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译文为“The Pulse of the Archive”， 作者为安·劳拉·斯托莱（Ann Laura Stoler）。 作品为《沿着档案的纹路》，Along theArchival Grain: Epistemic Anxieties and Col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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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为“ The Pulse of the Archive ”， 作者为 安·劳拉·斯托莱 （ Ann Laura Stoler ）。 作品为《沿着档案的纹路》， Along theArchival Grain: Epistemic Anxieties and Colonial Common Sense (2009) 的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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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春花

校：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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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章：两节的开场白 」

§ 「 Chapter 1 Prologue in Two Parts 」

人种学（Ethnology）尤其关注那些没有被写下来的东西。[它所处理的东西]与人们在石头上刻下的梦或是记录在纸上的东西不同。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1958）

书写的首要职能……就是为了方便奴役其他的人类存有。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1955）

第一节：书写及其帝国突变

1. 这本书关乎书写之力量与文献之质感，关乎书写在文字治理与殖民生活中所留下的痕迹，它还关乎记录在纸上的委身（commitments to paper），以及围绕此类这类铭写所展开的政治与个人工作。不止如此，它还关乎到作为期望与场所场所的殖民档案——它与舒适未来的梦有关，也与其在未来失败中所遭遇到的挫败有关。这本书试图询问的是：从帝国治理所依赖的文字形式中，有关其统治本质及其产生秉性（disposition），我们能学到什么？其中人们的注意力如何被训练，又被选择性向目标投射？简而言之，这本书所涉及到的恰恰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言的并非人类学之物（anthropology is not）。

2. 殖民政府作为社会类别的生产者，其拥有的巨大生育力创建出了种种社会类别。这本书所处理便是这些类别及其列举细目（enumeration），但它关注的并非是分类学（taxonomy）本身，而是环绕在文档与感性周围的无法肯定与迟疑踌躇。它始于这样一则观察：分类法规则所产出的充其量是一项杂乱无章且鸡零狗碎的冒险事业。而这些分类学在实地运作中也并没有显现出太多霸权性质。不确定的知识搭造出了知性理解的种种格栏；不安与焦虑所记录下的是事物在事件中的脱离常识感；认知论上的不确定性一再动摇帝国自以为一切井然有序的傲慢，这种傲慢源于文件对人群对分类，源于官方指令取得的适当成效，也源于殖民地公务人员——他们受过确保记录准备、流通、安全储存，以及时而将其焚毁的训练。

3. 在这些章节中，荷兰殖民档案文件与其说是有关殖民历史的叙事，倒不如说它是一种蕴含着种种历史的实质，它是能动且生成性的实质，而作为文档它拥有自身的巡游路线。那些在规定格式以及在档案边缘写下的内容，那些对官方规定的偏离以及在协定残页上所写下的文字共同生产出了行政装配（apparatus），而这一装配也向超出自身的空间敞开。与之装配对位的入侵既来自于治理走廊之外，也在政治走廊之中爆发——甚至就在它的核心位置之中。与官方公文冷峻得体的套话不同，这些档案记录了那些失衡之人心中活跃着的运动——他们的思想与感觉时而处在合适的位置，时而脱离。他们所使用的语调与性情，则传达出了在治理之内部空间中凸显出来的粗糙褶脊以及蕴藏在其种种命令之虚假清晰当中的困扰。

4. 如果如列维-斯特劳斯所强调的那样，人类学与那些刻在砖石与泥块上的东西“不同”，那么这本书所拥抱的便是另一种人种的文本（ethno-graphy）。令人恐惧的殖民视象与伴随而来的政策以一种过度的方式被刻在了文件当中，它也由此被凿入“石中”。它们的物质力量在精心设计的“苦力条例”（coolie ordinances）中得到了体现，这些被反复书写的条例确定了不自由的程度，从而维系了长期施加于苏门答腊种植园工人身上的胁迫与被囚禁状态。它通常以千百页错综繁杂的规划显现，进而为殖民中的种种尴尬设立一处安身立命的地方——就如那些混血孤儿。物质强力也被携刻在潜在反抗宛若幽灵般如影随形的场景之中，它要求士兵们在一旁时刻武装待命。

5. 厚度以公里计算的行政档案需要庞大的建筑来存放它们。随着文件在官方职级系统中愈发细致的逐级流通，塞满各类负责长官、副长官以及职员的政府办公室便也成了必需品。堆积的文件与石头层叠出的各类建筑既是明确断言了统治本领的纪念碑，也是官僚劳动各司其职的造物，它更是殖民国家用以宣称自身高效运转的奇巧诡计。

6. 殖民委员会、缺乏证据可却不断刊登的新闻报道，以及那些秘密公文，形态各异的档案蕴含着各自的政治内容，而它们旨在重塑人们感受：长者应以何种语言同年轻人说话，人们如何在家中生活的蓝图，这些展现出的是社会设计所盼望的愿景，然而这些任务往往无法被充分的实现。一边是家内安排中的细枝末节，另一边则是通用的社会种类；一边是可能的概率，另一边则是实证主义的证据；一边是有关过去的可知之事，另一边则是对未来的预测；一边是抽象的原则，而另一边则是敏锐的意识（即对于被管制的殖民地而言，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对寻日生活中的关注），治理代理者在两者之间进行着并不舒适的摇摆。殖民政府的中层与精英们都在这些事务上步履蹒跚，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情感无论是在自己职级的内部还是在被殖民者中都同样难以评估。对“理性”及合理国家（reasoned state）胡乱干预他物的优先性往往无法渗入到动情与依之中恋——无论是家庭还是其他形式。试图重新引导这些情感的方向——或是将它们消除——的努力，揭示出的是“种种认识论上的忧虑”[用洛兰·达斯顿（Lorraine Daston）与彼得·加利松（Peter Galison）的话来说]，也就是人们可以知道什么事情，以及如何知道这些事情。 [1] 从他们试图塑造情感性状态的努力到监控种族本体论的参数中，我们能够读出他们对自身所知识种类的混乱评估，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以及他们通常不知道什么？

[1] 洛兰·达斯顿与彼得·加利松，《客观性》（Objectivity）（New York: Zone, 2007）,35.

8. 因此殖民档案中的各类文档并未在它们完成之际化作死物。所谓“存留下来”的东西并没有“被丢弃身后”或是成了过时的老土。在荷属印度，这些殖民档案犹如某种军械库，它会为了配合新的治理战略而被重新启用。那些因应过往事务而被打磨出来的文档，可以被征用来书写新的历史、可以为了新行动的发起而被重新分类、可以为了抵御那些对帝国主权及其教化主张的指控而用来更新强化安全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列维-斯特劳斯对书写与剥削的并接精确捕捉了帝国工程与殖民情景。 [2] 然而，正如殖民研究在近十年来一再强调的那样，对剥削的追寻与对启蒙的追寻并非相互排斥，相反，这两项工程是深深纠缠在一起的。

[2] 这句话原文为：“当书写首次登台亮相时，它似乎更支持对人类物种（mankind）的剥削，而不是对人类物种的启蒙……如果我的假设正确，那么书写的首要职能，其作为一种交流模式，就是为了方便奴役其他的人类存有。”（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论书写[On Writing], 见《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New York: Atheneum, 1964], 292）

9. 然而下文在留心那些“未被书写之物”时，也包含了某种列维-斯特劳斯式的人类学愿景。我在此并不是说人类学要去探寻“被掩埋的信息”或是那些将“真实”埋藏在表面之下与字里行间当中的阈下文本（subliminal texts）。相反，它试图识别出种种柔软可变坐标，它由殖民常识所构成，这种常识处在不断变化的帝国秩序之中，其中社会改革、权利与代表权问题，自由派冲动与更为明确的种族主义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因此随着帝国秩序的改变，常识也随之改变。在这里，我试图区分三类“未被书写”的东西：一类是因不言自明而“人人皆知”的未书写之物；一类是因尚无法被清晰表达出来的未书写之物；以及无法说出的未书写之物。同样，在关注“帝国秉性”——即如何过一种殖民生活，如何在帝国中并凭借帝国生活，以及如何实践它的映射——将列维-斯特劳斯对未被书写之物的坚持与被书写之物结合在一起，它再一次切中要害。

10. 但或许，未被书写之物在种种殖民本体论的编织中显得最为突出。我在此使用了“本体论”（ontology）一词，而它并不是分析哲学对世界种种事物之真实本体状态的「纪律化/学科化」探究。与之相反，我将本体论理解为一种有关事物被赋予的存有状态或本质，一种人们认为事物能够在任何领域中存在或可以如此存在的类别，以及归于它们的具体属性（attributes）。正如伊恩·哈金（Ian Hacking）所写的那样，本体论指的是某种“随着命名的历史动力而进入到存在状态之中的东西。” [3] 因此追寻一种“历史本体论”就需要我们去做只有哲学本体论研究可能会做，但更多时候他们没有去做的研究：即识别出分配事物之本质且不断发生突变的方式，以及作为其言说之基础的具体时空。 [4 ] 从表面来看，本质这一观念隐含着稳定性与固定性，这意味着人群与事物有着持久不衰的特性（properties）。但如果我们能从种族种类的殖民本体论中学到什么，那么我们所学到的便是这类“本质”是千变万化而非固定不变的，它屈从于一次又一次重新构述（reformulation）。

[3] 伊恩·哈金，《历史本体论》（Historical Ontolog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

[4] 关于种族在本体论层面的这些图标，以及它们被重新指派时所表现出来的可塑性，可参见我的“种族的历史及其真理机制”（Racial Histories and their Regimes of Truth），载于《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11 (1997): 183–206.

11. 那些认为存在能够区别社会种类之“本质”的主张与那些认为种种本质不会随着时间变化且长久稳定的设想是完全不同。在东印度群岛，殖民官员不断在找寻新的办法来固定社会种类的性质（quality）——尤其是业已指派的属性在新殖民行政管理制定排斥与豁免的刻度层级时显得明显时。这类重新评估动摇了人们所依赖的认知习惯。正如我在整本书中所讨论的那样，此类认知习惯并不是业已存在的被动之物，而被实现出来的、带有预期性的状态。这些认知实践不仅被记录在殖民档案中，也通过公职官员必须撰写的各类文书体裁而得到发展与落实。

12. 因此这些档案不仅仅是对行动的描述，也不仅仅是对人们认为过去发生之事的记录。当人们在想象中能够且可能让统治的头衔与不断变化的帝国世界相契合时，它也记录了人们的不确定与疑惑。尤其重要的是，它们还记录了人们在殖民新情景中对不断涌现事物的“追寻”。本体论既是生产性的，也是反应性的，它带有预期却有常常落后于在地情景。因此有关救济赤贫白人的问题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变得日益突出时——这些辩论又预示了二十世纪有关宗主国国家福利政治中的种族问题，即哪些穷人值得救助，哪些又不值得，以及哪些曾被视为充分的种类划分变得不再够用。而民族志感性在这种充满预兆、概率与推测的堂吉诃德式的狂想空间中有着独特效力。

13. 我在此所关注的许多“事件”实际上根本算不上“事件”。有时（就如第四章）我将其称为“无事件境”（non-events），因为它们记录着从未发生之事。同样，我所关注的事件往往并非是荷属东印度殖民史与后殖民历史书写（historiography）中的核心事件。事实上人们认为其中许多事件都没对后世造成多少影响。第四、五章讨论的欧洲赤贫委员会（The European Pauperism Commissions）几乎从未进入到历史书写之中； [5] 而第三章所研究的1848年5月，又克里奥尔欧洲人与“印尼混血人（Indos）”组织的示威活动，在荷兰殖民史研究中也仅有零星提及。 [6] 同样，在荷兰殖民政策研究的历史书写中，第四章所描述的为混血儿童设立的手工艺学校与农业殖民地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5] 有一个重要的例外，乌尔贝·博斯马（Ulbe Bosma），《卡雷尔·扎尔贝赫：印尼欧洲人的记者与斗士》（Karel Zaalberg: journalist en strijder voor de Indo）(Leiden: KITLV, 1997).

[6] 研究荷兰政治分歧与社会批判历史的荷兰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大不相同——他们为其专门安排了一章，虽然位置边缘。

14. 无论是在荷属东印度还是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荷兰，印尼欧洲人（Indo-European population）的历史——即那些具有“混合”血统的人（通常是欧洲父亲与土著母亲所生）——都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 [7] 然而对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殖民圈子所谓的“印尼欧洲人问题”（the Indo problem）而言——它曾激起了从轻蔑、同情、怜悯、恐惧到鄙夷的相互矛盾的情感——如今人们在讨论时往往会忽略过去一个世纪围绕该议题而不断被丰富的档案，这些档案令行政工作耗费了大量精力，但却时常被忽视。

[ 7] 本书各章中零散地提及了一些相关著作，但若要快速查阅这一庞大文献，可参见保罗·范德·维尔（ Paul W. van der Veur ）的《印度尼西亚的欧亚混血者：一部政治-历史的文献目录》（The Eurasians of Indonesia: a political-historical bibliography）(Ithaca: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1971).从殖民末期开始，关于“印尼欧洲人”的小说和戏剧就得到了大量出版，而这里仅仅引用了其中一部分。以荷兰语出版的回忆录也出现了复兴。正如塔塞尔·波尔曼（Tessel Pollman）与英格丽德·哈姆斯（Ingrid Harms）所指出的那样，“Indo”这个词，在五年前尚且不可使用（除非由印欧混血者自称），到了1987年却再度得到了普遍使用，甚至成为一种荣誉的标志。参见塔塞尔·波尔曼与英格丽德·哈姆斯，In Nederland door omstandigheden（Den Haag: Novib, 1987）, 9.在那些由印欧混血者重新认领“Indo”这一名称及其历史的出版物中，可以参考例如：保罗·范德普（Paul van der Put）的Het boek der Indo’s: Kroniek(Rotterdam: Indonet, 1997)；以及弗兰克·奈因多夫（Frank Neijndorff），Nederlands-Indië: Een familiegeheim（Den Haag: Nederlandse Document Reproductie, 2001）。我的讨论并不延伸至二十世纪早期之后。关于印欧混血者在东印度的政治运动史，可参见彼得鲁斯·布卢姆贝格尔（J. Th. Petrus Blumberger），De Indo-Europeesche beweging in Nederlandsch-Indië（Haarlem: Willink, 1939）；以及白石隆（Takahashi Shiraishi）在《运动的年代：1912–1926年爪哇的大众激进主义》（An Age in Motion: Popular Radicalism in Java, 1912–1926）（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中，对推动早期大众激进主义的“印欧混血者—爪哇人—华人”联盟的讨论。另可参见维姆·威廉斯（Wim Willems）的几部论文集：Indische Nederlanders in de ogen van de wetenschap（Leiden: Centrum voor Onderzoek van Maatschappelijke Tegenstellingen, 1990）；Bronnen van kennis over Indische Nederlanders（Leiden: Centrum voor Onderzoek van Maatschappelijke Tegenstellingen, 1991）；以及Sporen van een Indisch verleden, 1600-1942（Leiden: Centrum voor Onderzoek van Maatschappelijke Tegenstellingen, 1992）。在最引人注目的印尼欧洲人政治史著作包含了一些关键人物的传记，例如上文提到的博斯马的研究。

15. “印尼欧洲人问题”在某些时刻要比其他时刻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比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纪初，它被视为某种民族主义运动的前奏；三十年代，类似于法西斯的祖国俱乐部（Vaderlandsche Club）接过它们的诉求，要求在荷兰控制的新几内亚获得定居的土地权利； [8] 五十年代独立之后，许多印尼欧洲人被逐出印度尼西亚，他们或是逃往南加州、澳大利亚和南非寻求庇护，而最令人不安的或许是逃往荷兰。

[8] 见德罗赫莱弗（P. J. Drooglever）的重要研究，其本人在De Vaderlandse Club, 1929-1942（Franeker: Wever, 1980）中讨论了这一古怪且失败了的联盟。

16. 但是，十九世纪模糊命名的“Inlandsche kinderen”——这个可以指代混血儿、印尼出生的荷兰人以及在本书中占据核心位置的赤贫白人——现如今则几乎无人记起。 [9] 这并不是因为殖民官员没有写过关于他们的内容。恰恰相反，国王与总督、地方官员以及各种社会工程师都痴迷于书写他们的福祉、家庭、道德、语言、抚育与怨憎——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复仇与潜在的颠覆性倾向。虽然他们既未发动任何叛乱，也没有因自己的事业而产生任何烈士，但这一事实大体上也没有减轻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高度恐惧情绪。正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看到的那样，认为Inlandsche kinderen饱含着被压抑的怒火并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论，其所指向的是其他东西：多里斯·萨默（Doris Sommer）在另一语境中将其称为殖民统治的“奠基性虚构”。 [10]

[9] 保罗·范德·维尔博士的论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参见他的《印度尼西亚欧亚人的社会政治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a Socio Political Study of the Eurasians of Indonesia）Ph.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1955.“Inlandsche kinderen”一词在这些文件中拼写和大小写不一（有时写作“inlandse kinderen”，有时首字母大写，有时则不是）。我遵循具体引用文件中的写法，并未修改调整。而到了1918年，“inlandsche kinderen”仅仅是指土著人口中的儿童。

[10] 多里斯·萨默，《奠基虚构：拉丁美洲的民族浪漫》（Foundational Fictions: The National Romances of Latin Americ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7. 存在于被统治者之间的惊慌失措实际上是对“欧洲”至上这一扭曲逻辑所进行的抨击，它静默且持续不断。这些挑战以出乎意料的形式出现，它表明帝国在贯彻原则时并没有（且也不可能）同自身保持一致。Inlandsche kinderen体现并揭露出的是远超土著人口范围的虚伪——即并非所有欧洲人都有权利，而权利与种族也并不总是能联合在一起的；对于这些不连贯性的觉察是显而易见的，而它也在帝国实践者自身的表述中得到了表现。

一处殖民的切口

18. 在十九世纪荷属东印度有四千多万人被归为Inlander（本地人），有数十万人被归为“外来东方人”，还有数万人被归为“欧洲人”（这一类人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激增至三十多万）。在这种比例下，人们可以想象的是，有关数目相对较少的Inlandsche kinderen的争论不过在分散并拖延人们对更紧迫事务的注意。但是种种“次要”的历史不应当被误认为是琐碎的历史，它们也不是图标性的（即仅仅是其他事件的缩影——那些发生在更大中心舞台的事件）。我在此使用次要历史所标记出来的是一种差异化的政治性情，同时也是一处批判的空间。 [11] 它留心于那些在“主要”历史中可能会被替换的感觉结构与力量结构。 [12] 这并不是说有关Inlansche kinderen的行政焦虑讲述了一则真正的帝国故事。这也不是说此处所关心的问题以某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变得比那些精心设计的法律、经济、军事与力量基础设施要更为重要（它被设计出来，以征服、胁迫，并控制那些被指称为土著的人口）。相反，这是为了在治理权术中识别出一处症候性空间，一种类似于变音符号的东西，它强调了运动中的认知习惯以及那种谨慎，带有预期性却又往往在记录中展现出暴力特征的条件性时态（tense）。

[11] 我在这里想到福柯对“陈述/事件”之构成的描述：

它是在历史侵入中出现的；我们试图考察的是它所造成的切口，它那不可化约——而且往往非常微小——的显露。无论它多么平凡，无论其后果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无论它出现后多么迅速地被遗忘，无论我们认为它多么鲜为人知或被曲解，一条陈述始终是一种事件，其语言与意义都无法完全穷尽。它无疑是一种奇异的事件……它与书写的动作相关联……[它]在手稿、书籍或任何其他记录形式的物质性中为自己设下了一种残余的存在；像每一个事件一样，它是独一无二的，但也可能被重复、转化和重新激活。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1972], 28）

[12] 我在此对“次要历史（minor history）”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与德勒兹与瓜塔里有关“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的观念相呼应，但并非完全一致。在他们的描述中，少数文学始终具有政治性，充满“集体价值”，并且其语言“受到高度去疆域化系数的影响”。参见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与费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卡夫卡：迈向少数文学》（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16-17.

19. 这里存在一个类别，它无法因为肤色或种族而得到充足且可靠界定，或是被涵括其中。事实上人人都知道“所谓的Inlandsche kinderen”但很少有人能对他们是谁，以及数量多少一事上达成共识。而且如哈金所言，仅仅通过命名无法唤来并确保一套共同的属性。如果知识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切割”[就如福柯（Foucault）所指控的那样]，那么我们在此所处理的知识便参与到了这种自我切割之中，这是一段历史带有长且深的切口。 [13] 它在种族的肉体上割下切口，划开了白人特权的法律窥见，劈开了公共福利的历史，并且它更是切入到了那种自负之中，即认为知识越多就越能确保帝国的经久不衰。

[13] 米歇尔·福柯, “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收录于《福柯读本》（The Foucault Reader）,保罗·拉比诺编（Paul Rabinow）（New York: Pantheon, 1984）, 88.

20. 列维-斯特劳斯曾（恶名）昭著地写道，“对一切知性理解的追寻而言”，历史是一个不错的出发点，只要人们“能从中脱身”。 [14] 但是迅速的退出比他那句金玉良言所暗示的还要危险，且更为妥协。在帝国情形下，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选项。我所谓的“殖民历史的水印”被不可磨灭地铭刻在过去与当下之中。水印的可见性取决于角度与光线。它既流露在表面的浮饰中，也深入其骨髓。我在此使用水印一词，指的是一种历史的签名（signatures），它既无法被刮除，也无法在不毁坏纸张的情况下去除：水印事无法被擦拭掉的。政府发明了水印，将其作为保护手段来防范货币和国家文件的伪造。1848年，通过将某些区域变成“浮饰”，“暗调水印”（shaded watermark）的发展提供了了一种“色调上的深度”。

[14]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262.）

21. 本书的每一章都可以视为一道水印，暗调阴影提供了色调上的深度与气质，它使帝国治理及其部署的浮饰变得更为鲜明。水印技术最初是为特权者而设计的，他们使用的工具刻下了他们的权利与自身的印记。而在这些在文件上的浮饰，其虽然源于特权者的工具，但这些被刻下的印记有时被用在了其他目的上。与防伪水印不同，这些章节采取的含义与“伪造”恰恰相反。在“counterfeit”的社会词源中，其在十三世纪出现时也包含了一种相反含义——这是一种批判立场。其承载意义的不是虚假或模仿，而是源自“contrafactio”——即“设定对立或对比”。这些水印所拥抱的正是这种对反性的游戏。它们所抵制的唯一“伪造”，便是那些认为根本没有水印、也没有印记的主张，而这种主张仅仅是光线沿着其他更具权威的方向所投下了更深的阴影。

第二节：荷属东印度的档案习性

22. 档案藏品的典型特征并非是它的透明性，本书深入讨论的荷兰殖民档案也并非例外。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在“可触及性”的意义上不可为人所接近：并不是因为大量档案仍被列为机密或是被封存了起来，也不是因为档案管理员态度不友好，抑或是因为需要难以获得的许可才能进入；不是因为阅览室过于拥挤、排满了迫不及待的论文写作者（就像普罗旺斯-艾克斯[Aix-en-Provence]的法国殖民档案馆那样），或是文件已经破损不堪，抑或是禁止使用电脑与钢笔，更不是因为档案难以寻得，或被安置在了难以抵达的地点中。档案卡片（Fiches）可以通过邮件预定，缩微胶卷也早已经制成，就这些标准来看，位于海牙中央火车站旁的国家公共主档案库（Algemeen Rijksarchief），其馆藏的荷兰殖民档案是最易于使用、也是最现代化的档案库之一——它有着配备空调的官场大厅和多台电脑终端。

23. 但是“可触及性（accessibility）”这一问题在十九世纪荷属东印度的殖民行政中确实存在，而这一问题并不能通过当下借调和检索档案所依赖的目录编号来解决。这种所谓的不可触及性，更多与殖民统治所依据的原则，以及作为支撑的那套“常识”有关：什么样的问题被视为政治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如何以纸面形式沿着殖民官僚体系的路径流转？更重要的是，“触及”还取决于一个人有关殖民印尼史的知识——它不仅涉及到指挥体系的结构，也涉及到了人们对危险的认知是如何变化的。

24. 鉴于此，令人惊讶的地方则在于很少有研究殖民印尼的学者真的描述过指导这些档案撰写的工作方法，或者那些塑造了报告、问责与决策循环的行政形式，而这些循环反过来又决定了文件的密度、数量频率，交叉引用与筛选的程序。如果荷兰的殖民印尼史学者可以默认那些存放于Algemeen Rijksarchief（AR）的荷属东印度的官方文书，其组织方式早已是人们的共识，那么这种假设对于外国学者而言则是不成立的。

25. 由于殖民事务部（MK）的档案是按照时间顺序而非主题来整理的，因此我们无法轻松地按主题来处理它们。索引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按主题检索的入口，但作用十分有限。真正重要的是具体的人名与日期。然而也并不说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就可以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理解殖民常识与理性到底如何将社会种类与殖民事物的政治秩序结合在了一起。可就如我在全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即便如此也还不够，因为那种“常识”始终处在修订中，并且它在实践中不断发生变化。在档案中航行意味着我们要描绘出存在在其中的多重想象：哺乳在某一时刻被视为是无害的事情，但在另一个时刻却充满了政治意味，它使托儿所曾一度变成了一个时态性的种族问题；某些事情被提格为“事件“；某些问题激起了公众关注或被秘密监察，从而变成了法语所谓的“事务”（affaire）。简而言之，对欧洲赤贫者或被遗弃混血儿童的兴趣本身毫无意义——除非你知道他们在什么时间、对什么人、因何种原因而具有了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得受制于国家关切——由于其所生成的文件和强制要求撰写的报告一再堆积，它早已远远超出了人们对证据与因果的需要。有些文件与所提问题相矛盾，有些则勉强有相关性。并且还有一些则反过来抵触“有用信息”的硬性要求。

26. 在常常混乱且令人困惑的档案世界中——我得坦言，在二十五年的研究后，我也只了解并处理过这个世界的其中一小部分——我试着取得那一丝丝的明细。本着这种精神，我似乎有必要对我所邂逅的官方材料聚簇进行描述：描述其运动的航线以及围绕它们聚拢起来的那些有时出人意料的文件。

27. 本书所引用的大部分档案文件都来自Algemeen Rijksarchief（现称为国家主档案库[national archief]，它位于位于海牙的普林斯·威廉-亚历山大[Prins Willem-Alexanderhof。该一档案库拥有荷兰体量最大的馆藏，其厚度总计达九十三公里。它于1802年作为Rijksarchief建立，并在1918年向公众开放；殖民事务仅仅是其浩瀚馆藏中的一粟，这些馆藏还包括了大量地图、家族档案；国家重要人物的私人文书、政府机构（如荷兰议会）的档案，以及宗教组织的档案。它还保存着庞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档案，该公司自十七世纪初起便以荷兰国家的名义行使主权，当时它在广大地区中享有着对所有荷兰贸易的官方垄断，直到公司于1799年破产为止。

28. 本书所涉及的时期大约是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与荷属东印度相关的大部分档案收藏于殖民部（MK）的档案馆中，该机构由1814年的皇家敕令所设立，并一直延续至1959年。在1845年之前，爪哇与荷兰之间的往来必须绕道好望角，历经数月才能抵达。直到1845年，经由埃及的较短邮路，即所谓“陆路邮递（landmail）”（有时称为“陆路邮政[landpost]”），才使得殖民事务大臣与总督之间的协商——以及前者对后者更直接的控制——变得更为快捷。 [15]

[15] 关于殖民地大臣鲍德（J.C. Baud）（1840–1848）与总督罗许森（J.J. Rochussen）之间大量“半官方”与私人通信，可参见三卷本的De semi-officiële en particuliere briefwisseling tussen J.C. Baud en J. J. Rochussen, 1845–1851（Assen: Van Gorcum, 1983）.

29. 根据1869年5月28日的官方法令，总督（GG）被要求分别就“一切重要事件、程序、提案及其他事务”撰写报告，并在必要时附上相关支持文档的副本。 [16] 这一法令催生了一种特殊的行政文书，它被称为邮寄报告（mailrapport, MR），其传递方式独立于普通邮件，直接加急送往海牙。

[16] 完整文本可在以下网址在线查阅：

30. 邮寄报告（mailrapporten）由驻巴达维亚的总督撰写。每份报告由一张对折的大页纸组成，上面写有对当前问题的概要说明；其中则另附了支持性文档。因此，概要报告虽然出自总督之手，但邮寄报告中所包含的文件却可能有着多种渠道

31. 邮寄报告被归类为“geheim”（秘密，通常标记为X），或者保持未标记状态。由于殖民部档案直到1918年才向公众开放（即本书所讨论时期的末尾），因此“秘密”的问题从未与公众接触有关。所谓的geheim意味着人们要采取谨慎的措施，以将这类文档的流通限制在行政体制内，然而正如我在第二章所指出的，许多事项根本算不上“秘密”。“秘密”这个说法仅仅是一个行政标签。附加的文件可能会被基层官员标注为“vertrouwelijk”（机密），它更多是一种警示与评估，而非正式的行政类别。

32. 在荷兰殖民档案中，更为重要的分类是“verbaal”（Vb）“verbaal”由殖民事务办公室拟定，其内容可能是一项法令、一份信息要求、一项决定，或是对总督（或其他人）邮寄报告的评论。由于“verbal”包含了大臣的指示（同样写在对折的大页纸上），以及他在撰写指示或作出决策时所参考或认为相关的材料，因此邮寄报告及其附带文件常常会被纳入到“verbalen”之中。“verbalen”按发出日期的时间顺序编排。但其中的报告和信件可能跨越较长的时间段。关键在于首页：大臣文本在开篇时往往会提及总督之前的来信，而“verbal”则正是对此作出的回应。其次，它会列出此前被视为相关或被征引的文档清单。这种标注体系不仅创造了纸面痕迹；它还在时间上留下轨迹，从而构成一种行政上的前例谱系，以及一种可能被忽略或被追溯的隐性相关性体系。例如，1872年12月4日的一份“verbaal”（登记为 V 4 December 72, no. 35/1888）注明大臣已经阅读了总督1872年8月26日的来信，并已“注意到了”其他文件，其中部分被列为“exhibitum”，即相关材料。这份“verbal”具体则引用了1858年至1872年间的另外六份文件。

33. 1870年代的Verbalen在标题页上印有主题标语，如1872年12月4日verbaal的标题便是“东印度慈善机构补贴”。但这只反映了该verbaal的部分内容；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慈善，它专门针对三宝垄、巴达维亚和泗水这些城市中心的孤儿院——在这些地方聚居的大部分是欧洲人，同时也是他们贫困后代及被弃混血子女最终落脚的地方。文件附上了一封来自巴达维亚驻地长官的信，信中提到无依无靠的赤贫欧洲人数量在不断增加；另一封来自教育主管的信则提供了详细的费用和物资清单——为每个被收容的孩子分配的毛巾和枕头数量、棉质内衣和裤子等。就我在此处理的主题而言，这份verbaal并不是最有趣的，但它确实向我们表明，寻日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到了那些在殖民行政最高层间传递的文件之中。

34. 至于第五章讨论的那份有关东印度赤贫欧洲人但却并未出版的委员会报告，它是在各部分完成后逐步送交总督的。殖民事务大臣则可能在其答复时将全部或部分文件汇集在了一起。从1872年为贫困欧洲人成立委员会，再到1874年最终报告提交（并决定不公开），期间产生了大量verbalen（尤其是V 25 April 1872, no. 15/626,和28 March 1874, no. 47/506）。在“政府对荷属东印度欧洲人口的抚育与教育的关怀”（“Staatszorg van opvoeding en onderwijs ten behoeve van den Europeesche bevolking van N.I.”）这一标题下，1874年3月28日的verbaal则引用了另外二十四份文件，它既提供了一条展示先前讨论与决策的系谱，同时又作为选择性引文地图提供了一张文献清单。

35. 这类verbalen的主题标题既可能掩盖却也可能揭示其内容，进而引出生成这些文档的种种政治合理性。例如，在那部报告未出版的委员会信件中，其主题标题中同时提到了“抚养”（opvoeding）和“教育”（onderwijs），它表现出了一种全新的紧迫感（尽管这并非是新现象），它在处理育儿实践时将其视做为一种对国家的潜在威胁。政治危险潜藏于“混血”儿童所处的家内环境，以及这些环境所提供的误导性动情中。在这种语境下“抚养”一词的关注点便不像过去年代那样，即着力于为青少年设立的工艺学校，转向对更早的阶段进行介入，即针对年幼儿童的身体“发育”以及他们“心灵”的习性。其中提到的“欧洲人口”引出了本书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这些报告中所讨论的大多数儿童，其在法律上并未作为欧洲人而被承认——他们不会说荷兰语，并且居住在欧洲人居住区之外。

36. 在殖民地大臣与总督之间的这种“官方”沟通回路中，其中交织的声音不仅限于官方声明所涵盖的范围。就第三章所讨论的1848年的五月示威而言，其包含的详细报告数量惊人：它们对参与者指名道姓；人们对发生事情提供了多个支离破碎的版本；谁参与其中、这些人多么有颠覆性、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众多叙述则表明这些幻象式推测则之间则存在着种种争议。在1848年，收录其中的文档深入到了巴达维亚的街头与城郊远处——那里士兵已经荷枪实弹待命。这些文件在巴达维亚副驻地长官与驻地长官之间、驻地长官与总督之间、总督与殖民事务大臣之间、以及殖民事务大臣与荷兰国王之间的往来。但在那个月，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沟通席卷了整个巴达维亚：请愿、书信和公告，这些沟通把欧洲人的叛国威胁、共产主义影响、印尼欧洲人的反叛、欧洲的革命，以及国家对“父母愤怒感受”中所潜在政治力量的担忧，都置于行政恐惧的核心位置中，并几乎将每一页都写满了。

37. 总督罗许森（Rochussen）与殖民事务大臣鲍德（Baud）之间的出版信件则是从他们“半官方”及私人往来中搜罗到手的，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以揭示他们对Inlandsche kinderen的共同蔑视以及毫无节制的轻视——这种态度体现了一种“常识”的语言，而这种常识在后来年份更为公开地渗透于“同理”政治之中。

38. 关于1848年5月示威及其性质最为关键的文件很少被那些少数试图撰写该集会的学者所引用。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该文档实际上是整整九年后才出现在殖民部长的verbaal中。二十年前，一篇有关范胡韦尔的简短论文曾提及过该文件，但无论作者本人还是其他学者都未曾利用过这份由巴达维亚驻地官员所完成的调查性询问记录。由荷兰语和马来语交替转录的访谈显示，有大量人员参与了示威，他们有些人受到号召加入，或者在前几天听闻了示威的筹划情况。 [17] 因此，即便我们确切知道日期和参与者，文件仍然会随时间和地点流失。有时，只有在这些文件被用来确认或将新困境视为旧困境的延续时，我们才得以“接触”它们。

[17] 参见赫尔曼·史塔波坎普（Herman Stapelkamp）“De Rol van Van Hoëvell in de Bataviase mei-beweging van 1848,”Jambatan 4 (3): 11–20.史塔波坎普将该文件标注为MK 571, resolution openbaar archief 8 Jan 1857, dossier no. 14.我感谢本雅明·怀特（Benjamin White）为我获取此文件，以及Algemeen Rijksarchief的范鲁伊（F. van Anrooij）女士供其查阅。

39. “殖民档案”占据的空间超越了官方指定的档案馆藏范围。邮寄报告和verbalen仅仅构成了文档生产之力量场的一部分。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查阅了小册子、书籍、报纸、法规、信件，涉及馆藏包括了荷兰语言文本、地域与民族学皇家研究所（KITLV）、热带皇家研究所（KIT）、荷兰皇家图书馆、莱顿大学图书馆、位于乌赫斯特海斯特（Oegstgeest）的传教士藏馆、国防部（MD）、中央家谱局（CBG），以及较少使用的雅加达国家档案馆（NA），其中大部分档案是我通过海牙的国家档案馆申请并寄送来的。对这一档案空间的描述并不是为了界定它的外部边界，也不是为了穷尽其包含与排除的内容，更不是要补述我所遗漏的部分。我的兴趣不在于官方国家档案的有限边界，而在于它们的剩余产出——也就是那些界定其内部粗糙褶脊与多孔缝隙的东西，以及那些被意料之外的阐释与书写形式所僭越的封闭空间。

40. 政治总结，已出版的殖民统计资料，以及当时在东印度群岛和荷兰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回应了官方记录，正如第四章关于殖民委员会的讨论所证明的那样。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记者与文人十分活跃，他们也大胆地批评了殖民政府的专制性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 [18] 我更为完整地引用了报刊及其他文章，尤其是那些与殖民政府的“常识”发生冲突的内容，以揭示这种所谓“常识”究竟有多么不寻常。但有时，我引用报纸只是为了说明国家“机密”是如何被广泛传播的。

[18] 例如，参见杰拉德·特尔莫尔斯霍伊森（Gerard Termorshuizen），Journalisten en heethoofden: een geschiedenis van de Indisch-Nederlandse dagbladpers, 1744–1905（Leiden: KITLV, 2001）；乌尔贝·博斯马，Karel Zaalberg: journalist en strijder voor de Indo（Leiden: KITLV, 1997；保罗·范德·费尔德（Paul van der Velde），Een Indische liefde: P. J. Veth, 1814-1895（Leiden: Balans, 2000）；艾哈迈德·亚当（Ahmat B. Adam）《脆弱的出版与现代印尼意识的兴起（1855年-1913年）》（The Vernacular Pres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Indonesian Consciousness (1855-1913)（Ithaca: SEAP, 1995）；以及关于较晚时期的，瓦尔拉芬斯（W. Walraven）Eendagsvliegen: Journalistieke getuigenissen uit kranten en tijdschriften（Amsterdam: G.A. van Oorschot, 1971）。

41. 有时，“官方”与“非官方”的界定边界难以辨认。政府文职官员撰写的报纸文章往往以从官方档案中摘取的材料为基础，而公众本不应当接触到这些材料。泄漏的信息渗透到了机密公文、私人信件以及被封存的档案页面之中，二者在文体上也存在重叠。被免职的多年以后，当弗兰斯·卡尔·法尔克（Frans Carl Valck）写信给女婿，告知外交部长希望与他谈话时，他在信件首页用粗体写下“geheim（机密）”，仿佛重新经历着那段自己早已被逐出许久的殖民事务。然而，这种官方礼制与法尔克私人世界之间的互渗，还在更为辛酸痛苦的层面上显现——第六章将对此展开讨论，例如，这位父亲兼文官有时会不自觉地在写给十岁女儿的信末署名，他写下的不是“爹爹（Papa）”，而是“法尔克（Valck）”。

42. 横跨弗兰斯·卡尔·法尔克生活与工作的档案，其广度（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由此将我们领向别处，它以另一种方式在殖民治理的层级中穿行。Binnenlandsch Bestuur（BB，内政管理机构）早已经决定了法尔科的命运——一个独立且强大的治理架构，掌管着印度群岛的行政机构，并在十九世纪中期确立起正式而僵硬的文职等级体系。当法尔科因履职表现而受到指责时，这条指责正来自于那位有影响力的Binnenlandsch Bestuur主管，他对此作出了尖酸的批评。

43. 我在这里所使用的许多文件，正是由Binnenlandsch Bestuur制作并送交总督的，而总督又将其转呈殖民地事务大臣。荷属东印度理事会（Raad van Indië）——总督的精英顾问团——常常在那些总督无法或不愿独自作出的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德利（Deli）事件还带我们进入到了荷兰军队与文职部门的关系之中：相关书信凸显了他们对危险的不同评估，以及他们之间沟通的低效与随意。

44. 弗兰斯·卡尔·法尔克的失败仕途，其故事本身又延展了了另一则殖民档案。在危机时刻、在提出特殊照顾的请求中、在度假期间、以及在被迫退休的死寂中，最富有的糖业巨头与地位最高的行政官员之间的家庭与友谊关系显露出来。简言之，这种延伸超出了Algemeen Rijksarchief的坚固围墙，在其晦暗处徘徊，使其倒影变得浑浊，使其阴影发生折射，有时甚至击碎了那个殖民主义的“玻璃屋”——一个无比恰当的称呼。

来源：时光漫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