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8年10月，作者李晓方（左3）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雅畈镇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程崇文（左1）、申子娥（左2）、王顺生在一起。图/李晓方提供

1998年10月，作者李晓方（左3）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雅畈镇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程崇文（左1）、申子娥（左2）、王顺生在一起。图/李晓方提供

随着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日临近，浙江杭州的退休干部李晓方更加忙碌起来。

他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一名侵华日军历史的研究学者。数月来，他钻研起了抖音、微信视频号等流行的社交平台，准备把自己30年来研究的“大部头”发到社交平台上，触达更多的年轻人。

回顾14年抗战历史，侵华日军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伤害，而很多隐性的战场伤害却一度尘封。比如，1945年的东京审判中，所有细菌战战犯被赦免了战争罪责。这些头顶“医学博士”名号的作恶者，战后摇身一变，成为了受人尊敬的社会名流。而细菌战的中国底层受害者们，在“恶臭、腐烂、反复发作”的怪病折磨下，痛苦度过余生。

出于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很多民间人士自发挖掘这段历史，孜孜不倦地追问、寻找、留证。原本毫无交集的人，意外开始朝着同一方向前进。

而李晓方就是其中一个。

怪病

1989年3月，18岁的安徽滁州青年李晓方从军入伍，因在家学医的经历，被分配至浙江金华某部医院服役。医院常有驻地乡村的老人来就诊，他们的病症很特殊：双腿溃烂数十年不愈，腐肉裸露，气味刺鼻，且都是几十年前就发病的老人。

“和南方常见的烂脚病不一样，这些老人的症状是弥漫性的、持续性的，当时就觉得奇怪。”多年后，李晓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最初的疑问。

两年后，李晓方调任部队政治部报道员，业余时间，常到驻地附近村庄散步。一个夏日午后，他在村头看到一位只穿了短裤的老人坐在村口石墩上呻吟，走近时，一股浓烈的腐臭味扑面而来——老人的双腿溃烂严重，伤口正往外渗液。

“我问他脚烂了多久，他说七八岁时就烂了，一直没好。”老人的话让李晓方心头一震。老人向他诉说，染上这个怪病时恰逢1940年代，是抗日战争时期。

据他回忆，“鬼子来村子扫荡撤退后，一夜之间村里就病倒了很多人。有发高烧的、上吐下泻的，还有像他这样烂脚的，当时四百多人的村子，死了一百多，烂脚的就有三十多个。”

这是什么怪病？为什么日军过后就出现？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萌生：“我要把这些老人的情况记录下来，揭开这个历史谜团。”

根据老人的年龄，李晓方推算怪病发作时间集中在1942年7月至9月间。据老人们回忆，此前当地没有人得过这种病，此后也没有。

他查阅史料发现，1942年夏季，日军发动浙赣战役，破坏浙赣铁路沿线机场。战役后期，日军秘密实施了细菌战，投放了“鼠疫、霍乱、副伤寒、痢疾、白喉、炭疽”等病菌。1945年，731部队少将军医川岛清被苏联红军俘虏。据他供认，他曾经就职的“731部队第一部”的职能，就是“准备细菌战的基础研究”。而这些细菌被大量用于中国南方省份。

老人的发病时间、症状，与日军在浙作战的时间线、炭疽杆菌的致病特征等完全吻合。李晓方发现，一切史料都对上了。

之后的数年间，从浙江金华开始，李晓方沿着浙赣铁路开始了调查。每到一个村子，他最怕听到的话是：“你来晚了，他们大多数都死了。”

世纪之初，距离日军侵华已过去六七十年，很多细菌战受害者在折磨中离开人世。李晓方调查发现，浙江金华汤溪镇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有的村子有上百人因‘怪病’而死”。此外，衢州的衢江区、柯城区、龙游县、江山市，江西的上饶地区等，也都出现过烂脚病人。

2002年，李晓方在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见到了日军细菌战幸存者华庆云，他的右腿刚烂断。图/李晓方摄

众多受害者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叫做华庆云的老人。

2002年10月，他在金华婺城区白龙桥镇下杨村寻访时，远远就看到有位老人坐在家门口痛苦呻吟。走近才发现，老人抱着的右腿已从膝盖处烂断，血水从腐烂的伤口一滴滴落在地上，难闻的臭味扑鼻而来。

老人名叫华庆云，1932年出生。大约10岁时，他随父亲上山干活，之后两人同时染上烂腿怪病。“先是起水泡，又痛又痒。之后是流血、溃烂，最深的地方看到骨头。”几年后父亲去世，17岁的华庆云也失去了行动能力。母亲死后，他一人靠着低保生活。

李晓方找到他的一周前，烂了多年的右腿从膝盖下断落。

“我问他断腿去哪儿了，他说早扔茅厕了。”当华庆云听到烂腿怪病是日军播撒细菌造成时，“他不敢相信，神情十分愤怒。”因为这场怪病，他在村里抬不起头，也娶不到媳妇，潦倒一生。

那一刻李晓方明白，细菌战的受害者不仅承受着身体痛苦，也在承受精神屈辱。他们把烂脚当成“怪病”，将痛苦和耻辱深深埋藏在过去。从不敢对外人言说。

寻访完这位老人后，李晓方一整个星期都睡不好觉，吃不下饭。老人的痛苦历历在目，李晓方承受着巨大的内心煎熬。

在李晓方离开一星期后，老人离开了人世。

调查

2000年12月，来自海南的黄有良(右)和陈亚扁，在日本东京打出她们亲手绣有“讨还血债，谢罪赔偿”的织品，控诉侵华日军的罪行。图/李晓方提供

几年时间里，李晓方利用业余假日，调查了数百位日军侵华战争里的受害者。这背后的压力不为人知。

起初的调查李晓方用的是业余相机，效果较差，为了给他们留下清晰的影像证据，李晓方决心购买专业的照相机、胶片、摄像机，“当时整套买下来要3万元”。在1997年的金华，这笔钱可以买下一套70平米的房子。而李晓方当时月薪仅三百多元。

他硬着头皮做妻子的工作，说服妻子拿出2万元的买房钱，之后他又向亲友借了1万多元，才凑够了器材钱。可这件事被岳母得知后，绝食抗议，批评他“迟早会搞垮这个家”。

2005年6月，当战友们忙着转业找工作时，李晓方还在海南村寨里做调查。后来到地方报到时，新同事都好奇：“这个人怎么这么黑，脸上还晒脱皮。”——那是他踩着泥巴路挨家打听一个月的“成果”。

调查、出书、收购抗战历史实物、慰问幸存者，李晓方说“自己前后花了数百万元”。工作之余都投入到外出调查，他与家人聚少离多。有一次，儿子对他吐露心声，“爸爸，我都快记不得你长什么样子了”。李晓方听后，心里酸楚不已。

2005年，时值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李晓方想将初步调查成果汇编成书，却屡屡碰壁。出版社要么拒绝，要么要求他自费出版。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白手起家的乡镇企业家朱重庆伸出援手，慷慨捐助18万元。多年后，李晓方依然记得他说的话，“小伙子，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支持你。”

最让李晓方感到压力的，是业界和学术界的看法。

起初，很多人并没有把烂脚病与细菌战联系在一起。李晓方记得，有出版社编辑看到书稿后质疑道，“你有专家报告、医学证明吗？单靠一堆烂脚照片就说是细菌战受害者，开什么玩笑。”

此外，李晓方还找到了当地多家医院皮肤科专家论证，他们也初步判断，“这些是南方常见的烂脚病，难以看出与细菌战的关联。”

2000年，当李晓方带着多年调查的两百多位老人的照片、口述记录的书稿，连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著名细菌战研究专家郭成周时，最初得到的也是类似答复。

年轻的李晓方并不气馁，他恳求郭教授给他一次当面汇报的机会。之后，他背上装满资料的背包赶赴北京。在郭教授家的客厅里，两人把史料、照片铺满地面，一遍遍核对。

“郭教授把有关731部队的档案史料、炭疽杆菌的病理资料摊开，而我把老人的口述记录、病症照片对应上去，他慢慢被说服了。”郭教授肯定了他的调查成果，让李晓方信心倍增。

2005年5月，《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一百多位受害者的照片和口述，其中封面选用华庆云老人抱着断腿的照片，“731 细菌战陈列馆把这张照片放大，占了整整一堵墙。”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名誉会长、革命家白介夫先生，为该书作了题为《一部重要历史文献》的序文，称“填补了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攻击的历史空白”。

遗憾

2002，李晓方在“第四届日本侵华史学术研讨会”上作《侵华日军使用炭疽战新诠证》报告。图/李晓方提供

为了能更好地做好历史调查，李晓方选择在42岁那年提前退休。很多朋友为他惋惜，“你不要退休待遇了？”而他自己早已在心中做好取舍。

30年来，李晓方早已把侵华日军受害者研究当成了一项事业。从细菌战鼠疫、霍乱受害者，到幸存慰安妇，再到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实录等，他跑遍了大江南北，也曾多次遇险。

2011年5月，李晓方在重庆调查大轰炸幸存者时，遭遇车胎爆胎。“车辆在高速上滑行一分钟才停下。”李晓方回忆，当时同行的大轰炸幸存者蒋万琪当场犯了心脏病，立马掏出速效救心丸服用，这才得以平复。

还有一次是2015 年11月，李晓方到山东调查时，夜间遇到零下七八度的低温天气。大雪纷飞，路面湿滑，经历车辆爆胎，多次抛锚，两三百公里的路他开了整整一夜。

最沉重的负担，是精神上的压抑。

倾听受害者讲述悲惨往事时，李晓方常常流下眼泪。调研的困境和经济的压力，也沉甸甸压在肩头。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变得紧绷、易怒。

李晓方曾委托一位年轻学生帮忙整理重庆大轰炸与南京大屠杀事件里幸存者的资料，结果“刚整理几个，他就不干了”。李晓方追问后对方才道出原委——幸存者的经历，让他精神上倍受煎熬。最明显的就是“睡不着、掉发”。

而李晓方自己，在 2012年体检时被查出甲状腺恶性肿瘤。“医生说，长期精神高度紧张、心情压抑是主要诱因。”

目前，李晓方已出版8部专著，寻访到各类受害幸存者三千多名，其中细菌战幸存者八百名、中外幸存慰安妇一百多名。目前，他的第九本书《隐痛：日军遗弃毒气弹、炸弹受害者纪实》正在出版中。

但是他也有遗憾。

“之前出版的书，每本印3000册，总共才2万多册，能看到的人太少了。” 李晓方意识到，传统出版的传播力有限，而新媒体能让历史记忆触达更多人。

为了让这段历史触达更多人群，李晓方正计划把日军侵华战争里的受害者口述视频剪辑成短片，适应新时期传播形势。截至2025年8月，他在社交平台账号“晓方说暴”已更新了共112集视频。

多年的寻访、调查，让李晓方接触到了众多战争亲历者，通过他们搜集到历史的实物四千余件。这些人生碎片里，折射者普通人的战争岁月。

李晓方一直有个心愿，未来能筹建一座抗战幸存者纪念馆。多年记录的口述历史，与这些承载着温度的实物相互映照，共同向后人诉说那场战争的残酷真相。

“不是为了记住仇恨，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重申和平宝贵。”他说。

“没有结束的战争”

202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新史料，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图/视觉中国

回顾抗战历史，相较于正面和敌后战场上的翔实记载，细菌战更像一个“秘密战场”。它造成的伤害一度湮没于历史迷雾，不为人知。

据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罪证，在1945年8月日军即将战败之际，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在撤退前发布严令，要求所有队员不得向外界承认部队身份，禁止部队成员之间相互联络，不得担任公职。

该部少年班原队员须永鬼久太、长沼久夫等人的口述证词显示，该部参与制作细菌炸弹，而日军也“将细菌战视为长期计划而推进”。

二战结束后，实施细菌战和活人试验的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祸首均在东京审判中被免于起诉，逃脱法律制裁。

世纪之交，有在日留学经历的王选带领细菌战受害者，多次起诉日本政府，引发国内外关注。在这场持续多年的细菌战诉讼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2002年首次裁定，“二战”期间日军曾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并由此使居民感染鼠疫、霍乱，造成多人死亡。但是，原告赔偿、道歉的诉讼请求却被驳回。

“中方败诉”的消息传回国内，让很多关注细菌战的人受到震动。

从电视中看到王选事迹的李晓方下定决心，“无论多难，也要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录下来。”同一年，时任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以采访王选为契机，开启了23年研究细菌战的“第二职业”。

南香红后来回忆，她一度不太想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她把相关资料都拿到地下室去，总是反复洗手，觉得键盘上都是细菌，有时候吃饭也会想到。但越往后做，南香红“也看到了极恶之外的至善”。

在细菌战这次反人类恶行中，正义的审判一度缺席。

2002年11月，侵华日军731部队少年队员田村良雄来到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向细菌受害者谢罪。李晓方在现场拍摄了这难得的一幕，而这张照片也被用在南香红的报道中。

2003年9月，北京大学举办“第四届日本侵华史学术研讨会”，郭成周与李晓方共同参会，作了《侵华日军使用炭疽战的新论证》报告。李晓方回忆，当时郭教授讲细菌战史料，而他讲了八年来炭疽受害者的调查成果。他们用充分的证据说明，论证了中国南方“烂脚怪病”的老人正是日军侵华时期的炭疽、鼻疽受害者。

同样受邀参会的王选，则利用医院调查及数据说明，日本在中国使用了炭疽, 大量人群在同一时间、地点发病。

2005年7月，南香红在《南方周末》发布近六万字长文《极罪：没有结束的细菌战》，随后出版《王选的八年抗战》。

三个原本毫无交集的人，意外开始朝着同一方向前进。

202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第80年。关于细菌战的研究并没有画下句号。

年过七旬的王选，整理出细菌战诉讼的电子资料，捐献给档案机构，用于建设“细菌战诉讼档案数据库”。

南香红完成了长达64万字的非虚构著作《没有结束的细菌战》，记录细菌战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对日本政府提起的持续多年的集体诉讼。

李晓方仍在奔波，他计划在广东、山东、河南、海南等13省继续展开侵华日军暴行幸存者调查。

在这场“没有结束的战争”里，他们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也要给历史一个答案。

南方周末记者 毛淑杰 南方周末实习生 钟婧

责编 姚忆江

来源：南方周末