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疑，张元济已经成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文化符号，并且，不仅仅局限于出版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张元济一生的成就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曾经想过用“多元的济世者”来敬仰一下，但这句话却显得很空洞。何为多元？何为济世？偶然看到王云五在给张元济庆祝70

无疑，张元济已经成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文化符号，并且，不仅仅局限于出版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张元济一生的成就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曾经想过用“多元的济世者”来敬仰一下，但这句话却显得很空洞。何为多元？何为济世？偶然看到王云五在给张元济庆祝70寿辰征文启中的一句话，顿时觉得气息相投，豁然开朗，王云五言：菊生（张元济的字）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兼有学者与事业家的特长”。知人者，还是需要近观。作为张元济的同仁至交，王云五的确极其准确地勾勒了1936年之前的一个文化时杰和巨擘的形象。站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我们再远观一下张元济的后半生以及后一个甲子的中国文化史，对于张元济的多元和济世，还会有一些新的敬意和领悟。

张元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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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爱国的行动派

张元济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里走出来的晚清进士，其一生的政治追求始终未脱古代文人为社稷计的建功立业理想。与传统文人所不同的是，他的一只脚停留在古代，另一只脚却不得不踏入新潮激荡的现代。欲守而不能、欲得而被弃、欲罢而不甘的政治落寞和积极进取的心态伴随了他一生。进退失据的苦恼，不能完全归因于他个人的人生际遇。他中进士并踏入仕途的那一年（1892），清朝廷已经在风雨之中飘摇许久了。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后割地赔款的丧权辱国行为，导致国势颓微、朝野上下自信心剧烈受挫，国将不国的忧患漂泊于每个中国人的头顶。自此，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当时，身处庙堂的张元济，救国自然而然成为他政治抱负的起点。直到20世纪50年代，终其一生，救国与爱国的理念和具体行动一直是张元济的政治底色。

也许与张元济的个人性格有关，他很少拍案而起。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中的激进派所不同，他被视为是“百日维新”里的稳健派。我们从1898年9月5日《总理各国事物衙门章京张元济折》和1911年8月《上庆亲王手折》中就可以感受到。前一折，他对光绪皇帝提出了5条建议，即设议政局、融满汉之见、通上下之情、定用人之格、善理财之策；后一折，他从理财、外交、民政、教育、实业、交通、司法、理藩、军备9个方面陈述了自己的改良理想，二折中不乏具体措施，然细究起来，终与改革相距较远。但从这两个折子的内容来看，“救危亡”是一以贯之的主线，而具体措施也有不少暗通之处，如教育关乎人才、理财关乎经济、外交关乎边疆、法律关乎制度治理等。从其行文中，我们已经明显看到了他实践了一生的救国实践：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此外，外交与边疆问题也是他一生关注的聚焦点之一。

教育救国是张元济一生之执念，他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其中，这一主线过于重要，需留待后面专题叙述。与教育救国并行的是实业救国，张元济的实业救国有三条分支，第一条是出版实业，第二条是铁路实业，第三条是农村实业。出版实业是张元济毕生的事业和主业，也需要专题阐述。在此，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张元济参与铁路实业的活动。1903年12月，清政府商部颁布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华洋官商集股修建铁路，次年5月上海《新闻报》刊出浙江商人与德国商人合办墅浦铁路消息，张元济知悉此消息后对此事极为关注，也极力反对修建此铁路。他立即致书浙商当事人申明洋股不可用，又于《中外日报》发表《附请中止墅浦铁路节略》，并致盛宣怀、汪康年书请其出面干预阻止此路修建。1905年5月，张元济联名汤寿潜、夏曾佑、张美翊四人在《中外日报》上发表公开信，驳斥美国协丰公司捏造浙绅同意与美商合作建造浙江铁路，并同时号召全浙绅商集资自办浙江铁路。同年7月24日，浙江绅商在上海集议拒绝英美借款，创立浙江铁路公司，集资自建铁路，张元济被推为股东代表和董事。1906年10月，张元济出席商办浙江省铁路有限公司股东会第一次会议。1907年5月，张元济参加浙江铁路公司驻沪股东会议并发言。同年8月，沪杭铁路江墅段通车，12月，张元济在九省政学商界欢迎江浙铁路代表会上发表演说词，力主拒绝英国借款，誓言“为国家保全利权，为自己保全生计”，爱国之情，言之凿凿。1907年10月，浙江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抗议清政府向英国借款修路，并成立“拒款会”，后又推举王文韶为总代表、张元济等四人为副代表专程入京请求清政府收回成命，12月中旬至次年1月底，张元济等四人先后谒见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庆亲王奕劻等，当面陈词，其中关节，难以言表，然保路之心，经久不变。1909年8月沪杭铁路全线通车，铁路实业，终有成果。

张元济出生于广州，14岁时侍母返回家乡浙江海盐，25岁中进士居于北京，32岁时被列入戊戌党人而被革职后退居于上海直至终老，尽管他久离家乡并且未从事过农村实业，但他却对家乡农村经济格外关注。从他的两篇文章可以一窥究竟，一篇是《在海盐两日之所见所闻》，文中关注育蚕、渔业、菜市等；另一篇为《农村破产中之畜牧问题》，对家乡养羊业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利弊剖析，对“实业部于宰杀有胎母羊”的禁令，他专门致函市商会试图干预。他在长文的最后总结道：“今日恒言曰农村破产，农村岂真易破产乎？特村农有其产，不知所以扶助之，且有时不免摧残之，斯遂破产耳。”

晚清以来，海疆、边疆危机迭起不断，蒙藏、新疆、东北、西南疆无一不被列强觊觎。所谓救亡图存，保全国土是核心要义，张元济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也以此为核心。1912年他为徐继畲所作的《徐继畲地理著作两种序》中就义愤填膺于“曾不百年，而门闼洞开，东西强邻，鹰瞵鹗视，昔之行省近藩，或则视为机肉禁脔，宰割已定，或方张周结之网，盘远势以皋牢之甚者，嗾我族类”。在1929年所撰《南洋中华团体史志序》中，对侨民之命运倍加关爱，提出“复得国力以维护之侨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1年5月，当他获悉西藏“底定”后，兴奋地写下了《西藏解放歌》，并致信毛泽东主席热情洋溢地敬贺，其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张元济的爱国从来是体现于具体行动的，其最动人心魂的行动是他编撰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本书出版于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的1937年5月，书中选取的人物都是杀身成仁的豪杰，如士为知己者死的聂政、刺秦王而身殒的荆轲、知耻而死的田横、复仇而身亡的高渐离等10多人，在张元济眼中，他们都拥有“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他们是“威武不能屈”的志士仁人，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的大丈夫。正是这些敢于牺牲、以死相争的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高尚的人格，张元济在书的前言末大声疾呼：“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此书甫一问世即售罄，7月又再版，抗战时期在长沙、重庆多次重印，在汪伪统治的上海重印时遭禁售，抗战胜利后又被编入《新中学生文库》。此书不仅是蔡元培眼中张元济的爱国“热情所寄”，也是胡适笔下的“张元济先生爱国忧国的深心”。

张元济编著《中华民族的人格》，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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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

张元济的古文是一流的，否则，他很难在25岁就能入驻翰林院。从张元济现存的文章看，他本人极少用白话文写作，尽管他推动了《小说月报》等刊物用白话创作小说和散文写作。纯古文写作，我们可以欣赏其1889年中举人时的乡试文章《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与1892年中进士的会试文章《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不过，即便是他1911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环游谈荟》，所记为游历欧美的游记，也是用极流畅的古文表达的。可以说，张元济的古文，有东坡之风。不仅散文，张元济的古诗也颇见功力，如《戊辰暮秋东瀛访书十首》《东瀛访书纪事诗》，用典天成，诗风晓畅，直抒胸臆，如：“我是书丛老蠹鱼，骆驼桥畔自欷歔。羡君食尽神仙字，守静含嘉愧不如。”另一首更言情言志：“十载辛勤侍石渠，早辞朝籍赋归欤。重燃天禄青藜火，遍校人间未见书。”

如果谈论张元济的个人学术，自然是他自许的“遍校人间未见书”。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罕见的版本学家和校勘学家。1947年5月，胡适在举荐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拟提名单时，将张元济列入史学组，在史学组中提名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四人，胡适的举荐理由是：“张元济，他对于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刊行史籍与史料，他主持的《四部丛刊》与《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使一般史学者可以容易得着最古本的史籍与古书，其功劳在中国史学界可谓古人无与伦比。” 的确，与其他三位史学家的著作相比，张元济当选史学院士的著作只有一本出版于1938年的《校史随笔》，但正是这本校勘学著作为他赢得了巨大学术声誉，让他当之无愧地入选院士并跻身于版本学家和校勘学家。实际上，张元济自选的由164则校勘记构成的《校史随笔》仅仅是他撰写或审定的二十四史校勘记中的十分之一不足，张元济在《校史随笔》自序中就说“余始终其事，与同人共成《校勘记》百数十册”。傅增湘在序言中说：“今观《随笔》所载，凡一百六十四则，视原稿当不及十之一。”其实，古书校勘并不在文字的数量，关键在于新见和突破，曾参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的王绍曾将张元济的校史特点总结为18条，即罗众本、辨版刻、定正讹、重缺疑、补缺脱、订错乱、厘卷第、校衍夺、斠臆改、证遗文、辨误读、勘异同、存古字、正俗字、明体式、决聚讼、揭删窜、匡前修，将校勘学与版本学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因此，张元济“校史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前人”。张元济对古书版本几乎痴迷，他校史的最基础工作就是“博求广览”、“援据众本”，傅增湘盛赞他：“盖君所采获者，皆前人未见之书，故其论定者，多千古未发之覆。”

张元济著《校史随笔》，商务印书馆出版

于旧学，在校史之外，张元济还有两个身份也十分夺目，即藏书家和目录学家。作为藏书家的张元济，先后创办和主持了通艺学堂图书馆、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和上海合众图书馆。张元济藏书有五个特点：高度重视版本价值，重金购买宋元善本；藏书注重系统化和专题化，收藏方志书籍蔚成巨观；广泛收藏外文新书，专设西文部收藏日文书和西文书；收藏书籍的目的传承文化与本馆出版事业并重，刊印善本与编纂新书兼顾；以保全中国古籍与强调书籍流通为宗旨，以博大胸怀将图书对公众开放。张元济在《东方图书馆概括·缘起》中曾自豪地说：“十余年来，搜求未辍，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估人持书叩门求售，苟未有者，辄留之。即方志一门，已有二千一百余种。虽多阙，要为巨观。日本欧美名家撰述暨岁出新书，积年藏弆，数亦非鲜。”作为目录学家，张元济给我们留下了两部著作：《宝礼堂宋本书录》《涵芬楼烬余书录》《丛书百部提要》。《宝礼堂宋本书录》为张元济的代笔之作，是为同乡潘宗周（字明训）藏宋版书籍所作的叙录，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书前有张元济自撰序。《涵芬楼烬余书录》出版于1951年，是张元济晚年对93部宋刊、89部元刊、156部明刊、192部钞校本、17部稿本所作的叙录，这批善本本是东方图书馆的一部分藏品，因移藏于金城银行仓库而未毁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故张元济名之为“烬余”。张元济在序中说：“题曰‘烬余’，所以志痛也。”在此之外，顾廷龙1953年编印了张元济《合众图书馆张氏涉园书目》，1956年编印了张元济著《涉园序跋集录》，这两部书也实属张元济目录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元济屡屡自称是新派人物，的确，他的一生，在各个时代，无一不与新思想新观念新潮流相联结。在晚清，他是光绪皇帝“戊戌变法”的重要参与者，是新进，是新党，是维新党人；在民国，他是新学和西学的出版者、传播者和引领者；在新中国，他是忠诚的新文化的追随者，主动引导商务印书馆融入新时代。

在新思想方面，尽管他没有留下新学著述，但他却以实际的文事充分地进行了自我表达，并给每一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大体说来，有三端文事可以让我们一窥张元济的新思想。一是他30岁时开始主动而自觉地学习英文和西学。1895年冬，张元济联络陈昭常等8人结成健社，1896年上半年，在未入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前即开始学习英文，在6月8日致汪康年的信中说：“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通，前月业已从师，拟即日迁寓馆中矣。”次年，他联络诸友集资筹设西学堂，后更名为通艺学堂并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此堂宗旨张元济定为“专讲泰西诸种实学”。二是以新思维执掌南洋公学译书院，处庙堂之远创办《外交报》。1899年4月，张元济入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盛宣怀初定的公学译书和出版方向为翻译日本的军事书籍，张元济主事后，将译书方向扩大到西学中的物理、历史、经济学、哲学等书籍，尤其以出版严复译《原富》获得巨大成功。1901年12月，张元济与蔡元培等四人议定创办《外交报》，其办报宗旨为“裨益时局、启发民智”，努力“以定言论之界，而树思想之的，为理论家邮传，而为实际家前驱”。三是加盟和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期，成为清末民初传播“西学”的枢纽人物。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出版了“中国西学第一人”严复翻译的8部译著（结集为《严译名著丛刊），这些译著让国人得窥西方启蒙思想之堂奥，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出版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179种，这些小说不仅是超级畅销书，更造成中国文学与时代变革；大量翻译出版西方自然科学书籍，自清末至1936年中国共译科技书籍963种，“这些译著的出版，大多数出自张元济的精心挑选”。毫无疑问，在翻译和传播“西学”方面，在引入新思想方面，在译介新技术方面，张元济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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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民智的教育家

在出版成就之外，张元济最显著的一个身份是教育家。他最为知名的两句话是：“余与夏瑞芳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前一句话出自1926年《东方图书馆概括·缘起》，是回忆夏瑞芳文字，距夏离世已12年矣，距1902年的相约更已24年；后一句话出自1952年初所写“告别诗十首”之一“别商务印书馆同人”。其实，1953年9月，张元济“挽李拔可”诗跋说得更直抒胸臆：“新国肇兴，教育为急。余等从事编译。此何等事业，岂区区数人所能胜任？宏愿难偿，徒惭蚁负。想君亦同此意也。”这三句相隔半个世纪之多的话，其实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教育与出版具紧密之关系：由教育而向出版，由出版而助教育。

实际上，“教育救国”是张元济一生的事业主线。 在他看来，连出版实业也只是实现“教育救国”的一条路径而已。张元济生发“教育救国”理想至少可以上溯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的那一年冬天，在《送简庵之滇序》中他回忆说：“昔年冬，简庵与其乡人辟健社，约为有用之学，盖以自强不息交相勉，冀稍挽夫苟且畏缩之风。”张元济是健社8成员之一，以自强和学西学互相激励，健社之活动应是其“教育救国”思想之源头。1896年，张元济的“教育救国”思想已成雏形，在6月份致汪康年的信中说：“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1897年，他更重申，救国急务为办报鼓动人心，其次是培植人才，而得人才必须办学。知而行之，是张元济的一大特点，1897年9月他即具文申请设立通艺学堂。至1902年，张元济教育思想为之一变，从实践精英教育转向主张教育普及和开启民智，在1902年1月《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明确提出“今设学堂，当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教育普及应“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张元济认为，普及教育必须从初级开始，只有使“人当知之事无不知之”，民智才能大开。1903年初，张元济正式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所长，其与夏瑞芳之约也正是此时，而其背景恰是在张元济教育思想大变之际。

从精英教育转向国民教育是张元济“教育救国”思想的第一次转变，其第二次转变是他认识到实体教育必须与出版相结合。张元济在1917年致蔡元培的信中说：“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此话虽在特殊语境中所言，但却切实道出了他对出版的深层认知。在1905年7月他在致汪康年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对出版与教育的同样观点：“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其实，他厕身出版界，固然有其在南洋公学中的种种不快引发的因素，但最基本的一条选择逻辑是救国须得新式人才，而人才须由新式学堂培养，同时，国家之基在于民众，只有广设学堂才能达到国民教育普及，而教育普及必须革新学习内容，而新知则是“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如此才可“立于地球之上”，因此，获得新知必须借助于知识生产与出版传播。为了“保持国民自立之性”，让每一学成之国民，“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就不能“以洋文为常课”，并不能“沿用洋人课本”，由此，编译、改订和新编教科书就成为“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的至关重要的手段和路径。

张元济是坐谈而起行的教育家。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1903年加以改进后重新颁布，史称“癸卯学制”，此新学制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此时正值张元济甫入商务印书馆，他迅速抓住此机遇，集合蔡元培、蒋维乔、高梦旦等开始着手编纂新式教科书。1903年6月商务印书馆即出版了《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张元济在序中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后，“编纂新本，迄未颁行，商务印书馆主人辑为是编，以应急需”。1904年4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第二册出版，此教科书出版后两周即售罄，由此开启中国新式教科书革命。此后，在张元济主持下，“最新”系列小学教科书修身、笔算、理科、历史、地理、习字帖等学科陆续出版，到1906年清廷学部首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102种时，此系列已达到54种。

作为教育家，张元济第三次教育思想的转变是由倡导“强迫教育”（即义务教育）转向职业教育。1910年3月17日张元济启程到欧、美考察教育、出版、印刷事业，至1911年1月18日返沪，期间，在伦敦撰写了《调查英国教育之提纲》，在柏林参观了盲童学校、幼稚园、初级小学、聋哑学堂、在维也纳考察国民小学、在法国参观巴黎中学等，对西方倡导“强迫教育”、贫民教育、聋哑教育、职业教育极为赞赏，在《张菊生之教育谈》中有细致的见解。为了在中国推动初等教育实行“强迫教育”，1911年7月他以副会长身份在北京参与并主持了中华全国教育会，在会上通过了《义务教育章程》《变更初等教育方法》等12件决议案。为实践他本人的教育思想，张元济总是身体力行，1915年推动商务印书馆创办教育实体函授学社，张元济兼任社长并亲自教学。此函授学校一直延续至1946年9月。张元济对职业教育推动最有力的措施是1917年1月与梁启超、张謇、蔡元培等44人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他起草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及《组织大纲》，他宣言：“本社之立，同人鉴于方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无过于生计。根本解决，惟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故于本社之立，矢愿相与始终之。”其“教育救国”之心，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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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实业的事业家

无论何时说到张元济，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出版家身份，也必然将他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在一起。他做过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所长、经理、协理、董事长，长达57年，说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毫不为过。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执中国文化之牛耳长达半个世纪，而张元济正是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核心人物。换句话说，张元济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出版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他所创造的出版成就至今还散发着光芒。

作为出版家，主持出版可以写入出版史的出版物是首要标准。以此标准衡量张元济，20世纪中国出版家中无出其右者。在此方面，概括说来，张元济有7个方面的系列出版成就。

第一，新式教科书系列。1903年，张元济约请高梦旦、蒋维乔、庄俞开始编写《最新国文教科书》，次年4月出版第一册，此系列包括初等小学10册，高等小学8册，此为中国第一套新式教科书，从此引发教科书革命。自此，“最新”系列教科书陆续出版，共16种78册，包括国文、修身、中国历史、地理、格致、笔算、农业、商业等课程。在张元济的策划、审定、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女子教科书系列、简明教科书系列、新教科书系列、实用教科书系列、共和国教科书系列、新法教科书系列、现代教科书系列、新学制教科书系列、新时代教科书系列等上百种新式教科书。张元济编纂新式教科书的编辑思想，我们可以从其《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序中窥其一二。

商务版《最新国文教科书》

第二，汉译西学系列。商务印书馆时下的镇馆之品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实发端于张元济。早在张元济执掌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就开辟了翻译世界学术名著的两个方向，一是自然科学系列，一是社会科学系列。1902年出版的严复译《原富》，是张元济早年出版品牌的得意之作。张元济到商务之后，首创严译品牌，先后出版了严复译《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等8部译著，后结集为《严译名著丛刊》行世。1902年以来陆续出版的《政学丛书》《帝国丛书》《列国政要》《日本法规大全》在出版史上均负盛名，张元济还为《埃及近世史》《日本法规大全》亲自撰写了序言。编译所创立之初设国文、英文、理化博物三部，理化博物部专门科学技术类书籍翻译和科技专业著作出版，1908年以来出版的《物理学语汇》《化学语汇》《汉译科学大纲》等书久负盛名。

第三，汉译世界文学名著系列。张元济对出版市场具有极敏锐的嗅觉，1902年梁启超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大力倡导“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是改良社会、移风易俗、浸染思潮、开启民智的工具，张元济迅速抓住了小说出版的机遇，做出了两个选择：一是1903年创办《绣像小说》杂志，二是决定以翻译小说为突破口，同年推出专载翻译文学的《说部丛书》。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在翻译世界文学名著领域，还创立了另外三个品牌：“林译小说”，即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伍译小说”，即伍光建用白话翻译的《侠隐记》《续侠隐记》等；“教育小说”，包天笑“译”“创”结合的创译小说，如《馨儿就学记》《埋石弃石记》《苦儿流浪记》，这三位的翻译小说，均红极一时。

第四，工具书系列。在辞书选题策划和确定项目方向上，张元济居功甚伟，商务印书馆所开发的工具书出版方向基本上是张元济确立的。1899年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首开工具书记录，此书实际上就是张元济向夏瑞芳提出的建议，是在邝其照《字典集成》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经张元济策划和主持的辞书出版主要有两个系统：自纂汉语系统和编译双语系统。自纂系统著名的工具书品牌有《辞源》《新字典》《中国人名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日用百科全书》《国音字典》等。编译双语系统著名的工具书品牌有《英华大辞典》《英汉模范字典》《双解实用英汉字典》《汉英字典》《英汉大辞典》《汉英大辞典》《英汉成语辞林》《袖珍英华成语辞典》《英汉双解英文成语辞典》等。现代工具书的编纂与出版对中国文化的重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五，学术丛书系列。丛书出版，中国宋代即已发端。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的具体操作下出版《丛书集成》，是20世纪一巨大文化工程，而此创意实来自张元济，张元济并亲自撰写《丛书百部提要》以确定丛书选目和版本。张元济对丛书规划和出版极其重视，早在1902年出版《政学丛书》《帝国丛书》，1903年出版《说部丛书》。其后，张元济探索出一套出版机构与社会学术团体合作出版高水平高质量学术丛书的出版之路，如1918年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签订出版《北京大学丛书》合约，与东南大学合作出版《东南大学丛书》，与尚志学会合作出版《尚志学会丛书》，与中华学艺社合作出版《学艺丛书》《学艺汇刊》，与共学社合作出版《共学社丛书》（由17套小丛书构成，第1套为“马克思研究丛书”，第17套为“教育丛书”），与文学研究会合作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通俗戏曲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等。据统计，从1902年至1926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75种丛书。

第六，影印辑刊古籍系列。商务印书馆创立之初，利用自己的印刷技术优势翻印过古籍《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但将影印印刷技术发扬光大而成为一项出版伟业的是张元济。 张元济对现代印刷技术和设备的革新非常关注，亲自到欧美考察，还曾亲自组织刻制新铅字，改进排字架，撰写《记影印描润始末》总结印刷工艺流程和经验。因此，影印和辑印古籍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大宗。由张元济主编、主持的影印刊印辑印古籍大型项目有：《医宗金鉴》《十三经》《影印殿本二十四史》《宋诗钞初集》《涵芬楼秘笈丛刊》《四部丛刊》（四编）《续古逸丛书》《影印正统道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宛委别藏》《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每一重大影印、校辑项目出版，张元济往往以出版家、版本学家和校勘学家的身份撰写印行启、缘起、例言、序、跋等文，这些专业文章不仅声明“使爱古者不至薄今，垂绝者赖以续命”， 它们更是“于开辟新营业之中兼寓保存国粹之意”的宣言。

第七，杂志系列。在张元济看来，报纸和杂志是鼓动人心的工具。早在入商务印书馆之前的1901年，张元济就与蔡元培等人合办《外交报》，因此，张元济对办报、办刊是大有情怀的。1904年他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创办《东方杂志》，宗旨宣称：“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以思想、文化和科学启蒙为主导的办刊方针十分明确。《东方杂志》出版后十分畅销，1910年时，每期可发行1.5万份，其商业价值也极为显著。由此，张元济开始认识到杂志对于一家出版机构的重要性，于是开始筹划一系列杂志的出版。自1909年《教育杂志》创刊后，又陆续创办《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少年杂志》《学生杂志》《儿童画报》《自然界》《学艺杂志》《社会月刊》等9种月刊，独立或合作编辑出版的杂志还有《英语周刊》《儿童世界》周刊、《国学论丛》《哲学评论》《经济学季刊》《农业杂志》《乐艺》季刊、《小学教育》半年刊、《社会学界》年刊。杂志出版群由此成为商务印书馆影响舆论、传播知识、实现商业价值的重要出版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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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

何为道德？简言之，道德就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中国的道德概念含有通理、德性、品行的意思，西方的道德概念含有礼仪、风俗、习惯的意思，因此，道德具有自我性、实践性、目的性、原则性的特点，故每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道德。张元济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西学东渐”方盛、新旧文化激荡炽热的特殊时期，旧道德还未退场，而新道德还未成型。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张元济的文字《新治家格言》《最新修身教科书编辑大意》《中华民族的人格》《戊戌六君子遗集序》《论孔子在今日的地位》等，感受到他身上新道德的凝聚。

张元济手书《新治家格言》

概括说来，张元济的新道德观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新观念、新人格、新国民精神。一是新观念。张元济在1947年80岁时写下《新治家格言》，在后跋中声明是仿清代朱伯庐所著的《治家格言》，他说“不揣固陋，揆度时势，补所未备”，实际上这是张元济一生实践新道德观念的集中展示。他以传统的道德体系为纲，但均提出适应时代进步的新观念，如在“修身”方面，提出“迷信必当破除”、“求知识莫离书报”、“玩水游山，随处可求学问”；在“齐家”方面，倡导“兄弟不必同居”、“婚嫁各由自愿”、“火葬最为解脱，公墓亦可安宁”、“毋信无才是德之谣，女子宜习专业”、“昔为主仆，今同主宾”，改造旧家庭，适应新社会；在“治国”方面，昌言“四民无分阶级”、“急公益故重服务”、“唯工业始足兴邦”、“勿谓好汉不当兵，唯大勇真能卫国”；在“平天下”治理社会方面，号召“国家有我一分子，民主无令再落伍”、“事在人为，莫言天命”、“四海皆兄弟，愿世界进于大同”。二是新人格。张元济的贡献是奉给世人一本《中华民族的人格》小书，书虽小但精神激励的作用却颇大，此书在战时读物中被广而告之为：“今欲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此为国难期中不可不读之书。”张元济在此书前有一则题辞曰：“国民丧失人格，国必灭亡。日寇禁毁此书，无非欲灭亡我国也。今我国免于灭亡，其犹赖有此人格乎。”那么，张元济振臂倡导的人格具体是什么呢？他在书中的“批评“文中做了具体的回答，如公孙杵臼“死于忠”，程婴“死于信”；伍尚对父“尽子道”，对弟弟“尽兄道”；子路“见义勇为”，“从容不迫”；豫让复仇“志气的坚决”，义烈，正直的精神；聂政的孝、廉、神勇、豪杰；田光的守信；樊於期的仗义；荆轲的尽职；高渐离的复仇；田横的知耻；贯高做人的责任，等。概括之，就是志士仁人，杀身取义，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三是新国民精神。张元济认为一国之语言文字是维系一国之国民精神的纽带，他说，新学堂“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而西方的种种学术，必须“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才能“振新吾国民之精神”。所谓新国民精神，在张元济看来，有三层蕴涵所在：第一为“爱其国，卫其种”的民族精神；第二为人人皆知其当知的启蒙精神；第三是《论孔子在今日的地位》中所提出的旧有之精神的当代弘扬，即“做人最要紧的是独立”、廉洁、勤劳、友爱、平等、互助，以及“自由独立的精神”。事实上，张元济所认知和表达出来的这些新道德观念正是他一生所追求和所实践的。

何为“绅士”？绅士有新旧之分，旧称的绅士泛指地方上有地位、有势力的退职官僚或地主，新的称谓指有现代文明修养的男士，源自英文gentleman的意译。明代，绅士分指“乡绅”与“士人”，士人指读书人，乡绅指在任或退职居乡的本籍官员，后来也泛指进士和举人。清代，绅士已经泛称为官员“绅衿”的尊称。清末民初，绅士和士绅均指在野的具有功名或居乡的知识分子。“西学东渐”后，欧洲将具有举止高雅、亲切有礼、宽大稳健等优秀品质的人称为绅士。将“绅士”的帽子戴到张元济头上，无论古今、无论中西，都是非常合宜的。

作为绅士，他有四个方面的绅士行为。于家，张元济倾情奉献。 15岁时父病殁，张元济奉母甚孝。1892年中进士那年，弟病殁，作《祭四弟文》，催人泪下。1904年兄元煦病殁，张元济将侄子张树源留养自己家中，视如己出，供其上学和留学美国，主持其婚礼。1919年张树源夫人去世后，张元济夫妇养育其女张祥保，1935年又为张树源续娶妻子。1946年又主持侄孙女张祥保成家。于张氏宗族，他饱含深情，屡有创举。一则1911年出资辑印《海盐张氏涉园丛刊》暨《续编》，并作跋。1928年出资排印《涉园题咏续编》并作序。二则1920年发起第四次重修海盐张氏族谱。三则1920年出大部分资金改建张氏宗祠，先后撰写《阖族为建设宗祠归并祭产公呈》《张氏宗祠建筑征信录识语》《张氏宗祠落成祭文》。四则在宗祠内设立图书馆并捐献数千册图书。五则倡议并成功创建张氏合族公墓，提倡薄葬，开风气之先。于海盐家乡，贡献颇多。一则资助海盐劝学所，1907年5月回乡主持劝学会议，发表《在海盐劝学会议上的讲话》，代拟《劝学员之职务》《学务改良办法》《学务经费》等条款。二则热心于海盐兴办新学堂，1907年亲赴天津北洋师范学堂，与校方协商为海盐劝学所预留师范生名额6人。三则捐献海盐县城内祖产故居6.5亩宅基地暨36间房屋给县初级中学（今海盐中学）。四则撰写《谒胡孝辕先生墓记》，热心乡贤胡震亨墓园修葺。于旧友故交，尽义尽责。作为维新党人，张元济花费20年时间搜集遇害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的诗文，亲自编辑，于1917年在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其道义担当，让人每思之必为之动容。张元济在《戊戌六君子遗集》序中说：“默念当日，余追随数子辇下，几席谈论，旨归一揆。其起而惴惴谋国，盖恫于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计一己之利害者，而不测之祸，果发于旋踵。余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为诸君子求遗稿而刊之。生死离合，虽复刳肝沥纸，感喟不能喻者矣！”的确，烈士先觉，慷慨就国，虽然两个甲子已过，但张元济于国于己的感喟和绅士之为，至今依然让我们为之喟叹也。

张元济编《戊戌六君子遗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不仅仅是张元济，作为出版后学，那个激荡的时代，那些激扬的文字，那种包荒的精神，今天，也让我们“感喟不能喻者矣”。

​作者简介

耿相新，出版人，诗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原总编辑。曾任大象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第十四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2005年被列为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首届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学术研究方向主要为书籍史、出版史与出版理论。出版有《中国简帛书籍史》（三联书店2011）、《书界无疆》（中华书局2011）、《出版的边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复眼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游戏的秩序》（作家出版社，2023）等著作十多部，发表论文60多篇。

来源：正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