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热衷于关税“大棒”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之所以对这根大棒痴迷不改,很大原因是希望借此逼迫外资从中国等海外新兴市场抽离,连同其所支持的产业链和制造业产能重返美国本土,从而兑现其“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的政治承诺。
热衷于关税“大棒”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之所以对这根大棒痴迷不改,很大原因是希望借此逼迫外资从中国等海外新兴市场抽离,连同其所支持的产业链和制造业产能重返美国本土,从而兑现其“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的政治承诺。
但如今许多美国专家和商界领袖均表示,“尽管特朗普言之凿凿,称其贸易政策将引发制造业从中国“迁回”美国,但到目前为止,许多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仍留在原地“。
当地时间 8 月 31 日,美国政治分析刊物《 POLITICO 》独家刊发由该刊专事报道特朗普贸易及关税政策的首席记者德罗切斯 (Daniel Desrochers) 、该刊负责为全球安全团队撰写“印太”相关新闻的记者兼《中国观察家》专栏主持人凯恩 (Phelim Kine ,中文笔名“老康” ) 和该刊常驻白宫、专事特朗普政府国内政策及联邦官僚机构改革主题文章撰写的记者梅瑟利( Megan Messerly )联合署名的独家文章,承认“特朗普试图吸引企业离开中国,但结果适得其反” ( Trump’s attempts to lure companies away from China are backfiring )。
至少六位以上商界和商业团体领袖均表示,“留在中国”是风险最小的选择,他们指出,特朗普不仅针对北京,还针对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制造业强国,全面提高关税,而且总统未来贸易举措存在不确定性。
多位商界领袖,如上海供应链咨询公司 Tidalwave Solutions 高级合伙人约翰逊( Cameron Johnson )等表示,特朗普利用关税和替代政策将外资从中国市场“赶回美国”的战略依据,是自 2008 年起酝酿、 2013 年起正式推出的所谓“中国加一”战略( China Plus One , C+1 ),这是一种供应链战略,旨在鼓励企业通过多元化零部件采购国家,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其目标是降低过度依赖单一国家进行采购和制造的风险。这项战略最初是商界为应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促使跨国公司在其他亚洲国家寻求替代制造和采购方案的纯商业应对,却先后被共和党、民主党内主张孤立主义的势力用作鼓吹“去全球化”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并与两个任期的 MAGA 深度捆绑。
然而时至今日,约翰逊等商界领袖断言,“‘中国加一’格局已经破裂,因此美国中低端企业要么退出市场,要么倒闭”,且首当其冲的是美国企业、市场和消费者。他们指出,塔吉特( Target )、沃尔玛( Walmart 和家得宝( Home Depot )等大型零售商在第二季度财报中报告了关税导致的成本上升——例如,根据 Telsey Advisory Group 的数据,自 4 月份以来,塔吉特的芭比娃娃价格上涨了 42.9% 。这三家公司在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中表示,在重要的假日购物季到来之际,其商店的价格将继续上涨。
那些客户无力承受关税引发的价格上涨的美国企业已经陷入困境。家居用品零售商 At Home Group 和玩具及文具供应商 IG Design Group 自 6 月以来均已宣布破产,并将关税归咎于其收入下滑。他们并非个例。
上海美国商会前主席、咨询公司 Foresight Restructuring 合伙人科尔·吉布斯 (Ker Gibbs) 表示,近几个月来依赖中国供应商的美国公司破产数量激增,“就像一条曲棍球棒,我们的订单已经满了”。
尽管部分企业试图通过改变产品结构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如星光游戏 (Starlux Games) 被迫放弃对价格影响很大的玩具业务,转而涉足其他领域,例如《龙与地下城》等桌面角色扮演游戏的树脂骰子,但总体上于事无补,正如 Tidalwave Solution 的约翰逊所言,“美国缺乏生态系统、人才、税收优惠或资金”,让资金和产能留在中国固然成本与日俱增,但鉴于“上述这些东西都不会回流”,因此“通过关税手段迫使资金和产能从中国转移在财务上是不可行的”。
《 POLITICO 》的文章援引一位白宫匿名官员的话为特朗普关税政策辩护,认为“既然总统自第一任期以来就明确表示要将制造业转移到美国——或者至少将其迁出中国——那么企业不应该对采取何种对待中国的方式感到困惑”,“如果担心的是确定性,他们有一系列确定性的选择,在近十年来,企业从中国转移业务的必要性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下,不应该再存在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性”,“(美国)企业应该尽可能地将业务转移回(美国)国内”。
对于这一论调,分析家和商界领袖们反驳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所作所为恰堵塞了他所指示的“替代路线”,并放大了企业和资本最担心的“不确定性”。
他们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在特朗普和拜登( Joe Biden )两届政府的鼓励下,私营部门日益努力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亚洲更友好的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墨西哥和印度,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加速了这一趋势,新冠疫情也加速了这一趋势。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征收的“互惠”关税已冲击了包括越南、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许多替代制造业中心,使关税水平接近中国出口产品。与此同时,在特朗普决定提高税率以惩罚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印度企业后,印度现在面临额外 50% 的商品关税。
他们指出,特朗普喜欢因非贸易相关争端而提高对其他国家的关税,再加上与中国之间没有明确期限的贸易谈判,导致许多在中国采购零部件的公司选择留在原地,“直到大致了解情况发展”——一言以蔽之,尽管在美国一再折腾下留在中国经营困难程度与日俱增,但去别处同样甚至更加糟糕。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代表 JCrew 和 Lands' End 等企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拉马尔 (Stephen Lamar) 就一针见血指出,美国企业和资本之所以不想离开中国,“理由只有一个:我们不希望最终将生产转移到更加错误的地点”。
《 POLITICO 》文章则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包括关税和贸易在内各项政策的朝令夕改、对华政策的前倨后恭,以及对中国以外其它国家(这些正是“ C+1 ”所指示的“退路”)同样动辄滥施关税,都让美国企业、资本所最担心的“不确定性”增加,并堵塞了“ C+1 ”的退路。 8 月 29 日,美国联邦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无权征收专为应对中国通过第三方转口对美出口的 40% 关税,无权对中国和其它国家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尽管这一裁决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象征性的,却可能导致今年晚些时候在美国最高法院展开一场官司,同时也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另一些分析家则指出,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至第二任期,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权重”有增无已,而美国本土的营商环境却因种种经济或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而继续流失竞争力,民主党执政时推行各种所谓“进步”政策,而特朗普重返政坛后又大力驱逐非法移民(他们恰提供了美国制造业最为急需的低价劳动力),所有这一切都让美国制造业成本水涨船高。不仅如此,传统上仅有民主党热衷于刺激工团主义等制约营商环境改善的“选举要素”,如今为了取悦 MAGA 的核心拥趸,特朗普和共和党同样乐此不疲——而所有这些都是“让美国企业和资本回家”的大敌。特朗普的“努力”一如《伊索寓言》中和太阳打赌、欲在寒冬腊月迫使路人脱下冬装的寒风,吹得越猛,路人身上的冬装却裹得越紧。
7 月 16 日发布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 2025 年春季年度会员调查( Member Survey in spring 2025 》》也给出了一言难尽、但基调明确的分析。
该调查报告旨在衡量商业信心,并分析当今中国市场面临的挑战、解决方案和机遇。我们的调查在行业协会中独树一帜,因为它涵盖了美国公司在美中两国的代表的反馈。
报告显示,中美关系和关税是美国企业在华经营的首要关注点。中美关系继续位居商业挑战榜首,而随着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关税问题也从第八位跃升至第二位。在 5 月启动的双边谈判中,企业的首要任务是降低关税。
报告认为,随着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持续下降,中国的产业政策正在助推本土竞争对手。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随着中国政府加大力度推出旨在扶持国内企业的产业政策和补贴,他们的市场份额正在下降。
报告承认,特朗普政府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正在重塑美国在华企业的运营。约 40% 的公司报告了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负面影响,许多公司在中国遭遇了销售损失、客户关系破裂以及声誉受损,因为中国消费者越来越觉得美国公司是不可靠的供应商。
报告相信中国经济放缓加剧了结构性弱点,并抑制了盈利能力。产能过剩一度主要局限于工业领域,如今已开始影响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包括医疗保健和消费品。国内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仍然是盈利能力的最大制约因素。
报告称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利润稳定,但对未来业绩的信心正在下降”。尽管 82% 的公司预计 2024 年将实现盈利,但只有不到一半的公司对未来持乐观态度,这反映出人们对关税、通货紧缩和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称,“虽然大多数美国公司近期暂缓新的投资,但它们仍致力于长期在中国寻求机遇”。超过 8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中国投资是为了服务国内市场,而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如果没有中国业务,他们就无法保持全球竞争力。
Foresight Restructuring 的吉布斯等则相信,正在应对特朗普难以预测的贸易政策的美国企业正在盘算,留在中国比回流更好——至少目前是这样。“问题不在于关税本身,而在于关税是涨是降的不确定性”,这才是让美国企业和资本陷入“瘫痪”境地的最根本原因。
来源:左右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