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遥远的俄罗斯冬宫博物馆，收藏着两幅徐悲鸿的早期抗战美术作品，《猫》和《狮》。1933至1934年，这两幅作品随徐悲鸿主持的“中国绘画展览会”在欧洲诸国巡展，辗转至苏联。最终，徐悲鸿亲手将其捐赠给冬宫博物馆。这并非偶然之举，而是一次饱含深意的文化行动。它让彼时的

遥远的俄罗斯冬宫博物馆，收藏着两幅徐悲鸿的早期抗战美术作品，《猫》和《狮》。1933至1934年，这两幅作品随徐悲鸿主持的“中国绘画展览会”在欧洲诸国巡展，辗转至苏联。最终，徐悲鸿亲手将其捐赠给冬宫博物馆。这并非偶然之举，而是一次饱含深意的文化行动。它让彼时的苏联人民在展厅中看到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使这份来自东方的坚毅精神与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产生共鸣。

《猫》是战猫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日军的炮火轰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举国上下陷入存亡关头。就在这一背景下，徐悲鸿挥笔画下《猫》，并题识：“不堪回首，壬申危亡之际，悲鸿。”寥寥数语，已将画家心中的痛楚与愤懑倾注其中。作品看似平凡，却寓意深远：它并非单纯描绘一只猫的形态，而是借猫之形，寄民族之神。

画面中央的猫，弓背竖毛，四肢紧绷，双眼圆睁，死死盯住前方的威胁，随时准备跃身而起。它显然已被逼到险境，但仍不肯退缩。那炸立的毛发与紧张的姿态，传递出濒临搏斗的紧迫感。这不是一只家常闲猫，而是一只临战之猫。它的形象，正是当时中国的写照：在强敌压境下，身形虽弱小，却绝不屈服，哪怕以弱搏强，也要奋起抗争。徐悲鸿通过对动物本能姿态的精准捕捉，将其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把一幅动物画变成了一首抗战的视觉战歌。

徐悲鸿选择猫的意象极具匠心。在徐悲鸿的艺术谱系中，他的代表作常以骏马、雄狮等形象寄托民族精神，那些作品以力量的外显传递中华民族的豪情。而《猫》却另辟蹊径，以渺小的形体承载伟大的精神。它没有张扬的雄浑，却有低沉的坚韧；没有外在的力量展示，却有内在的灵魂强度。在徐悲鸿的笔下，猫被提升为民族精神的承载体，正是这种含蓄的表达，使其在群像式的抗战美术中格外鲜明。所以，《猫》的价值在于“不以强见强，而以弱见强”。它以小搏大的姿态，生动折射了中国在强敌面前的困境与坚守。正如淞沪抗战中的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抵御现代化武器，这只紧绷待发的猫，正是他们最贴切的象征。

从艺术语言来看，《猫》延续了徐悲鸿“中西融合”的创作道路。猫的形体结构、肌肉张力，展现出西方写实主义的严谨功底；而毛发、枝叶与石块的背景，则是中国写意笔墨的自由挥洒。写实与写意的结合，使画面具有真实可信的张力。西方素描塑形的精确，与东方笔墨的灵动在此交融，形成了一种独属于徐悲鸿的艺术语言。而这种语言并不为形式而形式，而是为表达民族精神服务——这是他一以贯之的艺术主张。

画面的构图与氛围也颇为考究。上方的枝叶与下方的石块营造出一种压迫感，仿佛象征着危机四伏的外部环境。猫被置于中心，成为唯一的视觉焦点。它的目光炯炯，仿佛穿透纸面直射观者，让人感受到一种无声的警示与呐喊。整幅作品虽无硝烟，却比刀兵更具震撼力。画面之静，恰烘托出民族危亡时刻的凝重。观者在凝视中，能体会一个民族集体情绪的压抑与爆发。

《狮》是静狮

《猫》以弱小之身，弓背竖毛，如箭在弦，象征民族在强敌压境下奋起抵抗的战斗意志，是“动”的化身；《狮》则以庞大的身躯伏身潜藏，凝神注视，象征我们伟大的民族在危机重压之下的忍耐与沉毅，是“静”的代表。徐悲鸿通过动物的两种姿态，将民族在抗战前夜的双重状态——弱小而勇于战斗的决心与庞大而忍辱负重的意志——凝聚为一个完整的视觉寓言。由此构筑起民族生存策略的两面性：既要有立刻的奋起，也要有耐心的等待。

所以，这头狮不是咆哮的狮，而是一头静狮。它低伏于岩石与草丛间，身躯厚实，鬃毛丰茂，双眼凝视前方，神情安静而专注。它没有扑击的姿态，而是以屏息凝神的方式耐心等待。那是一种在静中蓄势、在忍耐中等待的力量。狮子的眼神尤为关键。它并非像《猫》那样充满紧张与激动，而是深沉地注视远方，仿佛在审视前路的目标。它的沉默不是屈服，而是自持；它的安静不是软弱，而是耐心。这样的狮子，恰恰传达出一种战略性的忍耐：在必要时保持静止，在关键时刻爆发全部力量。这种寓意，正与当时民族所处的处境相呼应——在暂时的困境中保持定力，在沉默中孕育反击的可能。

从艺术语言来看，《狮》的笔墨颇具意味。与《猫》的细致描摹与结构紧实不同，《狮》的笔法更显潇洒简约，鬃毛与背景多以逸笔草草的方式挥写而出。几笔纵横，就带出毛发的飞动；几道淡墨，就点出岩石的形质。草草之中，反而更显神采。徐悲鸿在此并不求繁密的工细，而是以简练的笔触营造气势，把狮子那种潜伏与静候的状态传达得更加凝练有力。笔墨的留白、线条的简化，使得画面呈现出一种空寂与肃穆，更好地衬托了狮子的安静与坚忍。

若把《狮》与徐悲鸿后来创作的狮子题材连贯来看，更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精神谱系。《负伤之狮》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作品，狮子带伤而怒目吼叫，象征民族在战火中的苦难与抵抗；《会师东京》则是抗战即将胜利时的群狮昂首，象征民族昂扬的胜利与尊严的恢复。三者之间递进分明：《狮》代表危机爆发之初的等待与隐忍，《负伤之狮》代表战争中的竭力与不屈，而《会师东京》的狮子则代表最终的胜利与凯旋。

抗战精神的国际传播者

徐悲鸿选择一只猫、一头狮捐赠给彼时的苏联，向苏联民众解释中国抗战，及其承载的民族精神。这种胆大而简练的构思，体现出中国美术在意象营造上的深远智慧。它们没有繁琐的叙事，没有堆砌的场景，而是通过留白与逸笔草草的写意，生成了强大的思想张力。

所以，《猫》和《狮》超越了艺术品的范畴，成为抗战精神的国际传播者，一种跨国的文化见证。它承担着抗战美术和抗战精神对外传播的重任，将一个民族在危亡时刻的坚毅与反抗，通过天地生灵，传递给世界。艺术在这里成为无声的呐喊，成为跨越国界的力量。它让远在异邦的人们，在纸张前也能感受到中国人民在血与火中的抗争意志。据有关方面的档案显示，正是徐悲鸿宣扬中国美术的举措，促成苏联加大力度寻求与中国政府的和解，为此后苏联援华抗战，起到不小的作用。

如今，这两幅珍贵的作品仍静静置于冬宫博物馆，而本文重新诉说它们的目的在于，抗日战争期间，为打破地理的隔绝、政治的壁垒、文化的偏见，很多中国美术家如徐悲鸿一样，自发地携作品渡洋，用艺术的语言在欧美传扬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然而，如同《猫》和《狮》一样，这些作品及其故事却不显于世。现在，它们在哪儿？带它们进入异域他邦的先贤是谁？它们藏在何处，著录信息里面还有什么故事？我想，回答这些问题，理应成为中国美术家的一种文化自觉，使之成为伟大的抗战精神的重要部分。

来源：文汇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