮夷”的争议性

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以“中原为正统”，北定中原、驱逐胡虏被视为“正统使命”，如诸葛亮北伐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岳飞抗金是“驱除鞑虏，还我河山”，这些行为符合“尊王攘夷”的文化心理，容易被士大夫美化与传颂。

而南征常面临“师出无名”的争议：一方面，南方“蛮夷之地”在传统观念中被视为“未开化区”，南征可能被认为是大国欺凌小邦；另一方面，南征多是“平定内乱”，缺乏“开疆拓土”的光环。士大夫在记载时，往往不会像歌颂北伐那样热情，甚至会强调南征的“劳民伤财”（如朱瞻基放弃交趾的理由之一就是“耗费过大”），导致南征将军的功绩难以形成正面形象。

三是战绩显性度：北伐“震撼性胜利”vs 南征“隐性化成果”

北伐将军的战绩多是“震撼性”的——如霍去病封狼居胥，是深入匈奴腹地的决定性胜利；蓝玉捕鱼儿海大捷，是彻底摧毁北元残余主力的决战。这些胜利具有“一次性、决定性”特点，容易形成标志性事件，被后人传颂。

而南征的成果多是“隐性化”的——如马援立铜柱、沐英屯田，更多是长期治理与文化同化，而非一次性的军事胜利。即便有跨境作战，也因南方政权的“弱小”，难以形成“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传奇色彩。更重要的是，南方的统治多不稳定（如隋朝放弃林邑、明朝放弃交趾），南征的“永久性成果”较少，导致功绩难以被长期铭记。

来源：白马过隙弹指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