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大的边防战略失误：放弃河套平原，被迫修建了万里长城

摘要：河套平原，位于内蒙古中部，处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民族的过渡地带。自古以来，河套平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游牧民族占据了河套平原，就可以居高临下，长驱直入中原。而农耕王朝占据河套平原，就可以凭借戈壁滩、阴山等天然屏障建立防线，甚至还可以对漠北形成直接的威慑。河套平原水草

河套平原，位于内蒙古中部，处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民族的过渡地带。自古以来，河套平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游牧民族占据了河套平原，就可以居高临下，长驱直入中原。而农耕王朝占据河套平原，就可以凭借戈壁滩、阴山等天然屏障建立防线，甚至还可以对漠北形成直接的威慑。河套平原水草丰美，沃野千里，适合游牧，也适合农耕，有利于屯田驻军，是天然的军事前线。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序》说“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项，得河套者得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

历史上，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争夺河套平原的例子数不胜数。战国到两汉，匈奴和中原王朝就反复争夺此地；汉末魏晋，鲜卑逐渐占据了河套平原，然后从河套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建立后，又设六镇抵御北方的柔然。唐时朝期，在河套平原设立军镇，以防御突厥、回鹘。此后，河套平原先后被契丹、西夏、蒙古等游牧民族占据。

明朝建立后，对蒙古进行了大规模的北伐，于1372年占据了河套平原。最初，朱元璋册封蒙古部族为察罕脑儿卫和官山卫，但十三个月后，其部族就叛走漠北了。

为此，朱元璋吸取教训，决定移民、驻军、屯田。1392年，朱元璋大规模移山西军民到河套平原，第二年就设置了东胜等十七卫，其中部分位于河套平原。同一年，朱元璋将山西行都司的首府迁徙到大同府，以方便对河套和山西塞外的管辖。

明朝在军事上推行军屯制，类似于唐朝的府兵制，因而明朝移民到长城塞外的人口几乎全部是军户。军户既要承担军务，还要耕种，负担非常严重。不过，明初天下初安定，所以军屯制度并未败坏。以军户屯田，是有利于边疆的稳定和安全的。

建文帝即位后，开始大力削藩，而燕王成为了主要的削除对象。燕王借“清君侧”发动了“靖难之役”。为了补充自己的军队数量，壮大军事实力，朱棣将大宁都司、山西行都司撤销，并将二都司的军队内迁到了北平，归自己统辖。1402年，朱棣移东胜左卫于河北永平府，移东胜右卫于河北遵化县。于是乎，在塞北就形成了一大片军事空白的地带，后来称之为“成祖弃地”。也就是说，在靖难之役期间，明朝就已经放弃了河套平原。

朱棣上台后，对蒙古发动了六次北伐战争，但没有恢复山西行都司和大宁都司的建制，更没有在塞外驻扎军队。当时，蒙古人还未涌入塞北，河套等地处于人口空虚的状态，如果朱棣想恢复山西行都司原本的建制那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那为什么朱棣还是决定放弃塞北呢？

一种观点是认为明朝气候变冷，河套平原无法耕种，所以无法驻扎军队，自然就必须放弃了。然而，明朝的许多文献记载当时的河套平原依然是沃野千里，非常适合农耕。《陕西通志》记载“西截河套之冲，可便耕牧，千三百里树艺樵采围猎之利，我军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丰庶，称雄镇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写道“河套地迥迥占千里，其土肥沃，可耕粟”。可见，气候原因只是借口，并非实质原因。

洪武时期的漠南

我认为，明朝放弃河套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军屯制度的破坏。由于军户的负担太重，明朝在永乐年间就发生了严重的军户逃亡现象。在战争时期，军屯制可以让军户获得安生的土地，因而有利于经济恢复，有利于低成本维护大量的军队。但天下统一后，国家对军户的压榨没有缓解，军户自然会选择逃亡。永乐年间，军户的逃亡现象就比较严重了。到正统年间，明朝逃亡的军人多大160万。河套平原的军队主要是从山西等地借调过去的，在这里驻扎的军人生活更加艰苦。在残酷的压榨制度下，没有军队愿意前往河套平原耕战。

二，为了节约运输成本考虑。明朝的军事后勤制度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军队的粮饷并非由中央统一发放，而是由地方就近发放，中央只是名义上进行了核算。山西行都司的官兵的粮饷由山西省来提供，而从山西到达河套平原有一定的距离，且没有水运，因而运输成本较高。明朝地方财政收入较低，而北伐大漠、朝贡贸易、下西洋、供养藩王以及修建北京城等都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因而明朝总是会出现严重的财政问题。为了节约运输成本，明朝只好将防御线退守到长城一线。

永乐年间的漠南

三，国家战略转变。朱元璋时期，明朝对漠北的战略是进攻为主，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垮北元，并让蒙古臣服于明朝。朱棣篡位成功后，虽然有几次大规模的北伐，但明朝对蒙古的总体战略已经转攻为守了。所以，朱棣选择将防线南迁，利用山西、山西、河北北北部的复杂地形来构建防御工事。

但无论如何，放弃河套平原给明朝带来巨大的压力。此后，蒙古人开始进入河套地区。最初，是蒙古人零星地游牧到河套平原，到了明朝中期，蒙古人直接在河套平原定居，并建立了城市——归化城（呼和浩特），成为了漠南蒙古的政治中心。

为了开发河套平原的农耕经济，俺答汗还下令招来汉人进行耕种。当时，陕西、山西的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但却要缴纳赋税，许多农民选择了逃亡。而俺答汗为了吸引汉人去河套平原，规定“岁种地不过粟一束，草数束，别无差役”，也就是每年缴纳的赋税不过一束小米，几束草，可谓轻徭薄赋。

经过俺答汗的开发，河套平原“开良田千顷”、“村连数百”。当时的民谣唱到“人言塞上苦，侬言塞上乐……时雨既降沙草肥，丁男释甲操锄犁。夫耕妇织朝复暮，荜门鸡犬皆相依。”到万历初期，到河套平原耕种的汉人已经多达十万之众。

俺答汗开发河套平原，使得河套平原成为了漠南蒙古的经济支柱，而蒙古人也成功在漠南站住脚。一旦蒙古在河套站稳了脚，那就必然会对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发起频繁的侵扰，“无岁不深入，杀掠人畜至数千百万”。如此，山西、陕西、河北又成为了前线，天子守国门的窘况显得更加严重。顾炎武说“自虏据套以来，我军之耕牧绝矣；耕牧绝，则转输艰矣；转输艰，则士伍耗矣”，“是榆林受病之原，乃在于失河套之初，而不在于移镇榆林之日也。”

成化年间，为了打击河套平原的蒙古人，明朝三次大规模出兵，均无功而还。当时镇守九边的将领不敢对蒙古开战，但是却敢滥杀平民以邀功，“边将拥兵，莫敢谁何，徼所遗老弱及杀平民以上功，冒升赏”，于是鞑靼“益横，内地且危”。明朝中期唯一对蒙古的一次胜利是1473年，都御史王越趁蒙古一个部落主力外出之机，调遣1万人进攻该部落的老巢，杀敌350人，号称“明中叶边功第一”。但这样的失利对于蒙古来说是无关痛痒，蒙古依旧“寇每入，小击辄去，军罢即复来，率一岁数入。将士益玩寇，而寇势转炽”。

无奈之下，成化帝决定选择“移堡筑墙”之策，也就是修建边墙。明朝长城，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大规模修建起来。

鉴于蒙古对明朝的威胁越来越大，明朝的有识之士就提出收复河套。1466年，杨琚、王越提出了收复河套的设想，王越认为“河套水草甘肥，易于驻扎，腹里之地，道路旷远，难于守御。”但他们的建议没有被明朝采纳。弘治年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杨一清再次提出了收复河套的计划，得到了明孝宗的支持。但不久，明孝宗就去世，杨一清被宦官排挤，此后大臣“遂无敢言及河套者”。

嘉靖年间，俺答汗年年侵扰，朝臣大多主张收复河套。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上《请复河套疏》，正式提出了收复河套的主张。他提出了几条措施，在军事上主张训练精兵六万，配以2000火枪手，连续三年在春夏之交袭击蒙古，逼迫蒙古离开河套。

但嘉靖帝认为主动出击，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明朝资金不足，不如修建边墙，坚持防守战略。为此，曾铣又提出，收复河套后，防线缩短，会减少军费开支，而收复河套的费用不过是宣府大同一年之费。曾铣又联系山西的将领，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主要包括训练军队、后勤准备、招降、进兵路线等方面。他还上进上《营阵八图》，力图通过改变军阵来提高战斗。就此，曾铣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并得到了嘉靖帝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