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古代发明有文字，贵州的阿哲家族以世袭方式统治西部地区长达 1474 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制度。特殊的历史文化对贵州彝族文学发展有很大影响，构成了彝文文学、彝族文艺理论、家族文学、毕摩文学、碑刻文学的个性特征；民间口头文学早于文字文学、彝文文学早于汉文文学

彝族古代发明有文字，贵州的阿哲家族以世袭方式统治西部地区长达 1474 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制度。特殊的历史文化对贵州彝族文学发展有很大影响，构成了彝文文学、彝族文艺理论、家族文学、毕摩文学、碑刻文学的个性特征；民间口头文学早于文字文学、彝文文学早于汉文文学、文学作品早于文艺理论的发展规律。

贵州彝族；历史文化；文学发展；影响

彝族是贵州的世居民族之一，居住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西汉以前。据汉文和彝文历史资料记载，彝族与分布于我国西部的古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源自古羌人。大约在公元 3 世纪以后，彝族的先民逐渐扩展到滇东北、滇南、黔西北及广西西北部。东晋以后南北朝时期，氐羌民族中的彝族从西北方向往贵州迁移并定居下来。

贵州古彝文典籍《西南彝志》中还有许多关于 “濮变彝” 的记载，说明古代南方的濮人后裔有许多融入了彝族。同时，彝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其他民族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大约在 2000 多年前，彝族先民已经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据彝文典籍记载，彝族的祖先 “仲牟由” 有 6 个儿子，这 6 个儿子就是彝族尊称的 “六祖”。“六祖” 为武、乍、布、默、糯、恒六个支系的祖先。六祖分支标志着彝族先民由氏族、部落走向部落联盟阶段。

自西汉以前到元朝时期，贵州彝族都保持奴隶占有制。元王朝在贵州彝族地区设置土司，实行土司制，具有奴隶封建性质。公元 8 世纪，在贵州彝族地区出现了 “罗甸” 等政权，总称为 “罗氏鬼主”。 公元 937 年，封建制的 “大理政权” 取代了 “南诏”，从此，云南彝区开始走向封建制。13 世纪后，“大理”“罗甸” 相继被元朝征服，并在这些地区设置路、府、州、县和宣慰司。元末，云南许多彝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迅速发展，但在一些地区领主经济和奴隶制残余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明代，在彝族地区兼设流官、土流兼治和土官三种官职，对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清康熙三年 (公元 1664 年) 吴三桂用武力在彝族聚居的水西 (即鸭池河及其上源三岔河、六冲河西北一带) 和乌撒地区 (即威宁、赫章等地) 推行 “改土归流”，革除土司，封建领主制经济逐渐为封建地主经济所替代。但在边远山区，作为残余的土目统治一直被保存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系列社会改革，彝族地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贵州彝语属东部方言中黔西北次方言和盘县次方言。彝族还有自己的文字，史称 “爨文”“韪书”“罗文”“倮文” 等，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字。彝文是一种音节文字，每个字形代表一个意义，没有偏旁和部首。据估计，现存的老彝文大约有一万多个字，经常使用的有一千多个。

贵州是全国彝文古籍最多的省份，据不完全统计，民间珍藏的彝文古籍约 3000 余册，加上毕节地区已收集 700 余册，总数约 4000 余册。这些古籍内容极其丰富，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天象历法、医药等领域。彝族文献大都是手抄本，在内容上往往多学科并叙，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特点。其体裁大多用五言，部分也用七言或长短句。

贵州彝族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石刻和铭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代永兴寺铜钟、新修千岁衢彝文碑和水西大渡河彝文碑。这些石刻和铭文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研究贵州彝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彝族民间文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诗歌、神话、传说、童话、寓言、谚语、谜语等，绝大部分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彝族有数以万计的艺文经典，诸如《彝族诗文论》《一双彩虹》《放俄娄记》《创世经》《教育经》等。彝族文学经典包含神话、故事、史诗、歌谣，以及各种题材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叙述史诗、抒情史诗等。彝族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众多英雄形象，如支嘎阿鲁、策耿纪、武乐撮、笃慕、妥阿哲等，他们是彝族古代社会各个时期的楷模，给后代树立了永不磨灭的榜样。

彝族舞蹈有 “铃铛舞”“酒礼舞”“海马舞”“腰鼓舞” 等。其中，“铃铛舞” 极具特色，彝语称为 “恳合呗”。据《西南彝志・论歌舞的起源》载：“斋场四面八方…… 巧舞者手执小铃而舞”，后沿袭此俗。从彝族铃铛舞的道具与反映的内容看，除了有着战争场面描写的寓意，还刻画了彝族传统的民族尚武的意识。后来，这种舞演变为安抚战死沙场的勇士灵魂、慰藉死者的舞蹈。彝族铃铛舞保留着原始的风貌，是彝族保存最完整、艺术价值最高、流传最广的民间舞蹈形式，它生动反映了彝族人民的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2008 年 6 月 14 日，彝族铃铛舞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彝族的音乐也独具特色，有月琴、口弦等乐器。月琴曲调丰富，其代表作为彝族民间文艺家代俄沟兔汝搜集整理的《月琴曲集》，较为系统地反映贵州彝族月琴曲的风貌。工艺品以披毡、漆器、咂酒等最为著名。用各种花纹图案刺绣的彝族服装，也展现了彝族独特的艺术魅力。

贵州彝族历史文化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形成和传播，对贵州彝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贵州彝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古羌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迁徙融合。大约在公元 3 世纪以后，彝族先民逐渐扩展到黔西北等地。东晋南北朝时期，更多彝族往贵州迁移并定居。这种迁徙和融合使得贵州彝族文化具有多元性和独特性。古彝文典籍《西南彝志》中 “濮变彝” 的记载，充分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

社会发展历程对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从父系氏族社会到六祖分支，再到奴隶占有制、土司制、封建制的演变，不同的社会阶段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奴隶占有制和土司制时期，文学作品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社会的等级差异、劳动生活以及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进入封建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增多，文学的题材和形式也逐渐丰富起来。

语言文字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贵州彝语独特的方言体系，为文学创作带来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彝文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字，其独特的音节文字特点，使得彝文文学作品在形式和表达上具有独特的美感。彝文古籍的丰富内容，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学等多个领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灵感源泉。

民间文学和艺术形式与文学发展紧密相连。彝族民间文学形式多样，诗歌、神话、传说等口头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信仰和价值观，也为书面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彝族的舞蹈、音乐、工艺品等艺术形式，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元素，许多文学作品中都融入了对这些艺术形式的描写和赞美，展现了彝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从赫章县夜郎文化博物馆收藏的可乐出土的汉代彝文铜镜上四言四句彝文诗歌开始，贵州彝族的彝文文学创作便源远流长。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直至当代，彝文诗歌创作数量众多且质量优良，在贵州彝族文学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古代，彝文文学是彝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毕摩们用彝文记录和创作了大量的经文、史诗等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体现，更是彝族历史、文化、价值观的载体。例如，在一些彝文经书中，详细记载了彝族的起源、迁徙历程、重大历史事件等，为后人了解彝族的过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到了现代，彝文文学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许多彝族作家用彝文创作诗歌、小说、散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对时代的思考。他们的作品在彝族地区广泛传播，深受彝族人民的喜爱，成为维系民族情感、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纽带。

彝文文学创作催生了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创立。以举奢哲、阿买妮为奠基人的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在魏晋时期得以创立，他们的理论著作对彝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举奢哲在《彝族诗文论》中对诗歌的创作、体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阿买妮在《彝语诗律论》中则详细论述了彝诗的韵律规则等内容。

此后，直到清代漏侯布哲等文艺理论家仍然在不断发展这一独具特色的理论，形成了创作与理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这种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共同发展的特色，使得贵州彝族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能够不断提升创作水平，保持独特的艺术风格。

贵州彝族古代家族世袭的统治方式得到从蜀汉到清初的历代中央政府的承认、封赐，形成了阿哲、扯勒等世袭统治家族。这些家族由于其特殊的地位，最早接触汉文化并通过学习汉文化进行文学创作。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即使在失去统治政权之后，他们的创作也没有停止。这些家族通过世代相传的方式保存和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形成了比较有影响的 “阿哲文学家族”“余氏文学家族” 等。家族文学不仅记录了家族的历史与荣耀，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迁，成为贵州彝族文学的一大特色。

例如，“阿哲文学家族” 的作品中，既有对家族辉煌历史的追忆，也有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贵州彝族社会的发展历程。家族文学的传承，使得彝族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连贯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为研究彝族家族文化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古代，除了极少数的彝族统治人物和上层人物外，彝族知识分子毕摩是彝文文学的主要创作者。毕摩在彝族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们不仅是宗教仪式的主持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和知识的传播者。

毕摩们用彝文创作了大量的经文、史诗、传说等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涵盖了彝族的宗教信仰、历史文化、道德规范等多个方面。例如，在一些毕摩经文中，详细描述了彝族的祭祀仪式、祖先崇拜等宗教内容，同时也包含了对彝族历史事件、英雄人物的记载和赞美。毕摩创作的文学作品，语言质朴、情感真挚，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对贵州彝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碑铭形式与体裁一直是贵州彝文文学和汉文彝族文学的重要表达形式。贵州彝族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石刻和铭文，如明代永兴寺铜钟、新修千岁衢彝文碑和水西大渡河彝文碑等。

这些碑刻文学作品，有的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有的表达了对祖先的崇敬和纪念，有的则宣扬了道德规范和家族荣耀。碑刻文学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庄重的内容，成为贵州彝族文学的一个亮点。它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为后人研究贵州彝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例如，新修千岁衢彝文碑详细记载了修路的原因、过程和意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的生活需求，同时也展现了彝族人民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

彝族语言的产生早于文字的产生。彝语在人类学会使用语言的时候就已出现，而彝文发明和成熟于殷商到汉代之间。语言的使用是口头文学产生的源头，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创造了丰富的口头文学作品。这些口头文学作品包括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它们反映了彝族人民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对生活的感悟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随着彝文的出现和发展，彝族文学逐渐从口头传承向书面记录转变。毕摩等知识分子开始用彝文记录和创作文学作品，使得彝族文学有了更系统、更持久的传承方式。但口头文学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它依然在民间广泛流传，与书面文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例如，一些民间传说在口头流传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后来被记录成书面文字，成为了经典的文学作品；而一些书面文学作品也通过民间艺人的讲述，以口头形式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

彝族是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在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接触之前，一直使用彝语和彝文传承彝族民间文艺，创作彝族文学作品。彝语是彝族的母语，彝文文学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特征。

随着历史的发展，彝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汉文化在彝族地区的传播逐渐广泛。一些彝族知识分子开始学习汉文化，并用汉语文进行文学创作。汉语文文学的出现，为贵州彝族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和题材内容。但彝语文学和彝文文学依然是贵州彝族文学的重要基础，它们与汉语文文学相互融合、共同发展。例如，一些彝族作家在创作中，既运用了汉语文的表达技巧，又融入了彝族文化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民间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口头创作与口耳相传，在语言产生和使用的时候，民间文学就随之而产生了。彝族民间文学是广大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反映了彝族人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民间文学的创作者包括普通的彝族百姓、民间艺人等，他们在劳动生活中，即兴创作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文学作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出现了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这些作家有的是毕摩等知识分子，有的是受到文化教育的彝族上层人物。他们用文字创作彝族文学作品，使得文学创作更加专业化、规范化。作家文学在继承民间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提升了彝族文学的艺术水平。例如，一些作家从民间文学中汲取灵感，将民间故事进行改编和再创作，使其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同时，更具文学性和艺术性。

在贵州彝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先有彝语文原创作品的产生，然后才出现了将其向外界翻译、介绍的情况。同样，外民族作品翻译介绍到彝族内部，也是先有外民族作品，然后才进行翻译。

彝语文作品是贵州彝族文学的核心和基础，它们承载着彝族人民的思想情感、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随着与外界交流的增多，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彝族文学，翻译工作逐渐展开。通过翻译，彝族文学作品得以传播到更广泛的领域，增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同时，翻译外民族的优秀作品，也为彝族文学创作者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和借鉴，促进了彝族文学的发展。例如，一些彝族经典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汉文后，受到了广大汉族读者的喜爱，同时，一些汉族文学作品的翻译也让彝族作家接触到了不同的文学风格和表现手法。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贵州彝族的民间文学和彝文文学创作、传承的历史非常悠久。民间文学从彝族人民产生语言开始就已存在，经过世代相传，不断丰富和发展。彝文文学自彝文出现后，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成为彝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而汉语文学等其他民族文学形式在彝族地区的创作和传承时间相对较短。虽然在明清以后，汉文化在彝族地区逐渐传播，汉语文学创作有所发展，但与民间文学和彝文文学相比，其历史积淀和影响力相对较弱。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汉语文学等其他民族文学形式在彝族地区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与民间文学和彝文文学相互融合，共同推动着贵州彝族文学的繁荣。例如，在当代彝族文学创作中，许多作家既擅长用彝文创作，也能用汉语进行写作，他们将不同文学形式的优势相结合，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贵州彝族文学作品以民间文学、经籍文学（即毕摩经书）为主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情感，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经籍

来源：彝空间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