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这场始于1931年的抗战，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取得彻底胜利的反侵略战争。中国以东方主战场的地位，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

编者导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这场始于1931年的抗战，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取得彻底胜利的反侵略战争。中国以东方主战场的地位，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于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无数中华儿女则共同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与“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理当拨开历史尘雾，重读以血火铸就的峥嵘岁月，既为昭示“历史不容篡改”之真谛，更为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

当二十九军大刀队老兵张可宗最后一次来到卢沟桥的时候，耳畔仿佛还在回荡着那首壮怀激烈的歌谣：“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最后关头已临到，牺牲到底不屈挠。”

北京南郊，宛平城头的弹孔清晰可辨，如同一双双睁开的眼睛，凝视着那个改变历史走向的夏日之夜——

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1937年7月7日深夜，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蛮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中国守军拒绝后，悍然炮轰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这是中华民族彻底觉醒的时刻：二十九军奋起反击，卢沟桥畔的枪声，激起中国人民奋勇反抗的怒火，吹响了全民族抗战总动员的号角。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疾呼：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毛泽东、朱德向红军下达“10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彭德怀等红军将领通电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受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1937年8月，红军主力宣布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的红军改编动员大会上，红军将士士气高昂，高举旗帜和标语，决心“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最后关头》演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二十九军不负国，一战战死两将军！”张可宗和他的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兄弟们，没能阻挡住日寇的铁蹄。激战南苑，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同一天殉国。

黄河觉醒

战局，一泻千里。7月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陷落。沿着平汉、平绥、津浦三条铁路，日军呈扇形，向南、向西进犯。

侵华日军大本营最初的企图是：在华北，两周之内攻占大同，一个月内侵占山西全省；在华东，3周之内攻陷上海、南京，一个月内逼近武汉。然后在华南登陆，以“闪电式胜利”，迫使中国投降。国际舆论也对中国抗战持悲观态度，预测“中国海军在一星期之内就会失去战斗力，空军只能支持一个多月，而陆军最多可以维持6个月”。一位西方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贫困、凌辱和夭亡，是中国人仅有的前途。

毕竟，这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战争。1937年，日本钢产量580万吨，中国仅为4万吨；日本生产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中国为“0”。

铁蹄踏过，国土沦丧。日军叫嚣：3个月内灭亡中国！

令整个世界都没有想到的是，在骄横的日军面前，这时的中国没有像以往一样屈辱苟安，而是义无反顾地拼死相抗。淞沪会战，正面战场上惨烈的一战。日军投入9个师团近22万余兵力和包括4艘航母在内的30艘战舰、500余架作战飞机以及300多台坦克。这是血肉之躯与钢铁巨兽之间的较量。中国军队整营、整团地倒在日本陆海空军的炮火与炸弹之下，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黄浦江畔的上海海关大楼钟声每响过一次，就有超过1000名中国军人血洒淞沪战场。

1937年8月，国民党军在淞沪会战中抗击日军

就在淞沪战场酣战之际，距离上海1300多公里的山西忻口，另一场大会战也到了白热化阶段。日本早就盯上了三晋大地的战略资源——太原北部屏障忻口，中国军队舍命抗击汹涌而来的日军主力。

卫立煌，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朱德，八路军总指挥。忻口会战，两位曾经的对手，站在了同一条战壕中。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共两党抛弃恩怨再次走到一起，标志着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辟。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也是在这一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红军更名为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向全国发表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通电：“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

陕西三原，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抗日誓师大会，刘伯承戴上缀着青天白日徽的黄帽子说：“为了救国，让我们暂时和红五星告别吧……”大雨之中，全师9000官兵含泪摘下心爱的红五星。

1937年9月24日，当又一场秋雨来临，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第一一五师已经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灵丘与繁峙两县交界处的平型关伏击阵地。一场激烈的伏击战从25日7时持续到13时——长长的山谷间，留下了日军1000多具死尸。

《八路军东渡黄河》油画（王铁牛、王君瑞 作）（现藏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

平型关大捷，全面抗战后第一个大胜仗，缺枪少弹的八路军一次缴获1000多支步枪、20挺机枪、一门火炮和大批军用物资。吹响战斗进军号的八路军老战士强勇回忆：“第一战就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缴获的军大衣足够全师每人一件。”

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开赴平型关前线

20天后，贺龙指挥第一二〇师伏击日军运输队，200多辆汽车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日军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妄想，如同雁门关下升腾的浓烟一样随风消散。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官兵炮击敌碉堡

又过一天，一二九师再传捷报：第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击毁敌机24架……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时失去空中突击力量。

《夜袭阳明堡》油画 （周武发 作）

不到一个月，3支长征大军改编的八路军3个主力师，以战斗姿态亮相抗击日寇第一线，让不可一世的日军从此记住了这样一群浑身战伤的军人。

从卢沟桥奋起反击，到淞沪、忻口浴血抵抗，在生存与死亡的选择题面前，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毅然选择殊死搏斗，实现凤凰涅槃式的再生，开始了走向独立与复兴的悲壮起步。

日本侵略者也意识到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团结。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的日军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万人惨遭戕害，大半个城市被烧光，几乎每一条主要街道都变成了血河。疯狂的杀戮，没有摧毁中华民族的意志。国恨家仇怒烧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迎接侵略者的，是更加顽强的反击。

山东枣庄台儿庄，重修后的火车站钟楼上，时间定格在12时20分。这是日军轰炸这座津浦线小站的时间，也是台儿庄保卫战打响的时间：1938年3月23日。南京陷落，武汉成为战时中国的中心。日军预谋南北夹击打通津浦线，进而合兵进攻武汉。战略要地徐州首当其冲，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兵分两路扑来，准备在台儿庄会师后南下。台儿庄，瞬间成为风暴中心。总司令朱德电令八路军3个主力师积极作战，策应第五战区。从济南一路向南狂飙的日军，是装备了70余台坦克、100多门重炮的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曾担任过驻华武官。这个所谓的“中国通”不曾想到，在运河边上的这座小城，他的“铁军”遭遇了“滑铁卢”。

武汉保卫战中，国民党军对敌发射迫击炮

战幕，首先在台儿庄以北80公里的滕县（今山东滕州）拉开。滕县，同样是运河边上的小城。30多架飞机呼啸着掩护，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步兵、骑兵7000余人向滕县发起进攻。滕县城内，鲜血浸透。最后时刻，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领残缺不全的警卫连队发起冲锋，一个排的战士瞬间全部阵亡。就在即将被日军包围的时候，腹部受重伤的王铭章，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喊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壮烈殉国。城内的300名伤员集体引爆手榴弹……

台儿庄以东，临沂阻击战战场，中国军队给了日本第五师团沉重一击。张自忠指挥第五十九军夜渡沂水，直插敌阵，毙伤日军2000余人，死死拖住了这支号称“钢军”的日军。此时的台儿庄古城，已然人间修罗场。日军凭借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攻入城内。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下令：炸毁运河浮桥，切断退路，背水一战。阵地一次次被夺回，又一次次失去。每一条街巷都堆满了如山的尸体。当池峰城又一次组织敢死队，许诺赏每人30块大洋时，浑身是血的敢死队队员高呼：“我们命都不要了，还要大洋干什么？胜利以后在我们坟前立个碑就行了。”

台儿庄大战，歼敌1.1万余人，俘敌719人，缴获大炮70余门、坦克40余台、装甲车70余辆。抗战老兵许德厚曾经回忆，战后的台儿庄，街上的手榴弹木柄碎片3寸多厚，日军的钢盔在运河河道中堆积成丘……

一支中国军队快步前行，增援据守台儿庄抵抗日军的部队

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陷。3天后，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至此，中国沿海、沿江全部被日军封锁，国际援华物资几乎只能依靠缅甸至昆明一条通道。20万云南民工自带锄、镐、橇、锤，风餐露宿9个月，在崇山峻岭间筑起一条1146公里的高原公路。青壮年大多已经开赴前线，1233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几乎是靠着老弱妇孺一筐一筐挑出来的，道路每延伸一公里，就有3个倒下的躯体化作生命路标。美国总统罗斯福专门指派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实地考察滇缅公路。詹森回执说：“修路时物质条件异常缺乏，缺机器纯系人力开辟，全靠沿途人民的吃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为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能企及。”

中华民族，没有比这4个字更让炎黄子孙热血沸腾的了，没有哪一次战争像抗日战争这样牵动着华夏儿女的心了。仅仅在1939年，海外华侨捐款就达13亿元法币，而当年全国战争经费也不过18亿元法币。1939年3月7日，一部名为《四万万人民》的纪录片，在美国上映。这部由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拍摄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纪录片，让正在陷入黑暗的世界看到了东方的曙光。

中流砥柱

1938年10月27日，武汉会战结束，“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陷落。当天夜里，东京10万人“提灯夜游”。占领武汉这座通往中国腹地的战略枢纽，让日本的战争狂人陷入狂欢之中。日军大本营宣称：中国战场已近尾声。

几乎同一时间，黄土高原上，一场决定战争走向的会议已悄然落幕——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为夺取抗战胜利勾画出了路线图：坚持长期作战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策略。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部署。

还在两年前——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就鲜明判断：“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

窑洞里的预言，像悬在民族命运夜空的北斗。

1937年10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骑兵营向晋察冀边界山区挺进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而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开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诞生。紧接着，一一五师以吕梁山为依托，一二〇师以管涔山脉为依托，一二九师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相继创建晋西南、晋西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毛泽东指出：“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将以八路军为主体。”由此，他作出了被历史证明最为英明的决定：到敌人后方去！

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创建根据地形势图

1937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埃文思·卡尔逊几经周折，从上海来到晋察冀，与八路军一同行动两个月，亲身体验了敌后战场的游击战。在后来向美军高层的报告中，他写道：“我相信，八路军是世界上最严于律己和自制的一支军队。即便中国其他部队放下武器，这支力量也会一直继续抵抗日本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被罗斯福总统破格晋升为少将，受命组建一支像八路军那样的队伍。卡尔逊以5:1的比例严格挑选了1000名士兵。这支“美军中的八路军”，不仅取得了美军对日作战的第一场胜利，而且改变了美军只重视大规模作战的传统。他们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工合》。卡尔逊也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3位海军陆战队将领之一。

这是1938年1月至2月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战报—

1月8日，在娘子关击毙日军40多人，击毁汽车25辆。

1月10日，在平定县击毁日军汽车16辆。

1月22日，在晋东南歼敌200余人。

2月1日，在忻县歼敌200多人。

2月8日，占领定县县城，歼敌300多人。

2月10日，在正定歼敌100多人。

2月18日，破击太原，共歼敌500多人。

2月18日，在蒲县伏敌，击毙击伤敌600多人，俘虏60多人。

2月22日，在冀西长生口歼敌130多人。

2月22日，在石口歼敌200多人……

看似冰冷的数字，实则是滚烫的热血写下的火红诗行。从全面抗战到武汉失守，15个月时间，国民党军队由北向南后撤1800公里，从东往西后撤700公里，丧失东部13个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同样在这15个月之内，挺进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作战1.5万余次，歼敌5.1万，部队从5万余人壮大到18万人。至1938年底，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已基本完成战略展开，依托根据地进行的游击战捷报频传。中国战场上出现了一幕战争奇观：战略上处于内线作战的国民党军，在防御作战中节节失利；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在进攻作战中迅速推进，开辟出广阔的敌后战场。

这年岁末，东京又一次提灯游行，日本天皇照例骑着白马立于桥上，接受膜拜。只是，这时的天皇已经不再意气风发。中国战场的大规模用兵，严重动摇了日本的经济基础。仅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不到9个月时间内，日本连续4次追加临时军费，总计高达77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3次对外战争军费总和的3倍。

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彻底破产，不得不如毛泽东所料进入持久作战。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同是山河屏障，民心向背才是真正的天险。显然，采取片面抗战政策的蒋介石没有看到这一点，将人民群众视如水火的国民党军队也做不到这一点。

太行山北端的涞源，因涞水源头而得名，是晋察冀边区最早的“对敌斗争模范县”。1939年11月3日，日军进犯涞源，八路军一次歼敌将近600人，生俘日军13人。

消息传来，驻扎在张家口的阿部规秀亲率他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1500多日军，分乘90辆大卡车，气势汹汹地向涞源扑来，却没料到八路军早已在黄土岭一线狭长的山沟里预设了“口袋”。几天之后，日方广播确认，被八路军炮击毙命的正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日本媒体报道称，“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中将级指挥官的阵亡，是皇军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

也是在1939年初冬，江南抗日义勇军奉命西撤江阴，36名伤病员留在阳澄湖畔一片叫作沙家浜的芦苇荡中养伤。败血症和洪水，夺去了11个人的生命。活下来的25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一支4600多人的抗日队伍。同一时间，国民党第三战区23万大军躲到皖浙赣山区消极避战，再也没有组织起对日军的有效进攻。

后来，记者好奇地问陈毅：“江南水乡没有山，新四军靠什么对付敌人？”陈毅回答：“靠人山，人民群众就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正是有了人民群众这座靠山，在山区，八路军、新四军如鸟投林；在平原，在水乡，八路军、新四军隐介藏形、如鱼得水。

百团大战，从1940年盛夏持续到当年严冬，战线延绵2800公里，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伪军18688人，摧毁日军据点2993个，破坏放占区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苏联《红星报》评论：“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战中最辉煌的战绩。”百团大战的战果，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震动了日本朝野。日军从此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进攻，一面向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伸出诱降之手，一面集中更大的兵力，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

冈村宁次，日本陆军“三羽乌”之一，侵华战争的急先锋，上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仅仅一个月，就开始了对晋察冀边区的疯狂“扫荡”。他别有用心地将这次大“扫荡”命名“百万大战”，为百团大战之败“雪耻”的意味十分明显。这时的侵华日军，仅在华北就部署了9个师团和14个旅团。

“清乡、蚕食、扫荡，烧光、杀光、抢光”，1941年至1942年，日军出动兵力83万，“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中1000人以上170次、1万人至7万人30次。所到之处，烧毁房屋、抢走牲口，于水井中投毒，不问男女老幼，一律杀死。华北大地，变成了“出门跨壕沟，抬头见岗楼，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的人间地狱。

从1941年起，国民党政府也背信弃义，不但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还以20万军队配合日军对延安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背信弃义的还远不止这些。这年1月，正在奔赴抗日前线的4万新四军在皖南茂林突遭国民党重兵袭击，7000抗日健儿的身躯没有倒在民族解放的疆场上，却倒在了中国人的枪口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封锁，锁不住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而战的雄心壮志；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扫荡”，荡不灭根据地的抗日烽火。

一边是日军的“铁壁合围”，一边是八路军的“翻边战术”。在山东敌后战场，针锋相对的一幕出现了。1941年第一场雪裹着刺刀的寒光降临，日军纠集3个师团、4个旅团的主力，对沂蒙山中心地带“铁壁合围”。这是抗战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就在日军“铁壁”即将“合围”之际，罗荣桓率部从大山间隙中巧妙穿插。跟随部队行动的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用一篇题为《无声的战斗》的通讯，记录了这次发生在日军眼皮底下的突围行动。不幸的是，这位著名的国际友人，牺牲在了后来的战斗中，年仅44岁。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逊·福尔曼，这样描写过抗战时期的一个中国地区：“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方法，便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地道由许多人工洞口连通起来，形成一串竖直或倒置的Ｕ字形，在里边自卫是容易的，只要有一根垒球棒就够了。”福尔曼记述的，是1944年秋季晋绥边区的抗战。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告诉福尔曼，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当地军民已用这种战术摧毁了128个日军据点。

地雷战的故乡山东海阳，爆破英雄于化虎、赵守福运用地雷战炸死炸伤日伪军303人。河北阜平，民兵英雄李勇带领的爆破组炸毁日军汽车25辆，炸死炸伤敌人364人。

从河北到山东、山西，无处不在的地雷，成了日军步步惊心的“噩梦”。日军独立第三旅团第六大队代理大队长菊池重雄在日记里写道：“地雷战使我将官精神上受威胁，使士兵成为残废。尤其是要搬运伤员，如果有5人受伤，那么就有60个士兵失去战斗力。”

在高高的山冈上，在密密的丛林中，在遍野的青纱帐、芦苇荡里，八路军、新四军锤炼出了一整套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战法：麻雀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神奇的战法，不仅是日本，也是世界上任何一本军事条令中所不曾有过的。虽然，敌后抗日军民没有铁甲战车，但整个大地都成了抗日军民的装甲和伪装。无从知晓抗日烽火到底燃起于万里长城的哪个垛口，然而，当中国老百姓的磨盘下、炕头上都变成了抗战烽火台，侵略者就陷入了汪洋大海。正如福尔曼在评价华北军民地雷战时所说的：“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些原始武器的效果优良，而是在于它清楚地反映出人民的作战精神。一个人有相当大的勇气，才能面对敌人可怕的现代化武器想出这些‘微不足道’的抵抗方法。”

14年浴血抗战，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伤亡60余万人，其中八路军牺牲团以上干部728人、新四军牺牲的团副参谋长和政治处副主任以上干部323人；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牺牲团以上干部171人、东北抗联牺牲团以上干部249人。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开幕，这时的全国党员数量已经达到121万。而在全面抗战之前，这个数字还仅仅为4万。同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

也是那个春天，美国记者派西·福拉斯在《1945年的延安》一文中写道：“如果预言说，在本年年底以前，延安会成为中国军事和政治力量的中心，也不算太轻率。”

遍地英雄

1940年2月23日，元宵节第二天。杨靖宇倒在了林海深处，中弹的右手鲜血直流，左手紧紧握着手枪。身后，是一棵挺拔的樟子松。英雄倒下的地方，一片雪白、血红。那是他拼尽一切保卫的土地。那个地方叫蒙江，如今的吉林省靖宇县。那一天，是杨靖宇35岁生日过后的第10天。

一个叫作作谷隆一郎的日本军官命人用军刀剖开杨靖宇的腹部。他想弄明白，这个在茫茫雪地中被围困整整40天的抗联司令究竟是吃了什么，才会拥有这么顽强的战斗力？

草根、树皮、棉絮，就是日军从杨靖宇胃里找到的一切。岸谷隆一郎目瞪口呆，“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时间回溯至1936年，也是一个大雪纷飞的2月，东北党组织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和反日联合军等抗日武装统一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任第一军军长兼政委。同年7月，第一、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杨靖宇担任总司令兼政委。

那是活跃在南满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半路埋伏、长途奔袭、化装袭击……杨靖宇率部征战四方。在老百姓心中，杨靖宇的队伍是黑夜里的星火；在侵略军的眼中，杨靖宇的队伍却成了搅得他们不得安宁的“满洲治安之癌”。

七七事变后，东北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物资保障基地。日本关东军从九一八事变后的1万余人猛增到10万余人，对南满的“清剿”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

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有人曾经建议杨靖宇暂时撤离凶险的南满，杨靖宇斩钉截铁地说道：“如果我在南满坚持，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有一杆抗日大旗。因为我走了，这杆大旗也倒了，那老百姓对抗日也没希望了。”

那一年的东北，大雪一场紧接着一场。队伍被日伪军重兵包围，在茫茫林海与冰天雪地中熬过了长冬，又熬过了春节。1939年12月24日，杨靖宇身边尚有400余人；1940年2月15日早晨，当杨靖宇再一次被敌人发现时，身边只有7名战士。

杨靖宇牺牲前几个小时，上山砍柴的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撞见一个步履蹒跚的身影，远远望去就像野人，走到近处一看，杨靖宇脸上、手上全是冻疮。杨靖宇已经5天5夜没有进食。赵廷喜劝道：“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杨靖宇沉默片刻，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赵廷喜哪里知道，如果杨靖宇投降，日军非但不杀，还许诺让他出任“满洲国”的“军政部部长”。

据伪《协和》杂志报道，枪杀杨靖宇后，一名日军高级军官不仅“一点也没有感到快乐”，反而“呜呜地哭起来”。后来，那个命人用刺刀挑开杨靖宇腹部的岸谷隆一郎夜夜噩梦，命人将杨靖宇安葬在保安村西岗上，还在墓碑背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日本投降前夕，岸谷隆一郎毒死妻女后剖腹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英雄，是困境中的挺身而出，是绝地中的向死而生，是连敌人也不得不敬佩的人。

14年孤悬敌后，东北抗联牺牲的军级干部就达30余人。第二军政委魏拯民、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四军军长李延平、第六军军长夏云杰、第七军军长陈荣久、第十军军长汪雅臣……每一个人的事迹，都是厚厚一本书。

白山黑水间的枪声渐次寥落，中原战场的烽火陡然冲天。杨靖宇牺牲3个月后的同一天——1940年5月23日，张自忠灵柩由宜昌运往重庆。此时的日军重兵压境，宜昌城即将沦入敌手。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防空警报与悲壮的军乐声交织。然而，“十万自发送殡的百姓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视敌机盘旋蔑如也”。

1940年5月16日下午5时，湖北宜城十里长山，身中7弹的张自忠，与500名将士一道，洒尽最后一滴血。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9岁。日军电台广播说：“张自忠总司令以临危不惊、泰然自若之态度与堂堂大将风度，从容而死，实在不愧为军民共仰之伟丈夫。”

这是枣宜会战的第16天。面对日军重重包围，张自忠脱下灰布军服，穿上了引人注目的黄呢军装，以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出现在肉搏战的最前线—显然，他根本未想生还！东渡襄河之前，张自忠留下绝笔书：“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字字句句尽以杀敌报国相许，却无一言留与家小。

将军牺牲当晚，第三十八师和第一七九师组织敢死队，杀向日军阵营，拼死抢回了他的遗体。夫人李敏慧得知丈夫殉国的噩耗，平静地将家事一一安排好，把自己反锁屋内，绝食7日而亡。

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所有阵亡将士中军衔最高的将领。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吾华。重庆、延安举行集会，痛悼一代战将张自忠。毛泽东亲笔题词：“尽忠报国。”

“遍地英雄下夕烟。”当每一个人都抱定必死之决心，当一个民族都把尽忠报国作为生死关头的选择，再深的黑夜也终将被燎原之势撕裂。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1942年5月25日，日军重兵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一带。负责断后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坚持到最后一刻才突围，把37岁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巍巍太行。

左权牺牲的第二天，1942年5月26日，在远离太行山几千公里之外的缅甸，中国远征军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伤重不治。

太平洋战争爆发，应美、英盟军指挥部要求，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1942年3月，戴安澜带领第二〇〇师作为先头部队率先入缅，重创日军，解救出被围困的英国军队。5月的缅甸已是雨季，整天瓢泼大雨，戴安澜的伤口感染化脓，无药可换。带伤在丛林中行进了8天，在距离中缅边境40多公里的地方，戴安澜终于坚持不住了。随从问：“您有什么话？”已经说不出话来的戴安澜在地图上一指—就从这里过。然后，这位铁一样的汉子让人把他扶起来，朝着祖国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

38岁的戴安澜殉国的时候，4个孩子中，最大的刚满13岁，幼儿尚在襁褓之中。3个儿子取名复东、靖东、澄东，意思是要勇敢出征，打败日本鬼子；女儿名叫藩篱，意为守护好家园。每一个名字都与抗日有关。

毛泽东用一首40字的五律，高度概括这位铁血战将的一生：“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含泪为他的黄埔学生题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1955年春天，病榻上的林徽因，最后校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图样。缠绕碑座的花环纹样，是林徽因和着失去亲人的泪水写成的诗行。

1937年，湘西一场夜雨，让流亡途中的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邂逅了8名航校学员。这群不到20岁的青年人，自此成了她的“弟弟”。第二年，林徽因三弟林恒放弃清华学业投身航校，这支队伍里有了她9个弟弟。航校毕业时，林徽因和梁思成还作为“名誉家长”，参加了他们的毕业典礼。此后4年，噩耗如雪片般传来：叶鹏飞、黄栋权、林恒、林耀……9个弟弟，9份阵亡书，每一次都让林徽因泪如雨下——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百年耻辱，一朝雪洗，笼罩在中华民族头上的阴霾一扫而光。毛泽东说，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